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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
送交者:  2023年03月25日15:15:24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采取伟大的战略措施,下令广播和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凭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自己末日即将到来,急急忙忙调兵遣将,把黑干将陶铸、王任重之流塞进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当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把斗争的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对准资产阶级司令部时,刘、邓一撕几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赤膊上阵,迫不及待地炮制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控制局势,镇压革命。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围绕着工作组问题。激烈地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刘、邓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指使工作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干扰”、“抓游鱼”,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妄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坚决支持革命派起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急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面临被刘、邓一伙扼杀的危险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持制定了《十六条》。他老人家以最大的决心,最宏伟的胆略,最果断的措施,公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号召和率领亿万文化革命大军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
《在炮打司令部》和《十六条》的光辉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下旬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传达。它向全党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武装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五月十七日
中央文革理论调查组曹轶欧等同志冲破前市委、陆平、彭佩云黑帮的种种阻挠到北大对陆平、彭佩云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鼓励北大革命派起来造反。

五月十八日
林彪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五月二十二日
北京饭店会议开场。会议集中了前北京委和市人委各级干部五百八十四人(其中很多是三反分子或者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由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凡主持,李××〔注:李雪峰。——编者注〕亲临会场,作了三次报告。会议利用黑帮“斗”黑帮,使他们逃避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给牛鬼蛇神设置了一个安乐窝、避风港。这个黑会是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北京饭店会议直到七月底才被迫收场。

五月二十五日
在五一六《通知》的光辉指引下,中央文革、康生等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大学革命左派多年积聚起来的对陆平黑帮的阶级仇恨迸发了。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一《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在“三家村”的顽固堡垒里燃起了一把革命烈火。揭穿了宋硕、陆平、彭佩云黑帮,把斗争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的当派。五二五大字报是五一六《通知》的光辉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五二五大字报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惊慌失措,陆平黑帮开动全部反革命机器,猖狂反扑。晚上,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召集大专校党委书记开会,污蔑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影响很不好”,宣称“党员不要贴大字报,作为一条纪律。群众要贴可以劝阻。”深夜十二时许,刘少奇邓小平指派李××〔注:李雪峰。——编者注〕同志和刘、邓的黑干将张彦(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匆忙赶到北大,先和黑帮分子陆平、蒋南翔密谋后,向党员和团员干部作了讲话,挥舞“党纪国法”“内外有别”的大棒,批评大字报泄露了党的机密。并给陆平打气,要把“运动领导好”。这个讲话影响极坏,在群众中引起了混乱。一场反革命的围攻开始了。

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一日
刘、邓扣压五二五大字报,给支持北大革命派的康生同志施加压力。陆平黑帮困兽犹斗,大肆围攻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燕园内黑云乱滚,革命火种有被扑灭的危险。
刘、邓黑司令部调兵遣将,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杨植霖、郭影秋、谢堂忠、穆欣等得力干将塞进中央文革,妄图控制要塞,负隅顽抗。

五月二十九日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暴风雨的前夕,在白色恐怖下,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喊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左派思想的绝对权威”的伟大口号,秘密组织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支“红卫兵”。六月初,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北大附中、二十五中、矿院附中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等革命组织。
红卫兵在誓词中这样写道:“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红卫兵从诞生那天起,就以大的生命力活跃于政治历史舞台上,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一个伟大的新生事物。

五月三十一日
陈伯达同志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不会自己跑掉。陈伯达同志亲临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并作了重要讲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冷西对《人民日报》的垄断地位崩溃了。从此,新生的《人民日报》代表毛主席革命司令部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号令。


六月三日
①《北京日报》登载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撤销陆平、彭佩云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该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的决定。《人民日报》第二天也转载了这一消息,这是革命道路上新的绊脚石。
②在李××〔注:李雪峰。——编者注〕同志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的同时,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赵凡、万里、陈克寒等粉墨登场,拉起了新市委书记的红带子,干反革命的勾当。新市委急忙出“安民告示”:“大中学校一律不停课。要停最多两三天。”李××同志在市委机关一手制造了“六三事件”。说革命干部写批判他五五在北大讲话的大字报是“造谣”“暗流”“阶级斗争的反映”,并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于是,市委机关中给李××同志贴大字报的人受到了长达半月之久的围攻,二百多人重点挨整,全市委机关百分之八十的人作检查,不少人被打成“右派”“政治商人”。
③刘少奇、邓小平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急忙召集各部负责人会议,违背毛主席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擅自决定给各校派工作组。说什么:“没工作组不行,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夺权单位要派,群众起来原党委失去信任的也要派。”“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刘少奇还忧心忡忡地对胡克实说:“我要离开北京几天,你们要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啊!”他们把北京抓在手里,企图搞成一个“样板”,向全国推销。
陈伯达等同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坚决反对派工作组去镇压群众运动,坚决抵制刘邓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刘邓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
于是,他们到处调兵遣将,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继六月五日张承先进驻北大建立临时政府后:
六月五日,邓小平派工作组进了北师大附中;
六月六日,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进了北师大;
六月八日,北航院党委迎来了以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
六月九日,叶林带着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开进了清华园,
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组成的地质部邹家尤工作队到了北京地质学院;
薄一波从工交各部抽调大批干部,陆续派住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
胡克实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学校;
仅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刘邓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
……
“树欲静而风不止”。前门赶走了虎,后门又溜进了狼。
刘少奇、邓小平炮制了反革命的“中央八条”,作为工作队的灭火“指南”。且看是些什么货色:“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是日,新市委火速传达。李××同志还特派××代表他到当时的革命最活跃的北大传达“八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师生眼最亮,当晚,北大等校贴出了反对“八条”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八条”是“框框”“压制革命”。

六月四日
《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
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邓小平的保举下,黄袍加身,混进中央,就任中央常委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并窃取了中央文革“顾问”头衔,把手伸向《人民日报》、卫生部、高教部、学部等单位,充当刘邓黑司令部的“接收大员”,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

六月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高度赞扬、全力支持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精神。文中指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一个典型。”社论向全国人民严肃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那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六月六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一文,《人民日报》同日转载。
康生同志到北大看大字报,十分赞扬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但张承先却把这样的大好形势说成是“乌七八糟”扬言要寻机“反击”。

