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穗

1645年夏天，清廷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仅基本灭亡了大顺政权（连大顺政权皇帝李自成也被打死）；而且轻而易举地灭掉了南明朝廷，南明原来拥兵自重的所谓江北四镇和左梦庚部军队争先恐后地向清廷投降。清廷最高统治者多尔衮，看到胜利来得如此迅速容易，认为清朝的两大对手大顺，南明都已经被彻底打垮，剩下的事情不过是接管地方，享受胜利果实而已。多尔衮分别派出明朝降臣前往招抚广东，江西，福建，湖广，云贵和广西等全国各地，并开始全面推行一系列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被激怒的汉民族由是在大江南北掀起了汹涌彭拜的抗清运动。

多尔衮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主要有“剃发易服”，“圈地投充”和“缉捕逃人法”。

关于“剃发易服”，最初，山海关战役后，多尔衮曾经命令沿途各州县官民剃头留辫。进入北京后遭到汉族居民的强烈反对，畿辅地区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多尔衮当时统治尚不稳固，自省操之过急，遂撤回成命。到了1645年五月，随着大顺政权和南明政权相继被摧毁，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定了，于是六月里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七月，又下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清朝统治者视不肯剃发易服的汉族官绅百姓为“逆命之寇”，一律斩首，其凶残暴行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清廷以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手段强迫汉族百姓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由此引起的反抗甚至大规模的武装斗争遍及全国。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和生灵涂炭。

关于“圈地”。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为了解决移都北京后大批满族居民迁移入关定居的生计，发布了圈地令。名义上说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等，实际上却是不分有主无主大量侵占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产业。而且受地的八旗贵族，官兵经常借口土地瘠薄，不断新圈拨换。

圈地之外，还有所谓的“投充”。“投充”是指投充旗下为奴，具体意思是，畿辅地区大量土地既被满洲圈占，原住汉族百姓被剥夺了资生产业，而满洲贵族，官兵自己又不从事耕作，清廷就以“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为名诱使甚至胁迫汉民投入旗下以奴仆身份耕种田地。汉族劳动者变成了满族人的农奴，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加强。“满洲威逼投充”的现象比比皆是，不愿者遭到恐吓胁迫。

满洲贵族，官兵通过圈地和接纳投充掠夺畿辅地区汉族居民的土地数量十分庞大，如遵化州由于圈占和投充，剩下的纳税民地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一，蓟州不到原额的百分之二。

满洲八旗人员采取这种掠夺方式，侵占了大片土地和大批劳动力，这是他们建立的一种民族利己主义的新秩序。

缉捕逃人是满洲贵族推行的另一项民族压迫政策。逃人问题由来已久，清军早在入关之前，先后俘掠的汉族人口就达一百万人以上，当时就有不少人忍受不了虐待而寻机逃跑。清军入关后，在征战过程中，又掠得大批人口，加上圈地和投充被逼为奴的人数激增，满洲八旗贵族和兵丁自己不从事社会生产，他们掠夺的庄园都是强迫旗下奴仆承种，劳作。被逼迫为奴的汉人牛马不如，子孙也难以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此悲愤自杀，而更多的人则铤而走险逃亡。清廷为了维护满人利益和自身统治，制定并推行严厉的“缉捕逃人法”。朝廷专门设立兵部督捕侍郎负责追捕审理，地方官也以缉捕逃人作为考绩的重要标准。由于“逃人”是满人的私有财产（劳动力），满人不愿意自己的私有财产蒙受损失，所以满洲贵族制定的缉捕逃人条例的特点是薄惩逃人，重治窝主。窝藏逃人者斩，其邻居，和地方官连坐。这个缉捕逃人法给汉族百姓造成了无数的灾难。（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