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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毛主席
送交者:  2020年12月20日03:54:30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毛主席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试图改造人性,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人民领袖和导师,身后倍受无知者责难,但他的努力所闪耀的人性光辉必将永远光耀人间。】




到敌人后方去

毛泽东既然能预见到未来日军的行动,自己手中有兵,自然会先做筹划,他已经预见到,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日军的战略企图如果实现,"将造成中国割断为许多块",根据苏区的经验,他树立聂荣臻为模范,要求八路军迅速展开兵力,建立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


这时候的毛泽东将井冈山的游击战争作为主要手段,他没有简单重复苏区的做法,日军不是国军,许多招无法用,但毛泽东找到更狠的招数,就是将他的军队变得更小。日本人在后来总结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的时候,无可奈何地宣称,共产党像耗子,日本军像狮子,狮子不可能抓住耗子。不管日本人这样的形容对不对,至少说明日本人无法对付共产党。于是日本人异想天开想培养汉奸来对付共产党,号称是养了猫来对付八路军这样的耗子,结果更可笑,谁是猫谁是老鼠呢?八路军对付日本人困难很大,因为日本人抱团,中日之间是民族之战,日本人有自己明确的信仰,武器训练都要好得多,战斗力很强,不好消灭,但八路军对付汉奸却是绝对有把握的。日本人武装汉奸,相当于运输队,使得八路军发展得更快,很多人总是抓住日本人死得不多来做文章,认为八路军不积极作战,这是无耻、无德、无良,日本人要是那么容易杀死,能侵入中国?国军将士能战死那么多?共产党从敌人手里夺取了百万支枪,难道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吗?没有大规模的作战,只能说明参与者更众,说明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已成为全民族的运动,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胜利,它是中国人脱胎换骨的开始。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中国人不再像鸭子一样自顾自地跑掉了,拿枪杀死一个敌人所需要的勇气和拿绳子和刀子杀死敌人的勇气能一样吗?那个日本人眼里的"东亚病夫",就是在这贴身肉搏之中,长出了熊心豹子胆,他们敢于赤手空拳地杀死任何敌人,日本人不害怕拿着武器的国军,却害怕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看上去像是大大的"良民",但转眼间就有可能出手来杀死日本人,后来常用的词语叫作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仔细体会一下吧,日本人进入中国意味着死亡,极端的恐惧就是来自这随时降临的死亡之中。美国人后来在越南丛林中也体会过这种滋味,最后他们灰溜溜地撤走了。再先进的武器也战胜不了恐惧,人民战争就是最强大的超级武器。


毛泽东告诉全党,要有长期作战的观念,具体工作是在各区域建立新的游击兵团,游击兵团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两个连作基础,加入地方游击队及新兵形成1000人左右的支队,这种做法,使八路军的队伍能迅速壮大,而又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中国有的是人,缺的是英明的领袖,中国有的是兵,缺少的是有效的组织,当中国有了自己的真正领袖和组织者,日本人凭什么能赢?


1938年春,日军果然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为了这一计划,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河北、山东敌人兵力空虛,机会来了。


毛泽东抓住这一机遇,他立刻做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地重复着,从井冈山到江西这一条路似乎再现,这一回是从山区到平原。


红军从来没有在平原上搞过军事行动,平原能不能打游击?上上下下都没有谱儿,在毛泽东看来从山区到平原,就如同从井冈山到江西一样。


到敌人后方去,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一开始的天才发明。毛泽东意识到了到平原地区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日本人占据了点和线,他们没有可能占据面,对中国人来讲所有人都遭到了日本侵略军的屠杀和蹂躏,人民盼着自己的军队的到来,原来的政府已经消失了,八路军只要能站出来,人民就会接受八路军为领导者。再者他看到山区利在扎根,不利在发展,平原地形条件打仗不如山区,但也有比山区优越的条件,其地域广阔、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关键在于扬长避短,你要是拿着八路军的三个师跑到平原和日本人面对面打,肯定不占便宜,但换个打法呢?