③清华园在沸腾。“蒋家王朝”见革命师生起来了,就用加课、考试来压制,制造“一万对七百”的虚假多数进行围攻。还提出了反动透顶的口号,什么“保卫校党委就是保卫党中央”,什么“保卫蒋校长”,“我们最最敬爱的蒋校长姓‘马’”等等。是日晚,北大革命同学突破张承先的包围圈,冲进蒋南翔的封锁线到清华点火。揭露蒋贼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的所谓“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等罪行,蒋记黑校党委恼羞成怒,亲自导演了所谓的“辩论会”,围攻、谩骂北大革命同学和清华革命师生,然后派人将北大的同学押送出校。这就是清华发生的“六七事件”。

六月八日
①《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号召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②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师生赶走了宋××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院才四天。但是,宋××还未走,又来了朱春和(邮电部政治部主任)工作组。朱吸取了他的老弟宋××死保北邮院党委而垮台的教训,使出了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法术。然而,不到四天,革命烈火又烧上了朱春和。

六月十日
毛主席在杭州又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当时陶铸在场。

六月十二日
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前高教部长、前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停职反省。刘邓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次日,北京新市委宣布,叶林工作组代行该校党委职权。
清华工作组一上任,不发动群众,不把矛头针对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到处给群众泼冷水,污蔑革命群众是“乌合之众”,“像一群羊”,实行“横扫一切”政策,把清华大学基层和上中层干部共五百多人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赶“上楼”,“放职罢官”、“靠边站”。他们说:“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清华党是黑党”。他们还逼着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学习刘少奇的黑修养,搞人人过关,并强迫他们劳改。对于一小撮真正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之流却关怀备至,加以保护,实行典型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六月十三日
①陶铸违抗毛主席的指示,调他的亲信张平化、李剑白组成工作队到中宣部和中南地区镇压文化大革命,宣布“现在是工作队专政”。同时又派张际春(旧中宣部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指定张际春为学部文革组长,操纵学部运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②陶鲁笳琼开邮电学院第二个工作组被赶,慌忙拖着肥胖的身体,笨猪般的赶到北邮,叫嚷:“我相信,你们工作组是革命的,朱春和同志是彻底革命的,王子纲同志也是革命的。”“你们的根子就是我们,就是党中央、毛主席。”陶鲁笳刚走,革命师生就贴出了大字报《五问陶鲁笳?》《请看陶鲁笳的保票》等等。

六月十四日
①《红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社论,又一次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中的“五大法宝”。
②清华大学革命小将迎着风浪,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指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现工作组不可信任”。接着,六月十六日,蒯大富等同学相继贴出同样的大字报。

六月十五日
高教部的革命干部揪出了蒋南翔之后,陶铸急忙让他的亲信刘仰桥代理部长。革命群众坚决反对,又揪出了刘仰桥。是日,陶铸又匆匆赶到高教部,传达了所谓“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正式宣布“何伟同志兼高教部部长职务”(何伟,旧教育部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社论痛斥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反动逻辑,写道:“这些家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是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社论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过渡’,决不能搞‘合二而一’,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这是彻底的革命精神,它大大地武装和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六月十七日
北师大附中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当晚,工作组策划了一场围攻这张大字报的所谓“辩论会”。会后,邓小平的女儿邓×〔注:邓榕。——编者注〕向邓汇报,问邓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一手把反工作组的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右派”。

六月十八日
“于无声处听惊雷”!
北京大学的革命小将终于忍不住心头的怒火,挣脱了张承先工作组的重重枷锁,又一次揭竿而起了!他们将黑帮分子一个一个从工作组安排的舒适的避风港内揪出来,拖上“斗鬼台”“斩妖台”,进行揭发、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革命师生扬眉吐气,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然而,张承先却如丧考妣,乘着小汽车,派出“消防员”满园乱转,凶神般的把革命师生赶回宿舍“学习、讨论”。当天下午,张承先慌忙跑到新市委“汇报”。李××〔注:李雪峰。——编者注〕同志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诬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敌人”的“阶级报复”。并向中央汇报说:“‘六一八事件’是校内外敌人结合起来,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完全颠倒了黑白。
张承先回校后,在晚上十点钟,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当黑帮的面,甩胳膊蹬腿,破口大骂革命群众,胡说上午的事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一时间,黑云压顶。革命师生的红色暴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全校五个校门,个个紧闭,门岗森严,纠察队昼夜巡逻。凡参加“六一八事件”的,人人检查,个个被整了黑材料。没参加的,也要检查,当时没“挺身面出”,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不少同学受围攻,被斗争,有的甚至自杀。从此以后张承先建立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新秩序”,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处于奄奄一息之中。
《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并发表题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

六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公布了林副主席三月二十一日就工交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信。
薄一波第一次到清华看大字报。蒯大富同学提出要赶走工作组,薄与蒯辩论,训斥蒯说:“你应与左派站在一起,与工作组站在一起,不要比左派还‘左’,建议你写大字报,表明自己与左派、工作组站到一块共同斗黑帮。”
③王光美“受少奇同志委托”到清华“看大字报”。此后,王光美在前,刘少奇牵线,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用以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抗衡,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

六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文中写道:“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挥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派热烈欢呼这篇社论的发表,而那些资产阶级保皇工作组则对它恨之入骨,怕得要死。北航等院校工作组下令不准广播这篇社论。王光美咬牙切齿地污蔑这篇社论是“大毒草”。

③清早,北师大十七位同学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革命大字报,革命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污蔑贴大字报的革命同学“别有用心”,想混水摸鱼,说“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并制造了一个十分荒谬的混蛋逻辑:反对孙友渔就是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孤立毛主席,就是企图夺党的领导权。围攻开始了,什么“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一片白色恐怖。但革命师生顽强战斗,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一针见血揭穿了孙友渔的阴谋。然而,晚上,新市委下一道“指示”说什么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给孙友渔撑腰,使得北师大围斗群众的现象愈演愈烈,革命师生被批判斗争,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大帽子,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

