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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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顧城對謝燁的傷害並非忽視人性的複雜面向，亦非停留在對於顧城的道德譴責。

實際上，從顧城對謝燁作為一個“理想伴侶”的期待，到現實生活中對謝燁衣着的審查，再到要求她輟學、辭職，直到後來對謝燁的家庭暴力，每一步都得到社會的默許：人們似乎默認天才詩人的妻子放棄自身的職業發展為丈夫付出是應有之義，甚至謝燁自己也內化了這樣的期待。

我們需要把焦點從顧城移回謝燁。本文首先還原謝燁遭受家庭暴力的經歷，之後將引入性別視角，重新看見謝燁的處境。在事實還原部分，本文將以三份一手文獻為主要依據：謝燁與顧城在新西蘭的好友安妮·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發表於1997年的英文回憶和評論文章《死於流途：顧城和謝燁的生與死》（Dead in Exile：The Life and Death of Gu Cheng and Xie Ye）；顧城姐姐顧鄉的文章《我面對的顧城最後十四天》；以及1994年謝燁母親的訪談。

謝燁經歷的家庭暴力：曾被勒頸和推下樓梯，兒子被迫送養

近兩年，網上流傳一篇題為《詩人顧城和謝燁之死的真相》的文章，聲稱“揭秘顧謝之死的真相”，認為謝燁“死於猝發的意外事件”。這篇文章是2018年7月14日在《顧城海外遺集》一場圖書營銷活動上的對談記錄，提出這一觀點的是編輯、作家岳建一。

然而細看文章，我們會發現岳提出的證據——比如謝燁不是被顧城斧劈致死，而是「重擊之下……頭部磕地造成內出血（而死）」——並沒有相應的歷史依據，這很可能只是講者的猜測。

然而根據顧城的姐姐顧鄉的記述，1993年10月8日，顧城自殺前曾親口對她說“我把謝燁打了”。在顧鄉的記述中，我們僅知謝燁被發現時面目模糊，致命傷則是頭上一處傷口。而無論顧城「重擊」謝燁的工具是什麼，謝燁之死是由顧城的襲擊所導致，這一點無可迴避。

在此次衝突之前，顧城就對謝燁和兒子木耳實施過嚴重的家庭暴力。謝顧二人的兒子木耳就是在新西蘭的激流島上出生的。根據謝燁與顧城在新西蘭的好友布萊迪的記述，當1991年布萊迪從北京一個學術項目回到奧克蘭時，木耳已經不再和謝燁、顧城一起生活，而是被寄養在鄰居家，一位當地的毛利女人玻格（Poko）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照看他。

顧城對布萊迪承認他有時會控制不住對兒子的暴力傾向，因此把兒子送走。顧鄉在《我面對的顧城最後十四天》中也對顧城的暴行有過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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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的另一位親密伴侶李英對謝燁的困境有相似的描述：顧城一天晚上毫無緣由地把小木耳踢到地板上，謝燁不得已安撫顧城，說第二天就把木耳送走。那晚謝燁哭了一夜，和孩子共度了最後一個夜晚。後來，玻格取得了木耳的法定監護權，

對於謝燁來說，孩子一直是她的心病。

1993年9月底，距離悲劇發生時日不多之際，謝燁和顧城回到島上。剛回來的那幾天，布萊迪幾乎天天和他們通電話。謝燁向她哭訴顧城在柏林有一次幾乎要將她勒死。回到島上後，顧城甚至不允許她離開自己的視線，連她上廁所顧城也會跟着。而在謝燁向布萊迪哭訴時，顧城就在謝燁旁邊，他甚至接過電話確認了謝燁的話，並說擔心謝燁會離開他。

謝燁在柏林遭受的暴力，在德國漢學家顧彬的文章中也得到了印證。在收錄於《魚樂：憶顧城》文集的《〈片段〉補記——顧城二三事》中，相比於文集中大多數作者對顧城的緬懷，顧彬的筆墨集中於對謝燁罹難的悼懷與對其遭受家庭暴力的痛心。文章引用曾在德國接待過謝燁和顧城的伯爾基金會負責人的信件，並附上顧彬自己與負責人在1995年的一次談話記錄，其中有如下內容：“（顧城）以前也曾打過（謝燁），這一點謝燁對她的女鄰居承認過。一位羅馬尼亞女畫家把她帶去了醫院。”