一切为了胜利,只要能够杀死日本人,什么办法都是好的,对于毛泽东这样没有上过军事学校的人来讲,人少的时候打游击战,人多的时候打运动战,敌人过于强大的时候打什么?打更小的游击战——麻雀战,自己强、敌人弱的时候打什么战,后面你就知道了。毛泽东指出方向,手下的将军们就去试验,河北、山东等地区陆续上交可行性报告。


吕正操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杨成武则在冀东平原发展出新地盘。


这样有了范例,毛泽东就大量复制,把八路军的主力撒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作战方式——游击战。山东战略力量就是由毛泽东麾下的罗荣桓创立的。有了罗荣桓,山东变成了共产党的基地。


《平原游击队》就是这样的故事。毛泽东手下的八路军只需要几个人、几十个人就能成为活的核心,散落到大地上就会自动长大,胜利进入自行的通道中。


毛泽东安排好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开始部署新四军的工作。


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分散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经历千难万苦,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居然活了下来,着实不易,新四军军部驻皖南。


这时候发生了"漳浦事件",这是共军历史上唯一的缴枪事件。中共闽粤边特委负责人之一何鸣,与国民党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将红军1000余人集中接受改编,被埋伏的国军包围缴械,何鸣后来受到最严厉的军法制裁。打不贏的仗可以不打,可以跑,但共产党拒绝投降,这种决绝是非常伟大的,它使得任何敌人都得掂量与中国人为敌的代价,最终成了我们民族的保护伞。


毛泽东提醒项英要绝对打起精神,避免此类错误再一次发生。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向新四军推广八路军的游击战法,根据毛泽东部署,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站住脚后,陈毅、张鼎丞随即率领新四军主力进入苏南,粟裕打赢了新四军抗日的第一仗,将军的荣誉来自胜利。新四军威名远扬,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新四军被人民称作赵子龙,被伪军称作四老爷,说他们的枪是为四老爷保存着的。京剧《沙家浜》就是描述这样的故事。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毛泽东又一次正确判断日军将继续南下,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他由此得出结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


什么是高明?这就是高明,赌博无非就是押大押小,股票无非是买入或者卖出,战争无非就是进攻还是防御,知道什么时候进攻,什么时候防御,这就好打了,日本人牛得不行,看不上毛泽东占领的农村,毛泽东则抓住了机会,展开再展开。


当日军向武汉大举进攻时,骄横不可一世,后方却空虛又疏于戒备。毛泽东指挥的八路军主力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到这年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军1600多次交战中共歼敌54000多人,知道每一次消灭敌人多少吗?平均下来每次战斗仅仅消灭敌人33个,也就是每一次只消灭敌人一个排。


同样的战争到了抗美援朝,再次发生了,美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们的志愿军从来没有力量整建制地消灭过美军一个师,原因是美国人有着强大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仅仅围住还消灭不了,只要一个晚上打不死他们,第二天他们就能叫空军配合,炸开血路。


当后来发现一个美军团都很难消灭的时候,毛泽东制定出一次只消灭敌人一个营的决策,这就是英明,这就是正确,每一次只消灭敌人一个营,打完了就撤,这样自己的牺牲就小多了,当死伤比近乎一比一的时候,美国人就知道这仗他们是打不赢了。日本人比我们的枪炮厉害,我们一次消灭他一个排,我们的伤亡就会很低,信心就会更足,我们的人民就会产生信心和勇气,这一切就会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游击战争这一法宝产生了巨大的威力。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就是量变引发质变的最好的证明。八路军发展到156000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000人,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了。人和地盘都在增长中,毛泽东的部下每一个人都是有政治觉悟的战士,他们就像种子,都可以撒出去生根发芽长大,共产党的力量就这样在日本人的占领区一点点扩大着。林彪以600人的代价杀死日军1000人,毛泽东则指导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很小的代价杀死成千上万的日军,自己的队伍变得更大,这就是政治家与将军的差别。


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十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这时候"亡国论"盛行,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他们找理由准备当汉奸了。


另外一派更是莫名其妙,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想着美国人或是英国人会蹦到中国来帮着打日本人,要搞决战,要速胜,压根儿没有看到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甚为艰难的。共产党内也有人倾向于打大仗,没有做长期打算。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再一次站到了高山之巅,画出了长期抗战的大蓝图。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随后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和日本之战的各种因素,他得出主要结论是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具体怎么干,毛泽东每一步都写得很详细。


《论持久战》绝对可称之为光辉著作,说它真的是闪着光的也不为过,它着眼当下,明示未来。


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来讲,在抗日战争中就有了教科书,一步步走下去就是胜利,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有着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白崇禧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样日本人就没有了胜利的可能性。蒋介石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他办学习班来推广游击战术,毛泽东十分慷慨,派叶剑英前去当教官。