六二〇革命风暴席卷北京市大中学校,前后几天时间里,三十九所大学的工作组被赶。这是革命师生反工作组的大胆尝试,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夺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大无畏的革命行动。它给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沉重的打击!刘、邓及其一伙被“六二〇”吓得魂不附体,当他们惊魂稍定,就迫不及待实行猖狂的反攻倒算,说什么:“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邓小平狂吠什么:“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胡克实叫嚷:“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看!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是多么鲜明啊!
⑦由六二〇开始,在林院发生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注:许克敏,下同。——编者注〕同志谈话纪要》(即二十二个问题)的大字报事件,是刘、邓残酷镇压全国革命造反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一个典型铁证。
六月二十日的清晨,北京林学院蒋××〔注:蒋书铭,下同。——编者注〕等五位同学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谈话纪要》。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完全是一份革命的大字报,因而它深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共计十五个省、自治区,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沉重地打击了那些地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就这样一份革命大字报,却被薄一波、新市委以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订者刘少奇、邓小平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院的五位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所谓“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等同志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位同志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反革命围攻像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四千余人因转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两人吐血,两人被逼疯。
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这是对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一大翻案!
刘、邓得悉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以及各校的六二〇革命风暴,认为出现了“逆流”,说“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邓小平叫嚷:“‘六一八’不是北大一个学校的行动,而是有计划的,坏人的联合行动。”在主子的授意下,张承先写出了所谓的《六一八简报》和《二十天工作总结》两个反革命文件。李××〔注:李雪峰。——编者注〕同志看后大加赞赏,说“张承先的反击是对的,取得很大成绩”,“把伸手的揪出来了”,并说:“这样的反击要多一些。”刘、邓如获至宝,大笔一挥,批转全国。他们在所谓的中央批示中说:“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是刘、邓扼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严重步骤。北大“六一八”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事件从此波及全国,多少革命小将被打成了“反革命”。

六月二十一日
①下午,陈伯达同志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并接见了革命同志,伯达同志指示: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进行革命串联,各单位要争取左派掌权,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秩序。文委的文化大革命的主人是文委的革命群众,工作组只能起顾问作用。陈伯达的讲话击中了刘邓路线的痛处。刘、邓的黑干将,对外文委工作组长张彦立刻跳出来,恶狠狠地说:“他们来不打招呼,我们也就不理他,保卫工作我们也不负责。”并叫人整陈伯达同志的材料。六月二十二日,对外文委就出现了《陈伯达给了你们什么指示》的反动大字报。过了几天,七月一日,陈伯达同志第二次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张彦冷冷地说:“老夫子又来了,我不去见,见了被动。”又说:“我们要静观动静,搜集反映,就当没这么回事一样。”七月二日,陈伯达同志派中央文革的三位同志到对外文委继续看大字报,门卫竟无理阻拦,不让进。张彦大发雷庭,叫嚷:“他们真是欺人太甚,以势压人,我非抓他个小辫子不可。我也不是好惹的,按我过去的脾气,我非把他们捆起来不可!”这是六、七月份出现的反中央文革的严重政治事件。又一次暴露了刘、邓黑干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嚣张气焰。
②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以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写得多好啊!几行小字使工作组大为恐慌,震动了清华园。
③是日,王光美带着刘少奇的“指示”正式进了清华园,成了一名神秘人物。王一下来,就扬言:“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④薄一波给叶林打电话:“一些学生有托派味道”,叫清华工作组进行“反击”。同一天,这个大叛徒又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报告上批道:“我看学生中有‘超左派’,这些人是否有背景,不得而知,你们要好好研究、观察……目前运动很可能是我们同‘超左派’争夺领导权。”
⑤北航石××〔注:石兴国,下同。——编者注〕贴出革命大字报《一条“无头”的黑线》,被工作组打成“大毒草”,组织了十余天的所谓“辩论”。然后,七月六日,赵如璋作“总结报告”:“大辩论性质是夺文革领导权”,“揪出了石××之流牛鬼蛇神”“石××的动机肯定是坏的,是别有用心的。”革命的反抗被镇压。

六月二十二日
①地质学院一同学给薄一波打电话,反对李人林六月二十一日在地院的讲话,薄即刻写了一封简信,信中大讲:“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队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队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他还在地院工作队整李贵同志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
为反革命的“反干扰”制造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把他的儿子、女儿(都是北大学生)召回家,收集材料,阴谋对抗陈伯达同志关于撤工作组的正确意见。邓对他的子女胡扯什么:“工农、革干子弟掌权,这是一个方面”,“真正的左派要和工作组结合起来”,“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运动中要不断分类排队,选准打击目标。”等等。
清华发生“电话事件”。化九班(蒯大富所在班)要开会,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后来去的都是工作组秘书。次日蒯大富等贴出《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轰动全校。“电话事件”是王光美运用刘少奇的“引蛇出洞”战术一手策划的。

六月二十三日
当此之际,正是北大、师大、地质、清华、人大等许多学校革命造反派反工作组风潮兴起、此起彼伏之时,刘邓黑司令部慌了手脚,李××〔注:李雪峰,下同。——编者注〕同志为此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一个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的“报告”。他把革命师生反工作组说成是“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混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制造了一个混蛋逻辑:“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他耸人听闻的地说:“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注指匈牙利人纳吉·伊姆雷:李雪峰。——编者注〕就要上台了。”这个“报告”,是李××同志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纲领。六月二十日,李××同志通过《北京日报》,按照他“报告”的精神写了一篇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这是一株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毒草。

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干扰”运动开始了,刘邓及其同僚们向革命造反派举起了罪恶的屠刀!据统计: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反革命工作组把一万零二百一十一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两千五百九十一个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

六月二十四日
①清华“六二二”电话事件后,由刘少奇背后撑线,王光美亲自导演,叶林亲自出马,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清华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十字军征讨。在当晚,召开了所谓“声讨会”。清华革命造反派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紧紧抓住“电话事件”,步步紧逼,工作组被搞得狼狈不堪,工作组长叶林恼羞成怒,叫嚷道:“他(指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并宣称“工作组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二十六日在王光美的指挥下,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反革命游行示威。“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反动口号充斥清华园。继六二四后,王光美又一手导演了六二七、七八斗争蒯大富等同学大会,风云突变,长达二十余天的“反蒯斗争”开始了。
刘少奇凶相毕露,对他女儿〔注:刘平平。——编者注〕(师大一附中的)说:“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还说:“可以讲何××〔注:何方方,下同。——编者注〕(高三学生)为坏分子……揭这些人,争取群众,压倒何××他们。”
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造反有理”大喊大叫。工作组把它打成“反革命宣言书”。胡克实吓坏了,他学着刘少奇的腔调,叫嚷:“凡是背着工作组的活动都是错误的,非法的。”提出“要解散红卫兵,把党组织恢复起来。”他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狂叫:“硬一点,硬起来!!”“坚决反击,坚决反击!”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红卫兵在高压下茁壮成长。
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队长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亲自上阵,作动员报告,镇压六月中旬掀起的反工作组运动。于是,北外进行了整整二十八天的“反干扰”“抓游鱼”运动。工作组代替各级党组织,掌握全校各级大权,在各系、各班寻找一两个反工作组的所谓“游鱼”,当作典型,进行“辩论”,实为围斗,在革命师生中进行反革命的分化、瓦解。大批革命小将受到迫害。
⑤陶鲁笳主持召开工交口院校工作组会议,让轻工业学院工作队邓陈哲介绍所谓“反干扰”“经验”。会后,陶亲自出马到邮电学院,替工作组打保票,派李人林“坐镇”地院。颁下一道道黑指示,各院校学生不得互相串联;到中央、国务院请愿不派汽车,要派人“陪同前往”;必须解散校内一切自发组织。
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不少工作组用这篇社论来压制革命造反派。

