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马前卒

看到有关周舵先生反对左翼、反对政治狂热、批判大众愚昧的言论，有些感触，在此评论一二。

周舵先生曾经是中国民主化的先锋之一，且即便六四之后至今也不忘初心，致力于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值得赞誉。而他所发的一些文章、言论，见解也颇为有理、深刻、系统，这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还是比较难得的。

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我不能同意，甚至觉得应该强烈批判。

例如周舵反左翼和反政治狂热，还说大众愚昧不配民主之类的观点，其反映的价值观和思想感情，就是颇为偏颇乃至充满谬误的。

其实，在一部分事实判断上，我与周舵的观点是类似的乃至颇为认同的。我也认为民众愚昧，主张精英治理、专家治国、强人训政，对民粹政治也颇为厌恶。

但事实判断类似，不等于价值判断类似，甚至对相同事实的反应和变革路径选择是完全相反的。周舵及持类似看法的人，从这样的事实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民众愚昧残忍、民粹可耻，所以鄙夷民众、放弃大众史观、摒弃进步主义与宏大叙事、压制甚至恶意浇灭国民政治热情、默许保守政权镇压大众的反抗，由精英阶层在维护既得利益基础上统治国家，然后逐渐形成并不平等、但好于中共这种极权统治的模式。说白了就是哈耶克、里根、撒切尔、皮诺切特那一套。

而我从事实判断中得出的结论则是，民众愚昧残忍，那是因为专制者和精英阶层强取豪夺、迫害大众、洗脑人民所致，人民应该被同情和改造，知识分子应该启蒙和鼓舞大众，激发政治热情、推动民权浪潮，而非鄙夷不屑、加大弹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君臣父子”。

而民粹政治虽然可恶，但起码在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是精英与民众脱节、自私自利内部抱团、对社会民情冷漠无知造成的。发达国家民粹泛滥，除了野心家利用阴谋论和仇恨言论煽动民众等原因外，也有建制人物不接地气等原因。面对这样的现实，应做的是改进民主和建制体系，促进公平和谐，而非一味排斥侮辱。

而精英学者治国是过渡手段，而非终极形态。而且具体运作中，精英学者必须接受监督、服务人民，有更强的责任心和承担更多义务（当然也可以得到相对更多的回报，但所得应与付出相匹配），而不是成为人民之上的作威作福者。这些人必须在价值观、道德、责任等方面有超过常人的水准和付出，才配接受人民委托，否则人民可以推翻他们。长远而言，精英的权力要逐渐削弱，最终过渡到真正的全民政治。

我对大众的看法和态度，基本与鲁迅先生一样。鲁迅先生也对民众愚昧残忍颇有认识和批判，甚至其认识和批判超越绝大多数人。但鲁迅却并未因此厌弃大众、鼓吹浇灭人民的革命热情，相反却因此更加理解和同情民众，更加主张启蒙和革命。

周舵及类似身份立场的人士，对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判断一部分很正确，但价值选择却相当错误乃至反动，这反映了其权贵精英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和立场。他们的确比一般的红N代们要好，有民主人权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固守既得利益、持保守价值观，与人类文明的方向相悖，与平民大众脱节。他们还鄙夷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左翼思潮，好像觉得世界逆行而他们则是在正确方向，可见其知识欠缺、德行有限、顽固不明。

周舵等人认为中共的蜕变、中国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已证明左翼理想的虚幻、社会主义的破产。可他们只看到中国朝鲜等国的悲剧，却并未注意到或者有意忽略西欧北欧等国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大政府模式的大获成功。不仅发达国家，拉美的巴西智利秘鲁等发展中国家，最近数十年大多数时候也是左翼执政，都兼顾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这些都说明左翼理想并非虚幻，只是需要坚持民主法治、社会自由、和平非暴力的底线，以及根据现实对原旨思想有所修正、勇于妥协，虽不能实现100%的“社会主义”，但能让现实最大程度接近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

周舵等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鲜有对自身既得利益的自我反思，一方面反对中共专制极权，一方面却时常的、若隐若现的以地位和利益自豪，并以各种方式维护之。其价值观的保守倾向即是表现之一。哪怕其所获利益中的大部分，都是不公不义所得（虽然往往没有直接作恶，以间接得利居多）。这些人还大都集中在蓟辽地区，也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利益原因、社会环境原因、地域文化原因。

当然，周舵先生对专制的批判、为弘扬民主人权所做的贡献，尤其六四时保护学生的举动，还是颇为值得赞扬的。他现在所做的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也是应该被支持的。即便其一些观点立场并不完全正确，更不进步，但只要相对中共极权较好（或者说相对不坏），就可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下有限度的支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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