八月中顧城和謝燁從克羅茨伯格遷到艾弗爾。還沒過一周，顧城就在8月23日虐待了謝燁。“她進了醫院。”幾年後，顧彬在與基金會的路德維希女士見面時，又提到“他曾經把她推下樓梯。因為不能離開她，他又和她一起去了醫院。”

在顧鄉9月26日的記述中，也提到過謝燁關於顧城家暴的哭訴：

布萊迪和謝燁自己都意識到了謝燁的危險處境，因為誰也不能保證顧城不再給她帶來人身傷害。布萊迪嘗試說服謝燁離開顧城，去她那裡暫避，但謝燁不想撇下木耳。然而，由於當時木耳處於玻格的法定監護之下，她暫時無法把他帶走，所以最後她還是拒絕了布萊迪的建議。

1993年，在他們回到激流島一周后的早晨，布萊迪給顧城打電話問候。聊了一會兒後，顧城去找謝燁接電話，卻發現她不見了。謝燁的錢包、護照以及他們的車也不見了。顧城懷疑謝燁“逃跑”，匆忙掛斷電話。一小時後，顧城在木耳的學校打回電話，他在那裡發現謝燁正試圖帶走木耳。但由於謝燁不是木耳的法定監護人，所以遭到校長阻攔。

顧城在學校打電話給布萊迪，希望布萊迪把他的意思翻譯給校長，他說他愛兒子，不希望謝燁把孩子帶走。然而，在布萊迪看來，顧城對兒子態度的轉變是在謝顧二人離世前幾個月才突然發生，在那之前的幾年裡，他對兒子一直十分抗拒。兩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在謝燁和顧城的強烈要求下，布萊迪搭上最快的一班輪渡前往激流島。

在顧鄉1993年10月1日的記述中，也提到了這次通話和之後的事情，正好可以參照來讀。顧鄉無法理解謝燁為什麼突然想帶兒子離開。顧鄉的茫然，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她無法相信自己的弟弟確實對謝燁的人身安全產生了威脅。

顧鄉拒絕接受顧城的暗面，也因此無法理解謝燁為什麼這時候跑出去試圖帶走孩子、為什麼當顧城在學校找到謝燁時謝燁會淚流滿面、以及為什麼謝燁如此精神緊張；然而，當我們考慮到顧城跟蹤、監視、勒頸、將謝燁推下樓梯以及踢打兒子的行為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事件時，謝燁的這些表現實在沒有什麼奇怪。無論謝燁與顧城有何爭執，無論顧城如何天真，都不改變這些行為屬於家庭暴力的性質。

然而，參照讀布萊迪的記述，我們會發現謝燁當時極有可能確已置身於危險之中，謝燁趁顧城打電話的時機，駕車離開了學校。或許此時的謝燁心中，不安已經開始彌散。

布萊迪及時趕到。見到顧城與謝燁後，二人容貌的變化令布萊迪震驚。35歲的謝燁一改以前容光煥發的模樣，臉上布滿皺紋，頭髮變成了灰白色；顧城看起來像萎縮了一樣。布萊迪整個周末都與他們交談，傾聽他們講述離開激流島以來的事情，也運用自己幾年前學習過的心理諮詢技巧對二人進行疏導。

布萊迪的調解似乎很有效，在她周日下午離開的時候，二人看上去都恢復了冷靜。顧城之前抓狂是因為覺得沒有人愛他，也許更要命的是，他意識到自己離開謝燁就無法生活。他不會開車，不會打字，一直拒絕學英語，一切與外界的溝通全靠謝燁；他的文字，也是依靠謝燁的打字、整理、投稿才得以面世。

在布萊迪的調解下，二人達成儘快離婚的共識，謝燁還同意教會顧城開車，並同意繼續幫顧城打字。顧鄉關於最後十四天的記述顯示，那段時間謝燁也在教顧城打字，看上去他們那時已在為離婚做準備。離婚之後，顧城打算和姐姐顧鄉一起生活，謝燁則計劃留在原來的房子裡。危機看似已經過去，二人看起來放鬆又平靜，還與布萊迪擁抱告別。然而布萊迪始終感到不安，接下去的一周，她用學習緩解焦慮，整整一周沒有與二人通話。