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各高等院校,先后分批传达了李××〔注:李雪峰。——编者注〕的“六二三”报告,“反干扰”到达顶峰,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
地质学院工作队公布了薄一波的所谓“批示”作为上方宝剑,在“先扫清文化大革命道路上的障碍,斗倒,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反工作队的干部要揪住不放”的反革命行动纲领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个镇压革命的“反干扰”运动,历时二十三天之久,十三名革命干部、教员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七一庆祝党的伟大生日时,还召开大会斗争革命师生,棍子满地来,帽子满天飞,什么“反党干将”“现形反革命”,“特务分子”等等,许多同志被整得吃不下,睡不着,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度摧残。有的同志被迫写了十万字的检讨,依然通不过,必须承认是“主观上反党”。在“反干扰”中,工作队一手炮制了清一色保工作队的干将组成的伪院文革,强加于地院广大革命师生的头上。企图控制和征服地质学院广大革命造反派。
地院附中的红卫兵被打成“反革命”,强行解散。二十五中以革命小将李冬民为首的“东风”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集团”。工作组召开斗争小将的大会,让牛鬼蛇神来“揭发”围攻小将。

六月二十七日
①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到彭、罗、陆、杨问题时,竭力包庇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什么“四家店”“从性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吹捧彭真反修“有功绩”,只是有“宗派主义情绪”,“毛泽东思想不太懂”,“搞个人突出”。说陆定一不过是“反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反左不反右。”说大军阀罗瑞卿仅仅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的作风。而大特务杨尚昆只是“严重地违反党纪国法”而已。
薄一波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一个报告会上批示:“应抓紧时机做工作,把牛鬼蛇神(包括‘超左派’)揪出来,特别是注意揪其后台老板。”
陶鲁笳对李人林说:“地院‘六二〇’是反革命事件,……先搞破坏分子,再搞院党委……。”指挥地院工作队继续“反干扰”。

六月二十八日
刘、邓、陶盗用中央名义批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要各省市向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广播、出版等部门和所属单位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并“指示”各单位,“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革命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反击。”

七月一日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日
《红旗》第九期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指出,《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同志起草的,但万恶的刘少奇、邓小平依仗权势强行修改定稿。他们别有用心地将原稿中“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一句删去,并公然反对关于毛主席超过马、恩、列、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的论断。原稿中点了彭、罗、陆、杨的名,也被他们统统砍掉,并把原稿中揭露彭、罗、陆、杨“手伸得很长,抓党权、抓军权、抓政权”,篡改为“要抓党权、要抓军权、要抓政权”。与此同时,却大量地塞进了刘、邓的私货,什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啦,什么“早在二十年前,刘少奇同志就向全党指出”啦,什么“邓小平同志指出”啦等等,猖狂地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贬低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死皮赖脸地往自己脸上贴金,真是罪恶滔天、千刀万剐。
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跑到北大作“报告”,吹嘘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保张承先工作组,说什么“张承先有丰富经验”,并大肆散布反地方党组织就是反中央反党的谬论,镇压北大文化革命运动。
张承先借庆祝“七一”为名,大搞清洁卫生,把大字报全部撕下,整个校园“干干净净”,冷冷清清,其他各校也大抵如此。
《红旗》发表文章,点名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刘少奇急忙派人到天津抚慰周扬,叫他“不要紧张”。陶铸也马上叫张平化给周扬打电话,传达刘、邓和他自己对周的“问候”,让其“安心休养”。周扬感激涕零。
⑤千万名革命小将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被剥夺了庆祝党的生日的权利。他们在白色恐怖里,威武不屈,写血书向伟大的党,向敬爱的毛主席宣誓。

七月二日
刘、邓盗用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所谓“七二指示”),大谈要加强党的领导,运动要置于工作队的控制之下。《通知》把生产和革命对立起来,以生产压革命。这个《通知》是薄一波、陶鲁笳按照刘、邓的授意草拟的。陶在写这个“通知”时还极其恶毒地把由于年中设备维修而引起的六月中旬钢煤季节下降归罪于文化大革命,叫嚷“要写得严重一些”。

七月上旬
陶铸下令,以中宣部名义办一个党内刊物《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亲自去要刘少奇题字(后因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垮台而未得逞)。他亲自审定的第一期八篇稿件中,主要一篇是大叛徒薄一波的黑报告。还有一篇西北局“决定”,大吹大叛徒刘澜涛,狂热地颂扬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早在二十一年前”就如何如何“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并疯狂地攻击陈伯达同志。另有一半以上文章是中南的,大肆吹捧他的独立王国。

