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反对派人士是否应该打工？

  ——与傅老师商榷

  最近旅加维权人士黄燕女士，在推特公开批已故反对派行为艺术家华涌生前不打工的生活方式，说：曾经给华涌介绍一份拼装电脑主机箱的工作，但华涌一口拒绝，还直接挂断电话。黄燕认为这种生活态度不对。

  这引来我的朋友傅老师的巨大共鸣，傅老师认为：海外反对派人士拒绝打工是可耻的。

  我以为：黄燕和傅老师的观点太绝对，首先因为，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个人自 由，只要他（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没有损害别人，就不能说是可耻的。

  况且，自食其力并非只有打工这唯一方式，如果你有特殊的志向、能力和魅力，能够获得他人、社会组织或政府的资助而生活，因此不用打工，也算是一种自食其力，因为别人和他方对你的资助是自愿的。

  比如，辛亥革命前孙文一伙就基本上不打工，是靠海外华商资助过活的“职业革命家”，你能说他们是可耻的吗？现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成员也不用打工，而靠流亡藏民们缴纳的税赋过活，你能说西藏流亡政府成员是可耻的吗？。。。

  当然，中国的海外反对派想无须打工，而靠资助过活，需要你有特殊的志向和本事，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不容易归不容易，不容易并不影响追求这种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因为：

  真正中国海外反对派人士，离开中国并非为了移民西方国家——那种来到西方后便大功告成，从此告别反对派事业，以外国人自居，鼻孔朝天，看不起国内同胞。。。这种人绝不是真正的反对派（当然作为个人有这个权利）；

  真正中国海外反对派人士离开中国是为了逃避中共的迫害，避免无谓牺牲，同时是利用海外自由的环境，以更好的实现倒共的自我价值。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海外的孙文，就是这种真反对派的典型（当然满清覆灭后孙文走上了“联俄容共”的反面，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因此，华涌说得好：“我来到海外不是为了打工的（而是为了倒共的！）。”从这句话也反映出华涌不是一般的“润族”，而是真反对派。作为反对派，华涌来加拿大追求充分的倒共自我价值，是完全正当的，而且他也有这个实力：

  作为美院培养出来的人，华涌具有创作政治漫画的不菲能力；而“写真”习共驱逐低端人口的行为艺术证明：华涌具有高超的社会活动能力。华涌，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反对派人士，凭什么不该去追求无须打工的受资助生活，以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倒共作品和行为艺术，而非得要象缅甸、古巴、朝鲜的劳工那样去降低自己的价值呢？（当然，能否实现无须打工的倒共生活，是另外一回事）

  实事求是地说，傅老师所鄙视的那些不用打工的“职业革命家”不仅不应该受鄙视，而是多多益善，大家试想：

  当年海外如果没有孙文、宋教仁、黄兴这一伙不愿打工，到处征集反清资助的人，全日制地不停地对国内煽风点火，发动起义，渗透满清的新军。。。光靠一群华人打工仔，在收工的业余，拖着疲惫的身子，在美国闹一闹、骂一骂，辛亥革命可能发生吗？？

  顺便不能不提的是：大力鼓吹海外反对派人士归化所在国，做所在国顺民，老老实实打工赚钱，不要去管中国的“闲事”。。。是三十多年来中共当局及其特线五毛的一贯腔调。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海外反对派人士一旦因生存所迫，而不得不以打工为生，则倒共的精力和时间必然大幅减少，久而久之，难免意志消沉。

  因此中共巴不得所有的民运异议人士，到了海外都“转变观念”，都去老老实实打工做不问中国政治的“经济动物”，就像绝大多数福建偷渡客那样。

  长期以来，以牛X吼、杨痿（杨言）为代表的中共的特线人渣，以西方右派的迷人嘴脸出现，以“自食其力”的高大上武器，大力批判某些个行动能力强的民运人士不打工，其根本用意即在于此。