战后日本人也研究了《论持久战》,最终他们承认,第一,日本没有这样的战略家;第二,日本人不可能取得胜利。


看过电影《地道战》吗?《地道战》就是《论持久战》的通俗读本。



既要合作更要独立

让人脸红的“钦差大臣”

对于毛泽东来讲,与所有人合作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是贯穿一生的主张。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的敌人是北洋军阀,虽然不是他倡导的,但符合他的理念,所以他积极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他积极倡导的,是克服了相当大的阻力的,与屠杀自己的敌人合作,对党内许多同志来讲是困难的,与自己的死对头合作,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为了对付这个强大的敌人,他需要与蒋介石合作,甚至低下头来求蒋介石合作,他可以换掉旗帜和帽徽,成为国军的一部分,但如果就此认为他将服从蒋介石,那就是大错特错了。问题是他的同志有些看不清楚,这确实是过于微妙了,向右拐却又要防止右倾,加入国军序列抗日,却又要保持独立性,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却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会让一些同志搞不明白,有的人就会被国民党的力量吸引过去,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右倾。


他们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争夺领导权,抗战的过程也不一样,过程将决定结果,目标虽然都是抗日的最后胜利,但胜利的结果在谁的手里,依然有巨大差别。毛泽东要的是"全面抗战",蒋介石要的是"片面抗战"。按照毛泽东的方式,获得抗战胜利,意味着人民的力量将大大加强,而毛泽东认为他是代表着人民的。按照蒋介石的方法,抗日胜利就是蒋介石领导有方,就可以更稳固地占据统治者的宝座,这就是政治。


毛泽东要防止他的同志们放弃自己的责任,一味服从于蒋介石的抗战,毛泽东指出这是危险的。


蒋介石想给共产党一些官位,这叫人想起了从前。当年,年轻的毛泽东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曾获得过高位,但也受到重大伤害。现在蒋介石又想给共产党的上层以高官厚禄来动摇共产党的立场意志,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他再一次站在了高处,提前指出未来不在蒋介石领导下,而是在他的领导下才能走得通。他告诉他的同志们,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反对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蒋介石抗日后就要反对投降。


对于领导权,毛泽东是绝对不会让步的,毛泽东已经放弃了旗帜和帽徽,在左派看来让步已经够多了。


就在这时候,王明从苏联回国了。


王明,一般人不熟悉,他是教条主义的首领,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原先就是他的阵营里的,博古是他在国内的代表。王明,一个年轻人,没有任何革命实践中的贡献,只是在莫斯科读书,书念得好,苏联老师很欣赏他。王明为什么会得到斯大林的大力扶持呢?大概是王明的老师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夺权力的过程中站到斯大林一边,而王明跟对了老师,于是就成了他们的领袖。


王明一直待在苏联,但遥控着博古,这种情况被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终止。王明的路线已经证明是失败的了,他的指挥给红军带来巨大的伤亡,共产党在死亡的边缘上,靠着毛泽东的引领和自己的决绝奋斗和牺牲,九死一生才逃过灭顶之灾。王明是应当为红军的巨大牺牲负责的,陈独秀被抛弃了,张国焘溜边了,但王明似乎没有任何觉悟,他回来了,居然还是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的身份大摇大摆地回来的。


毛泽东掌权后并没有立即和共产国际翻脸,相反,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执意让张闻天担任总负责,给外界的感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变动不大。张闻天知道自己不是总负责的料,多次要退下来,毛泽东不让他退,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策略,这一策略在反对张国焘的时候发挥了良好作用,同时起到了团结曾经受过王明影响的人的作用,这样依然保持着和共产国际的联系。


王明带回来一些有用的东西,例如大功率的电台,这样毛泽东就能直接指挥他的师一级的军队,但王明也带回来莫名其妙的指示。


斯大林的苏联正面临着西面纳粹德国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日本从东方向它进攻,使它陷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所以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军事力量,减轻它在东方的危机。


当然,只相信实力的斯大林将满腔希望寄托在执政的国民党身上,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


此时,苏联的指令从原来的不管不顾地玩命搅和国民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要求中国共产党无条件听从蒋介石的指挥。


共产国际选中了王明来监督毛泽东贯彻他们的这一政策。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下达指令。


在斯大林的词典里,没有不好意思这一字样,他大概是觉得出了钱,中国的这些人就应当卖命,他好像不知道本钱已经丢没了,他似乎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死活,他只是考虑苏联人的利益,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错,但实在算不上高明。


王明到达延安,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对王明的到来,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不吝啬的,毕竟王明还是带来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十来天后,王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做了一个报告,几乎从所有的方面指责毛泽东。