七月三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代表新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个《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这是一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杰作,《汇报要点》诬蔑革命闯将是“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不打自招地说,前一段“扫除干扰”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要努力加油。
晚,刘少奇向王光美、刘涛布置:(一)“要把蒯大富当活耙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字里行间,都表露了这个中国头号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刻骨仇恨。一道圣旨,老婆、女儿,虾兵蟹将纷纷上阵。当天,薄一波二进清华,配合工作队,大骂蒯大富是“小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缴枪不杀”。清华白色恐怖加剧,臭妖婆王光美创造了“反蒋必反蒯”的反动理论,作为工作组的行动纲领,他们危言耸听,造谣生事,什么“坚决粉碎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什么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左派”等等,各系各班大抓所谓“蒯式人物”。七月七日王光美亲自导演斗蒯大富的丑剧,先后二十多天全校七百余人被批斗,多人被迫害神经失常,七二、七五、七七连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人身死)很多同志失去人身自由,大批革命师生被整了黑材料。不让参加“七一”庆祝党的生日,连学毛选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弄得人人自危;何等残忍“反蒯斗争”!在此期间,王光美毒辣地使出了“借刀杀人”,利用干部整群众的鬼计,她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反蒯有功”的就马上下楼,否则,就“长期挂着”。王光美还美其名曰“触及灵魂”“将功赎罪”。“反蒯斗争”的结果,工作组成了“太上皇”,革命小将被打成“反革命”。“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清华的革命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含着热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面前宣誓,写了“永远跟着毛主席”的血书,这就是革命小将对刘、邓法西斯专政的回答!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写信给湖北省委《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即七三黑指示),恶毒地说,“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这是王任重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纲领。

七月四日
清华附中红卫兵无所畏惧,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于七月二十七日,贴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七月五日
中央文革派×××〔注:戚本禹,下同。——编者注〕到北京轻工业学院调查。薄一波得悉后,马上布置下属:“×××到轻工业学院去了,你们要注意一下。”×××冲破重重阻力,发现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的严重事件,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这一情况。工交党委办公室就×××走访轻工一事,写了一期《动态》,薄一波在上面写了对×××不满的批语,发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仇恨。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同志就轻工业学院问题曾找陶鲁笳谈话,但陶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由于中央文革的坚决斗争,薄一波不得不于七月九日叫工作队停止“反干扰”,但推脱罪责说“反干扰”是群众“自发的”。

七月六日
刘少奇下达黑指示:“中学文化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邓小平发出黑指示:“中学教师按四清办法,集中交待问题”。师大女附中130多名教师被强迫过“集中营”式生活,被强迫学习黑“修养”,写检查,交待“反党罪行”。

七月八日
从五月起,海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肃清罗瑞卿的罪行和影响。会上,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当全国文化大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时候,刘、邓、贺龙等走资派害怕批判罗瑞卿的烈火会蔓延至自己身上。于是就趁毛主席、林彪同志不在北京的机会,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振华等狼狈为奸,定下毒计,盗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常委的名义,转移目标,混淆黑白,诬蔑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左派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同志“搞地下活动”,阴谋“伸手夺权”。从七月八日开始,整整四十八天,他们对李、王、张轮番作战,大会轰,小会整,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疯狂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
七月九日
①陶铸指定《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湖北省委在武汉地区积极分子代表会上发出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倒一切牛蛇鬼神》,大肆推销他和他的忠实走狗王任重镇压湖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样板”。
②刘邓对革命小将行使修正主义的组织措施,以压制革命。晚,林院工作组组长贺仁马因宣布开除2名所谓“右派学生”的党籍,取消2名“右派学生”的预备党员资格。第二天,清华工化系三年级902班团支部开除了蒯大富同学的团籍。蒯大富同学被关押十八天,工作组派十一名“纠察”看守。

七月十日
刘少奇下令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搞教育改革试点,企图推至全国,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
黑云滚滚,阴云阵阵,北京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正当刘邓得意洋洋庆祝“反干扰”的胜利、高喊:“工作组危机过去了”的时候,北京高校再次迸发出革命星火。

七月十二日
北京大学陈××〔注:陈必陶。——编者注〕等五同学贴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革命大字报,再次把矛头指向工作组。张承先立刻组织对大字报的围攻。李雪峰派自己的私人秘书到北大活动。为了避过锋芒,“安抚”怒气冲冲的群众,保存工作组,张承先在李雪峰的指使下,于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作了三次“检查”,第三次,完全是按李雪峰的“三点指示”照样画葫芦一遍,然后抛出斗争陆平的方案,企图转移视线,蒙混过关。

七月十三日
刘邓开会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刘胡说:“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并说要尽早“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会上,刘又大骂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并叫教育部抽一批人,加强中学工作队。会后,团中央按刘、邓黑指示,起草了一个报告,准备批转全国,因康生等同志的坚决制止才未得逞。这个会上,刘少奇还任命胡克实搞教师“集训”。七月中旬,北京市中学教师统统集中一起,逐个检查、人人过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在刘少奇、陶铸的指使下,教育部何伟签发了《关于中小学招生考试毕业生问题的通知》,要各地中、小学马上招生考试,上课,照常毕业分配,企图扼杀全国中小学的文化大革命。

七月十三日——十八日
《北京日报》“新编委会”总编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翟向东被革命造反派揪出。

七月十四日
刘、邓、陶谋划后,宣布改组中宣部,任命他们的亲信张平化、张际春、熊复、雍文涛、刘祖春为副部长,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为文化部部长,丁莱夫为广播局局长,钱信忠为卫生部部长,何伟为教育部部长,荣高棠为体委副主任。这是刘邓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的新部署。
②刘少奇对他女儿(北师大一附中的)下黑指示,叫嚷:“老师不许开秘密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七月中旬
刘邓急急忙忙派工作队,大张旗鼓“抓游鱼”“反干扰”,北京一片腥风血雨,全国到处冷冷清清,无数革命小将遭受迫害。
(上海)
黑市委划框框、定调子,规定高校上午读毛著,中午休息,下午学游泳,有的学校刮起了复课和提前毕业的妖风。刘少奇跑到上海对曹荻秋说:“上海搞得有秩序,不像北京那么乱,说明上海市委在群众中威信高。”
(武汉)
武汉大学革命学生杨××〔注:杨家志。——编者注〕写信给王任重,批判王在《湖北通讯》上的检查按语,被打成“反革命”,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大会斗七次,开除团籍,送农村劳改。
王任重制造武汉大学斗黑帮的假样板,到处兜售,企图扼杀文化大革命。
湖大、水运学院等高校也发生了一系列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事件。
(西安)
西安交大革命师生早在六月六日就起来反对西北局黑帮派的工作组,被打成“六六”反革命事件,在《陕西日报》上点名批判,大抓交大“一小撮”。
(广州)
陶铸走卒赵紫阳之流利用《北京来信》事件镇压文化大革命,把同意转抄这封革命来信的革命群众打成“右派”。
刘少奇、邓小平坐镇北京,指挥他们分布在各地的爪牙刘澜涛、曹荻秋、李井泉等等疯狂地迫害革命师生,“兰州事件”、“长沙惨案”、“铜川血事件”……。文化大革命运动处于危急时刻!
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冲破刘邓之流的重重控制,迎黑风,顶恶浪,深入群众调查,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这天,陈伯达、康生等同志到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和革命师生亲切交谈,充分肯定了革命师生提出的革命倡议“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曾被工作组污蔑为“反动口号”。不久,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又一次来到该院,热烈祝贺广播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热情地支持这个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生事物。