  黄燕批华涌不打工的态度，实际上是对他人的生活指手画脚，她这种态度才是不可取的态度，因为华涌并没有靠黄燕生活，也没有收取黄燕一分钱资助，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没有资格指责别人，选择如何生活是别人的自由，与你黄燕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黄燕顶多有理由指责华涌接电话时无礼，却没有理由指责华涌拒绝打工不对。

  综上所述，流亡反对派人士是否应该打工？我的回答是：能不打工，则不打工——如果能够获得资助，当然可以不打工，因为这样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倒共，能够更充分地实现反对派的自身价值——但前提是你要有本事获得资助，而不能够坑蒙拐骗。

  对于我这个观点，傅老师说：正因为不去打工，所以好些民运异议人士就以坑蒙拐骗过活。

  客观上应该承认，傅老师讲的也是事实。长期以来，中国海外反对派获取资源非常困难，是圈内人士众所周知的事实：

  其一，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反对派不予支持，因为它们并不希望中共垮台，正如当年它们不希望满清垮台一样。

  其二，海外华人绝大多数深受中共洗脑和特线五毛蛊惑，并为邓共的经济腾飞而自豪，对反动派不仅不予支持，还普遍相当敌视，大骂恶骂反对派是“民逗”，嫌弃反对派无钱无势，百无一用。。。这是今天海外与辛亥革命之前海外的重大区别。

  其三，当年满清根本没有成熟的特务系统和特务手段，而今天中共国对海外有着全世界无出其右的发达的特情系统，和高超的特工手段，海外的华人社会乃至西方国家政府，早被中共深度渗透和操控。因此，孙文式的武装倒共，今天在海外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如今在网上招兵买马、高调鼓吹“武装灭共”的马甲账号，都是如假包换的共特“钓鱼”台；中共对海外华人社会的深度渗透，也令中共海外反对派长期丧失了海外的社会基础。

      总之，今天中国反对派在海外的环境，比孙文一伙当年困难得多。今天以当年孙文一伙的作为，大骂恶骂民逗，整体否定中国民运的人，往往是披着蓝衣的中共特线五毛。

  正因为今天中国海外反对派获取资源非常困难，比当年孙文一伙困难得多，所以中国海外反对派中能够获取资助，而无需打工的“职业革命家”很少，而绝大部分海外反对派人士是必需以打工为生的，这是我在美国亲眼的见证。

  但如何打工才能避免埋没自身的反对派价值？我的意见是，不要太内卷，不要找那种几乎没有闲暇的工，如果不能每天或每周有一点时间倒几个小时的共，你身为中国反对派价值何在？你和一般的缅甸、“老墨”经济难免劳工有什么区别？

  2018年——2019年，混迹于纽约市的上海瘪三、老牌中共特线杨痿，以“关心”的姿态，煞有介事地拼命鼓动我去学开货柜车，半年后我才猛醒：一旦做了这种转跑长途的苦力，我就没有任何时间写东西了！而且身体也会被耗垮，因而及时放弃。阳痿见我不上当，气急败坏地指责我没有“上进心”，不懂得“升级”自己。

  其实，反对派为了那么一份并不能发财的“高薪”，把自己降低到缅甸经济难民劳工的境界，这到底是“升级”，还是“降级”呢？

  话又说回来，虽然今天中国反对派在海外的环境，比孙文一伙当年困难得多，但中国海外反对派不必悲观：

  有道是“亡共在共”，随着中共习近平一伙向“白纸抗议”投降，习共当局因“清零”文革的失败而威信扫地，而中共也首开了向民众抗争让步的口子。。。托克维尔说过：最强烈的反抗通常不是发生于专制最严厉的时候，而是发生于专制者开始松动的时候。君不见解封后因为疫情的肆虐，中国更大的社会反抗风暴正在酝酿！

  面对“白纸革命”，习正恩同志的色厉内荏，暴露出习载沣的面目：中共快要垮台了，中国海外反对派必然会得到中国主流社会的支持。

曾节明 2022.12.20 壬寅壬子丙午覆雪严寒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