1993年10月9日，布萊迪像往常一樣去辦公室時，電話忽然響起。是警察打來的。他們請求布萊迪協助辨認兩具屍體。

在「詩人神話」與「愛情話語」的掩蓋下，是謝燁不被看見的家務勞動、情感勞動、翻譯與外聯方面的工作。謝燁作為戀人與妻子，在顧城的要求下辭職輟學，一方面需要扮演顧城欲望投射下的理想化女性，另一方面又承擔着母親對兒童一般的生活照料者角色，同時還肩負着為顧城謄抄詩稿和文稿、聯絡交流訪問活動，以及翻譯溝通的工作。顧城認為女性最理想的狀態是“無所事事”，他因此把謝燁留在家裡；然而，“無所事事”與他所需要的照料者的角色，本就是矛盾的。謝燁母親謝文娥這樣講述：

“他根本就不讓我的燁兒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生活。他們一結了婚，他就不讓她去上班，不許她繼續到電大上學，要她一天到晚只陪着他。我曾經去勸燁兒上學，他竟然將手裡的一碗麵條兜頭砸到我的頭上。那一天，我就親耳聽到他狂吼亂叫過: ` 我要殺人l 我要殺人！’ 我的燁兒對他來說，只不過是保姆、傭人、管家、秘書、翻譯、司機、帶路的導向而已……”（王曉玉《謝燁母親謝文娥的痛訴》，收於《文學報》1994年一月刊）

評論家鍾文曾記錄過謝燁講起的一件小事：“比如我去外面打工，讓他（顧城）到了飯點給小木耳餵我調好的奶糕，如果我下班回來晚了，他竟然可以吃掉我給兒子準備的奶糕。”而鍾給她的建議竟是“小謝，你當初嫁給他時，就應該知道，他本來就是這樣一個大孩子，永遠不會長大，生理上會長大，但心理上不會長大，所以才能寫詩。”

這裡的“不會長大”關涉雙重含義，一方面牽連到文學界一直存在的對“童話詩人”、“少年天才”的浪漫想象，另一方面則指：這類“天才”都像孩子一樣需要一個母親式的照料者。鍾文言下之意，顧城作為詩人的才能是以生活能力為代價換來的，而謝燁應當包容顧城並且承擔照料其生活的操勞。於是夫妻二人本應共同承擔的育兒職責被轉嫁給謝燁一人，同時還把本應分擔職責的顧城指為應當由謝燁照料的另一個孩子。

社會對家庭性別分工的不同期待在這裡顯露無疑：女性往往被期待承擔照料者的角色，男性則可以專注於智性領域的“創造”，把雜事丟給妻子。這樣的組合在文化藝術領域並不鮮見，相反，我們很少聽說有女性可以以創作為理由把其他事務一概丟給丈夫或男性伴侶，走入異性戀婚姻的女性用於創作的時間往往被育兒與無盡的家務消耗。

日常生活中，謝燁也面對着十分典型的父權社會對女性的苛刻期待。除了前文提及的家務勞動與情感勞動的不平等分配，一些細節也能令我們窺見親密關係中屢見不鮮的厭女症候。

女詩人舒婷的文章《舒婷憶顧城》和《燈光轉暗，你在何方》曾記錄顧城對謝燁衣着的審查。顧城曾因謝燁和朋友們一起游泳時穿泳裝而臉色陰沉，謝燁由於顧忌顧城還要在泳衣里加穿內衣。謝燁在外的衣服顧城都要審過，而且由於顧忌顧城，不戴任何飾品。甚至因為顧城希望謝燁保持初戀時候的兩條長辮子，謝燁一直不能剪燙。褪去文學修辭的光環，謝燁的經歷可謂男性凝視下女性“穿衣不自由”的一個升級版本。然而相比起迫於顧城的壓力辭職、輟學，以及後來被迫送走兒子甚至遭受家庭暴力和對生命的褫奪，“穿衣不自由”對於謝燁來說，只是她遭受過的性別暴力中一個小小的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