七月十六日
“不管风吹浪大,胜似闲庭信步”!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从容自若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三十多华里!“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领袖的伟大实践,伟大教导震动全球,回荡九天,极大地鼓舞了正处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冲杀的革命小将。亿万革命小将下定决心,跟着伟大导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
中央文革发现师大工作组镇压革命派的严重事件后,立即派曹轶欧同志前去调查。调查组冲破工作组的重重阻挠,于七月十六日宣布撤销师大工作组组长的职务,极大地支持了师大的革命派。

七月十七日
薄一波第三次去清华,对工作组员说:“前一段‘反干扰’是对的,只是不要让他(指蒯大富)拖住。现在转向打黑帮也是对的。”
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黑司令部操纵运动,他们利用中央大权在手,在怀仁堂开了几次会议,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康生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把北京抓在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们的样板去办”,毛主席亲自点燃的革命烈火有被扑灭的危险。“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亿万革命群众朝朝夕夕,多么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呵!

七月十八日
北京城阳光灿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胜利地回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
毛主席一到北京,就以伟大的革命天才,最迅速、最坚决地纠正错误路线。第二天,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主席说,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给刘邓当头一棒。刘邓见势不妙,采用以退为攻的策略继续顽抗。

七月十九日
十八日晚上张承先的假检查没有能欺骗得了北京大学的革命造反派,是日起,北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张承先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清华王光美见势不妙,反蒯斗争急刹车,有组织地布置退却。急忙转入“斗黑帮。”

七月二十日
①李××〔注:李雪峰。——编者注〕说:“工作组是有成绩的,工作组是有威信的”。在李的指使下,李的女儿(北大历史系学生)联合十六个人抛出了“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联合声明,妄图给大辩论定调子,保护工作组过关。
邓小平听说,七月十九日北大掀起了反工作组的高潮,急忙叫他的老婆卓琳给他在北大的女儿打电话,指示:“要给工作组提建设性的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于是邓×〔注:邓榕。——编者注〕伙同贺龙的女儿(北大政治系学生)串连一些高干子弟,写大字报,给张承先工作组涂脂抹粉,高喊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等等。邓小平知道后,得意地说:“这个提法好!”
北大关于工作组问题的大辩论方兴未艾,日益深入。焦点是“六一八”事件。
②刘少奇深夜冒雨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在反动路线破产的前夕,亲自为工作组撑腰打气。
③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他主子刘少奇的黑指示,说:“我们关着大门搞运动不行,少奇同志批评我们太消极了。”于是,他们立刻抽调大批力量,组织工作队,企图分赴中南、西南、华东等地,了解文教部门运动情况,“研究”所谓“教育改革”的问题。走前,还得学习刘少奇、王任重的“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等反革命文件。

七月二十一日
陈伯达派人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同学。

七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派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到北大进行调查。北大革命师生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同志高呼“北大革命同学万岁!”顿时群情沸腾,呼声震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晚,刘少奇主持汇报会(只开了五个小时)。薄一波、陶鲁笳作了三个小时的发言,而陈伯达、康生同志只讲了一句就被打断。薄发言的要点是:(一)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二)“反干扰”是必要的,在学生中有右派分子;(刘少奇插话了:在学生中确实有右派存在)。最后,刘少奇作了结论:工作组还是要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工作组也可以变成校党委。工作组有三种,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蛇鬼神;二是工作组当官作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这次运动来势很猛,工作组大部分还是好的,等等。这是个顽固对抗主席指示的黑会。

七月二十三日
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第二次到北京大学调查。
江青同志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陈伯达同志说:“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斗争是曲折的。斗争总会胜利!”并明确表态说:“对于‘六一八’这个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
最后,江青同志十分亲切地说:“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中央首长一次又一次顶风冒雨到北大,这是毛主席对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大辩论走向更高潮,张承先临时政府即将垮台了。

七月二十四日
上午,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研究工作组问题,毛主席英明决定,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是绊脚石,要立即撤工作组。毛主席回北京以前,中央文革小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直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不怕风险,不畏强暴,旗帜鲜明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伟大的领袖对她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中央文革小组等同志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十一中全会工作会议上作为文件印发)内称:“当前抓运动的人有几个理论和方针:
(一)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二)公开讲,要绝对相信工作队,反对工作队,就是反革命;
(三)排除干扰,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
以上方针性意见,都是和薄一波、×××、×××同志有关,他们发指示,到处讲话,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小组打招呼,中央文革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建议把薄一波同志的指示、讲话搜集起来进行研究。”这封信打中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痛处,薄一波发了慌,急忙烧文件,毁灭罪证。

七月二十五日
①《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春雷动地,举国欢腾!革命造反派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社论说:“我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蛇鬼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能创造出来。”第二天《解放军报》也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
②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第三次到北大,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亲自主持在东操场召开了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革命师生义愤填膺,纷纷上台揭发控诉张承先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承先狼狈不堪。康生同志最后指出:“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革命师生豁然开朗,原来那些声称“党中央派来”,“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是假的,肯定有人在搞鬼!
七二五大会是一次反工作组的誓师大会!是一次向刘邓黑司令部进军的动员大会!
③上午,李××同志在北京新市委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指示,陶鲁笳要求工作组撤走前,必须做好三件事:
(一)成立临时文革筹委会;
(二)成立临时院党委;
(三)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
看!工作组还没有走,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又设计成了,陶鲁笳临时被调往新市委任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陶上任后,立即成立了八个办公室,分管北京五十多所高等院校,抽调原工作队人员到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新的阴谋,林学院是工交口院校中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学校之一,是所谓“反干扰”的重点学院。全院在院人数一千四百多名,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一百九十七人,遭到围攻斗争的一百四十一人。然而,薄一波、陶鲁笳之流,却在工交党委开黑会,要集中力量在林院收集一些颠倒黑白的材料,要求是:
(一)林院的运动是正常的,
(二)学生中确有右派分子,
(三)群众拥护工作队,
(四)“反干扰”是群众自己干起来的。
他们的目的是,向刘邓提供炮弹,对抗毛主席。何其毒也!

