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在北京，封校，空城，有多恐怖不啰嗦了，总之哥们翻墙头跑回了老家。现在人在海南，新型肺炎公开新闻是8例，手机里炸屏的“谣言”数不清，药店里的口罩买不到。老家那边情况类似，我倒是又有点想跑了，可又该跑到哪去？

    我也不知道自己上辈子做了什么孽，这辈子连非典都能赶上两次。但我得知道，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孽，同一条阴沟，居然可以摔倒两次。

    挑灯看吴钩先生在他一篇今天已消失了的文章里写道：稳定，怕乱因而隐瞒，不公布消息——这绝对是蠢猪式思维。

    我在下面打了个回复：牧民式思维，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开始，到如今一以贯之。这种思维从统治的角度看一点也不蠢，只是太缺德，在某些需要“牺牲”的时刻也太残忍——把人不当人，当成猪，当成羊，可以蠢，可以死，但不能不听话，不能不老实，不能不稳定。

    羊群乱了，可能会全跑光，一场瘟疫，死一半自家圈里还能剩一半嘛。乱，才是放牧者眼中天大的事，至于本应大过天的人命，只不过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只有在影响到官帽子时，才值得花些力气解决，或者花点心思安抚而已。

    站在这个角度去看非典，就能“理解”那时的官僚们为何把力气都用在了瞒和堵上。只是我本以为，在吃过一次亏，知道起码在此类事件上这种操作只会导致更乱时，他们会吸取点教训。我小看了这种思维的巨大惯性。

    所以，认真的讲，我们不是在同一条阴沟里摔倒了两次，是在同一条阴沟里被抛弃了两次。

    要小心，要谨慎，没有确凿证据，没有十足把握，不能下定论啊。不然影响了经济发展，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欢乐祥和的节日会议气氛，谁能负起责任？至于有可能导致的后果？那不过是猪，是羊，是草，是数字而已。

    惊悚之处在于，他们无需真的这么想，只要随着潜意识里的统治本能，便会自然而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失败之后，面对问责时还可以委屈：人家也是为了国家和群众的整体利益嘛。更可以推诿：你看，当时领导的意思是顾大局。你看，当时专家的看法是可防治。

    一个相互拉扯流沙般的陷阱，任何进入这圈的人，稍不留神就会沦陷，事后多半连自己都百思不解。

    这种牧民式思维，和奴性一样，是可以用巧妙的方式，从小到大一点点渗进人们骨子里的。结果就是哪怕不属于食肉阶层的草民，也可以用吃着地沟油的身，操着帝王家的心。更不要说被划拉进圈子后感恩戴德，屁股自发的决定脑袋了。

    于是，我们看到，那位“可防可控”并防到自己也感染了的专家王广发，接受采访时如此说道：对于疾病的传染性和人群易感性，我们当时确实没有资料证实，因此不能忘下论断是强还是弱。在我回京前，通过各个医院发热门诊的走访，意识到疫情的确较前有了明显的恶化。但仍然是可防可控，只不过，社会为此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包括亲情、人情、健康和经济。

    于是，我们看到，那位著名的花司马，完全无视了疫情本身，反在激情呼吁有关部门堤防反华恶魔借着新型肺炎搞口罩群体事件。

    于是，我们看到，成群的傻缺们又在嚷嚷着这是美帝的生化攻击。 

    咱都自我作践到这个程度了还用得着别人攻击？咱没有输出脑残病毒去祸祸他们，美帝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好不好？

    与之明显对应的，是同样被非典肆虐后的香港。具体措施网上随处可见，就不复制粘贴了。总之，在这两种应对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传统统治型和现代服务型。而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统治向着服务方向的转变吧。只可惜，步履蹒跚一步三摇多年后，就连这词儿，近来也看不到了。

    身为一个无权的草民，无能的懦夫，还能再说点什么呢？大概也只能借着遭瘟的“机会”，吐槽几句了。

    前车之鉴未远，便又把事情做成这样。那些应为此事负责的官僚，但凡还有点廉耻的，早该引咎辞职了。性情刚烈的，早该羞愤自尽了。心理变态的，早该自灭满门了。木有，还舔着脸对着镜头说重视，那就不要怪哥们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向你们，以及涂脂抹粉者致以最深情的节日祝福了——草泥马！

——东门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