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秋立

我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有个同窗6年的老同学，外号“曾八”。他一手毁了两个人的人生，先是诱奸了一个农村姑娘；后来又构陷了一个本班同学，本文暂称其“广州人”。身犯“诱奸”与“诬陷”双罪，曾八非但没有被绳之以法，还逃脱了道德谴责，安然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几十年，他虽然远称不上飞黄腾达，却也混得顺风顺水。奇葩此人，堪称我60年来所见过的，最卑鄙龌龊的人。

我赶上了“瞎折腾”的年代

1962年，我考进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好不容易考进去，自然希望好好读书，学点儿本事。谁知事与愿违，命运不济，我赶上了那个“瞎折腾”的年代。“瞎折腾”的事件接二连三，第一件就是改学制。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老的一所国立大学，其传统学制是4年毕业。但学制在1950年代开始变来变去，仅数学系里就曾有3年制、4年制与5年制的学生。扑朔迷离，非我三言两语能说清楚。无关的搁置一旁，单说我入学那年，北大各系学制就不一致，粗说就是文科5年，理科6年。数学力学系言明6年毕业，据说是为了“向莫斯科大学看齐”。陆平校长曾信誓旦旦，要把北京大学办成“北京太学”，意思是比大学“多一点儿”。不到一年，陆校长的话言犹在耳，当局一道通知下达：数学力学系中的数学专业和计算专业，学制改为5年；而力学专业仍维持6年不变。学制，对于任何学校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我无从晓得，北大数学力学系学制为什么说改就改？但我知道，那个年代“政治挂帅”，政治运动等等远重于学制。当局有权者一句话，学制说改就改了。

这是当年北京大学“瞎折腾”之一例。我之所以讲这个例子，是因为将要叙述的故事，就是在那不停顿的“瞎折腾”之大环境中，产生的罕见怪事，是以正常思维逻辑，无法理解的怪事。

以强凌弱，始乱终弃 

1964年，中国大闹“四清运动”，据说是要“整”农村的基层干部们“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等等“资本主义倾向”。照理说，这与北大学生何干？不知哪位高层脑筋一转，下令大学师生一律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借以接受教育、改造。于是北大停课近乎一年，各系师生纷纷下乡。我们全班被派到河北省正定县，参加当地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队”。工作队里北大师生之主要任务，就是核查生产队的账目，向村民宣读並解释党中央文件等等。我小学时学的打算盘，此时派上了用场。没事儿时，我就和生产队的会计比赛打算盘。那会计本是我查账的对象，他除了记账不够正规，其实没有什么大毛病。 

时代背景交代得差不多了，咱言归正传。就在正定参加“四清”期间，曾八不守规矩，以教唱歌为名，一步步接近乃至诱奸了一个农村姑娘，生产大队长的女儿。该大队长是四清运动的重点被审查者。曾八，工作队队员；姑娘，“四不清”干部女儿；二者强、弱地位悬殊。曾八趁人之危，以强凌弱，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原宥的恶劣行为。他理所应当地受到了处分－被“开除工作队队籍”。我曾看到，已被工作队隔离审查的曾八，被禁闭在一顶军用帐篷内，灰溜溜地趴桌上写检查，乖乖地承认错误。我从帐篷门前经过时，曾八抬头看见我，露出一脸猥琐、羞惭。

北大师生在参加工作队前，曾接受集训。学校和工作队的领导者，三令五申“工作队纪律”，并申明：若犯错被“开除工作队队籍”，即等同于“开除学籍”。换言之 ，在正常情况下，已被“开除工作队队籍”的曾八，从正定回北大后，等着他的相应学校处分，就是“开除学籍”。

然而情况不正常，更大的“瞎折腾”文革运动闹起来了。天下大乱，各级政府纷纷“躺到”。北大亦然，管理瘫痪，运转脱轨。全校不务正业，不分昼夜地批斗黑帮分子陆平校长等等“大人物”，就没人顾得上处理道德败坏的小流氓曾八了。除此之外，曾八后来也受到了“红五类造反头头儿”的包庇，此一节暂且按下不表。

至于文革中，曾八怎样如泥鳅般滑溜溜蒙混过关，容我后面细说。因为我也是在47年后，直到2013年，才知道原委真相的。

却说那被曾八诱奸的姑娘，天生丽质，本来有个现役军人“对象”。奸淫事件发生后，她惨遭“对象”抛弃。可怜那姑娘，孤零零跑到北大寻找曾八。这个流氓居然翻脸不认人，猥琐躲避。曾八始乱终弃，毁了那姑娘的一生。

当初，四清工作队决定开除曾八队籍，其实是从轻发落，考虑到“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动了恻隐之心，宽大为怀，没有把曾八一棍子打死，仅以“道德败坏”、而未按“妨害军婚”罪移交有司衙门，司法论处。 

清华大学“走门路” 

文革中到处皆一片混乱，我们哪能继续读书、完成应有的学业？1968年同学们，包括败类曾八，统统稀里糊涂地算作“毕业”，打发到各地，或厂矿、或农场，美其名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自此，我北大同班同学如鸟兽散，各奔东西。我和内子则被发配甘肃，先在山丹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后来再分配到临夏教中学。文革过后，受华罗庚先生向清华大学刘达校长举荐，我夫妇终于回到故乡北京。之后，我通过了教育部当年规定的“留学资格”考试，“公派自费”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UCSB)攻读博士学位，后分别在加州和清华大学教书。这是我离开北大后的经历，几笔简要带过。 

1996年，我协助同事、华裔学者陈树柏教授，在美国硅谷创办了国际科技大学（ITU），回京办事。曾八辗转知道了，找上门来。这厮惯于歪门邪道，找我的之目的原来是为他刚刚考上清华大学的儿子，利用我，在清华“走门路”；还恳求我容许他儿子，居住我在清华的宿舍。对这个道德败坏的流氓，我一向内心鄙视。他满脸堆笑上门，我违心敷衍而已。其如此不知天高地厚，提出荒谬无理的请求，当然被我拒绝。这是离开北大后，我和他打过的一次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