七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令撤销工作组。当晚,中央文革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方人辩论大会,张承先昨晚惨败后,立即同他一进校就拉起来的一部分高干子弟如反革命政治骗子张绍华之流策划对抗,在七月二十六日辩论大会上,二十多名高干子弟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颂歌,大讲特讲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当场被革命师生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贯彻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伯达同志说:“关于对北大工作组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得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革命师生齐声高呼,欢呼中央文革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欢呼撤走了刘邓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欢呼北大第二大夺权的伟大胜利!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江青同志告诉大家说:“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只支持群众革命行动!毛主席时时刻刻跟群众在一起!”革命师生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支持北大革命师生赶走张承先工作组的喜讯像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革命造反派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从根本上动摇了刘邓黑司令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节节败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七月二十七日
在清华问题上,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刘少奇单独找康老谈话,仗势斥责康老“不了解情况”。康生同志说:“蒯大富是革命的”。刘少奇咬牙切齿地说:“不是。你们说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康生同志驳斥说:“不是镇压是什么?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摘掉了,这是辩论吗?”康老还指出:“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犯宪法的。”陈伯达等同志全力支持康老,并派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到清华探望在押的蒯大富同志。
②当晚八时,毛主席派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到北师大亲自主持批判孙友渔的大会。全校几千名师生万分激动,欢腾雀跃,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康生、江青、陈伯达同志在会上先后讲话,号召革命师生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受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同学,进行了愤怒的揭发和控诉,并受到中央首长热情慰问和接见。被迫害的革命小将得到了解放。
海淀区召开中学学生代表大会,广大中学革命小将对工作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江青同志热情支持并当场宣布了罢周杰的官(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长)。可是胡克实却让周杰去找康生同志表示:“罢官,我组织上服从,思想没搞通,请中央文革小组检查海淀区的工作。”胡克实从来不把中央文革小组放在眼里,五十多天来,他从未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过,并肆意攻击中央文革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是来管中学的”、“中央文革不是领导组织,是研究单位”等等。
地质学院“爆破”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击中了工作队的要害,立刻遭到保守派七百五十多张大字报的围攻。地院再次掀起了批判工作队的新高潮。
王任重给北大送去一张大字报,以示“关怀”,并自封为北大“联络员”。张承先“临时政府”刚推倒,陶王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
清华大学学生王××〔注:王晓平。——编者注〕(王任重之女)在王任重的指使下,给工作组贴出了大字报,迷惑了一些群众,为自己进入王任重操纵的伪临筹做了准备,为王任重在清华捞得了一笔政治资本。

七月二十八日
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北京新市委公布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集体整训,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许多单位的工作组在撤离之前,违背巴黎公社的原则,指定一些人组成文革筹委会,继续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造工作组的反,在革命的道路上埋设定时炸弹,布置新的障碍。形成了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两派对立的局面。
刘少奇同胡克实等谈话,竭力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辩护。他说:“工作组还是努力的……不懂得工作方法的是多数。中学工作组多数是支持左派,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还说:“团中央承担这个任务,工作总的是好的。”“工作组匆匆忙忙上阵,一个是没有经验,一个是参差不齐,我们也没有交待清楚政策嘛。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恶毒地指责中央文革,说什么“中央文革小组要给市委撑腰么。”要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央负责”。企图用刘、邓的伪中央来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刘还指示团中央在工作组走后,每隔两、三天就去学校看看。胡克实听后,气焰更为嚣张,竟大骂起来。“他妈的!凭什么说我犯了方向性错误。”“他妈的,秀才就是不懂群众,他知道什么叫群众运动,让他们搞去!”恶毒至极。
当天刘少奇对其女儿刘××〔注:刘平平。——编者注〕(师大一附中学生)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不会被动,也使革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你们要准备打下去,做好难备,因为中央有负责同志不了解情况,表示支持何××,这样就一定全当权。”“何××那样的人要当权,就让他当,这样可能把文化革命引向歧途,那时大多数群众会看清楚的,这就会证明你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你们还会把权夺过来。”
刘少奇对王光美、刘涛说:“(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三)工作组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去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在刘少奇的指使下,王光美装模作样地到三个饭厅去象征性的卖饭,哗众取宠,企图逃避群众对她的批判斗争。

七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
北师大、北大的革命师生贴出了很多炮打李雪峰的大字报,十分尖锐地批判了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特务穆欣在这里充当了黑打手。七月二十九日,北师大革命造反派提出要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辩论李雪峰问题,并散发了传单。晚上,穆欣派人去师大,叫嚷:“今天两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都讲了话,中央是信任新市委的。”于是,把“炮打李雪峰”说成是“反党”“反革命逆流。”这次对李雪峰的批判被扼杀了。

七月二十九日
①《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②毛主席派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③周总理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
④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所谓“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撤了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罢了张承先、孙友渔和周杰的官。大会快结束时,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会场群情激昂,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和革命小将见面。最后,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刘少奇、邓小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会上公开发泄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刘少奇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负责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他死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胡说什么:“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他打着“保护少数”的旗号,露骨地反对毛主席。邓小平也在会上扯开嗓门大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说什么“工作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工作组多数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有些责任是由工作组来负担。”为自己开脱罪责。
⑤这天上午,在清华王光美工作组私生了一个临时筹委会,由原各系文革主任组成,几乎全是高干子弟,为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作了组织准备。同时,臭妖婆王光美也在清华学着刘少奇的腔调说:“对工作组我有我的看法”“工作组有成绩,也有缺点,抹杀不了”,还恬不知耻地说:“光美同志是不是革命的,你们可以考验嘛。”
⑥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原文革委员会中十二名委员组成筹委会,当即遭到不少同学的强烈反对,认为十二人筹委会是非法的,又一场激战开始。
⑦北航附中部分人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错误对联。并展开对对联的辩论。就这样,这副对联后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发展了反动的血统论,成为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工具。

七月三十日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在人大会堂举行万人辩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八月一日
①在红卫兵刚刚露苗,并遭到无情摧残的时候,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最敬爱的红司令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他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从此,红卫兵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首都高等院校的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历时十二天,经过了一场极其严重极其激烈的阶级斗争,于八月十二日胜利闭幕。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国际共产主义命运的一次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从头到尾是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这次会议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地位。
这次会议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确立了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和毛主席的接班人。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对政治局常委、委员作了组织上的调整。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了。这就保证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会议公报的实行。
刘少奇、邓小平眼看自己当台前人物已经不行了,就寻找代理人。十一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拉到自己家中密谈,并积极地把陶捧上台,以维持他们的黑司令部,与毛主席的司令部相对抗。
③《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指出: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

八月二日
①邓小平跑到人大,继续重弹“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老调,并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胡说什么:“对郭影秋同志,刘少奇同志说:对一个革命者必须是多年评价,历史的评价。”
②正当北京各校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一小撮走资派利用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大肆宣传反动血统论,转移视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八月一日晚上,航院附中把《鬼见愁》对联贴到了北大、清华、人大等校,挑起一场大辩论。二日凌晨,陈伯达等同志接见革命小将,指出这副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但由于坏人的挑唆,一些人并不接受:当天下午,北航附中近千人到清华游行,高呼《鬼见愁》这副浸透了剥削阶级反动血统论的对联。清华伪临筹觉得有稻草可捞,支持大辩论,骂不同意见的同学是“混蛋”、“狗崽子”。挑起了群众斗群众。
接着北京的一些院校,清华、北大等掀起成立“贫协”(工农革干子弟协会)的风潮。但马上被中央文革制止了。四日江青同志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五日凌晨,总理在清华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八月二日到八月十二日
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到建工学院“蹲点”。
刘少奇选中并不知名的建工学院,是有他险恶用心的。建工学院工作组七月份在建院大抓“游鱼”,很多革命师生被打成“反革命”。七月三十一日,新市委迫不得已到建院宣布被打成“反革命”的六名师生是“左派”,于是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在党内走资派和工作组的煽动下,一百多名师生大闹新市委。“革”和“保”的斗争尖锐化。八月一日建院二百多名革命造反派串连起来成立了“八一战斗团”,八月二日上午,“多数派”一千一百多人在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幕后操纵下,一哄而起,成立了“革命团”。建院是北京市高校中最早形成两个组织对立局面的学校。当时正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候,刘少奇为了获得反革命“经验”,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新市委给他选择一个“不大不小,不远不近,问题复杂”的学校,供他“蹲点”,“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
八月二日,八月三日连续两天,刘少奇带领大叛徒刘澜涛等驾临建院。八月四日又在中南海和工作组谈话,一直蹲点到八月十二日,前后作了四、五次讲话,大肆放毒,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在几次谈话中恶毒地影射毛主席说:“有人造反成功了,有理了,但他一当皇帝,别人造反就无理了。”大讲什么:“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企图混淆两个司令部。千万白计包庇工作组,宣传他的反革命经验说:“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如果你们态度不好,他们兴致就越来越高。”“现在问题是如何脱身,错误要讲的。”他马上又说:“不得往上推”以开脱自己的罪责。他竭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路线,叫嚷“校党委”,“党团支部、总支书记、总支委员”“原支委、支书”“统统罢掉。”推销他的“引蛇出洞”论,说什么“蛇出洞就好打、刚出一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这就暴露了他们。”他鼓吹“阶级调和”,抹杀两条路线斗争,扶植保守势力,打击革命左派。为所欲为,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刘少奇的建院“蹲点”充分说明了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而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八月四日
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了北大革命师生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到清华参加批判王光美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为蒯大富等革命小将平了反。总理在大会上庄严宣布“清华大学从今天新生了!”并高呼“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

八月五日
①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司令部同资产阶级司令部激烈斗争的紧要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被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扼杀的危险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这张大字报,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实质,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明白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最光辉的革命文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方针。《炮打司令部》是伟大统帅发出的战斗号召,极大地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彻底捣毁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群众运动变得更加汹涌澎湃。
②根据王任重的指示,北大聂元梓做了纲领性的“八五报告”。报告压制革命师生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离开路线斗争大喊什么抓斗批改的“大方向”。轰轰烈烈的北大运动开始被王任重引上邪道。

八月六日
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开大会,辩论对联《鬼见愁》,刘少奇的女儿刘××〔注:刘平平。——编者注〕也混在里头。王任重硬拉江青、康生同志去,企图拉中央文革犯错误。在王任重的煽动下,一些中学生硬要江青同志肯定这副对联。江青同志对他们循循善诱,要他们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个条件办事。又一次建议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八月八日
党中央通过并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基本精神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猛烈开火,进行一场真正的彻底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文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他最及时、最英明、最深刻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胜利道路。《十六条》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产物,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热烈欢呼《十六条》的发表。
《十六条》极大地鼓舞和武装了革命群众,调动了亿万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
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的社论。
就在《十六条》广播之前几个小时,地院“东方红战斗队”光荣诞生。她一出现就在《十六条》的指引下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发展、壮大。
一个要“革”,一个要“保”,清华大学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八月八日晚上,清华的革命造反派成立“八八串连会”,旗帜鲜明地指出:坚决反对“八七决议”(伪临筹关于所谓斗黑帮的决议);坚决把关于工作组路线错误的辩论进行到底,彻底肃清流毒;③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
陶铸在人大讲话,无耻地说:“确实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平同志是老革命了,我是中等,不算老,也是碰到新问题。”

八月九日
王光美得知清华成立“八八串连会”,当晚对伪临筹的负责人说:“你们真傻,人家会串连起来,你们也可以串连起来嘛。”于是“八九串连会”成立了,他们同意伪临筹的八七分裂决议,美其名曰“尽快斗黑帮串连会”,这是一个和“八八派”完全对立的串连会。“八八”与“八九”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清华大学的反映。

八月十日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到党中央的群众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革命群众。毛主席亲切地对被接见的革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最高统帅向七亿人民发出的进军号令。
陶铸式的人物王任重向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派了联络员,控制这些学校的运动。陶、王路线开始贯彻。

八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社论指出:“有两种相反的方针,两种相反的政策,两种相反的做法。一种是,相信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在运动中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热情地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另一种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压制群众。前一种就是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后一种就是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路线。”号召革命派“对于错误的路线,必须坚决地抵制、批判、斗争。这样,才能使正确的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才能使文化大革命走向胜利。”

八月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胜利通过。《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标志着全世界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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