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许多人心目中依然是圣旨,而且当时中央在组织上没有进行调整,使得参加会议的人多数是曾经听命于王明的人,所以面对握有圣旨的王明和不理会圣旨的毛泽东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出现了摇摆。


毛泽东的力量仍然在军队和基层,不在政治局,所以开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获得的支持不多,他只能表示同意王明的意见。毛泽东小心谨慎地不与王明发生正面冲突,随后毛泽东找了一个王明没有发言权的部分开展反击,就是战略问题,然后让大家做出判断"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政治局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异议,所以毛泽东依然把握着战略方针。


王明试图搞一个新的方针,但怎么往下贯彻呢?问题在于毛泽东往那里一站,谁会执行王明的方针呢?要修改毛泽东的路线,就要证明比毛泽东高明,这是党内谁也做不到的事情。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就没有犯过大错,唯一的较大的失败还是张国焘不听指挥造成的,王明怎么可能改变呢?


他只是让毛泽东感到不快罢了,毛泽东是十分能忍耐的,为了胜利,他能与蒋介石握手,多一个王明又有什么关系呢。


此时的毛泽东在政治局里是较孤立的。


他的办法是,你王明说我是错的,我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由于毛泽东主抓军队和统一战线的工作,使得王明的影响力极小,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人去贯彻王明那一套。


我们知道即使王明握有圣旨,那也得有人听话,说"臣遵旨"才行,所以张闻天的态度成了关键,在王明和毛泽东同时出现的时候,张闻天到底是什么态度呢?张闻天可能犯了含糊,这使得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起的好作用打了折扣。


随后,毛泽东也多次强调:“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但毛泽东说的统一战线和王明说的不是一回事,关键在由谁领导上,毛泽东发现需要防右了。王明起身前往武汉,是蒋介石特地邀请他去的,大概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


他继续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王明之蠢不可思议,他未经中共中央同意就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更可笑的是居然未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


面对王明的莫名其妙和奋不顾身地要往蒋介石身上靠,毛泽东无可奈何,现在不是斗争的时候,于是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做了让步,关于召开"七大",毛泽东则推延,认为"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


王明走得太远了,他都忘了自己是共产党,他一直待在武汉,一直到武汉陷落前才回延安。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这话说得相当隐晦,但党内人都知道别人是指的谁。


王明考虑的就是他的苏联主子的利益,他想命令共产党不要得罪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而不考虑中国人的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他的同志们的生命和未来,这一切不是或很少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


这时,发生了张国焘叛逃事件,张国焘跑了,跑到武汉,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张国焘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成了国民党的一个小特务,于是中共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毛泽东借张国焘事件给那些过于倾向于国民党的同志敲了警钟。


这时,任弼时受命前往苏联,当最初的留苏学生多数尚在苦修俄语的时候,任弼时的俄语已流利得让人佩服,他拿着毛泽东的妙文直接用俄语朗诵,他以天才表明毛泽东是更高的天才。他让共产国际知道了毛泽东的真正地位,共产国际终于反应过来了,新指示由原在苏联治病的王稼祥带回延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就剥夺了王明的"钦差大臣"的资本。


这在现在看来很可笑,毛泽东当年已经大权在握,共产国际算什么,但在当时这一套还是有用的,主要用途就是团结同志,这样党内就没有造成分裂,维护了团结,从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就没有再受到任何方面的挑战。


解决了党内问题,毛泽东把眼光放在了外部的形势上,他告诉全党现在进入了抗战的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毛泽东总是能指出困难,但同时他又能指向光明,而且毛泽东具体指出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


党的任务是坚持再坚持,按照已经制定的战略战术坚持,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说它意义大就是因为在没有任何分裂的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无可争辩的领导权。


会议进行中,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虽然是灾难,但对毛泽东来讲,不完全是坏事,因为他早已预测了灾难。


这一回毛泽东对王明不再客气,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毛泽东批评王明的观点,但对王明本人,他强调团结,希望王明能改正错误,这是毛泽东给王明的机会,因为他需要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他一致,而王明正好是握有马列权威的合适人选,不过看来王明没有这个概念和愿望,王明拒绝了。


毛泽东后来表示,六中全会不是要算账,而是统一认识,算账的时机尚未成熟,毛泽东先是为被王明路线打击的同志平反;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等人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王明失去了影响力。


终于,毛泽东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大家认可了毛泽东,在长期斗争中毛泽东一直坚持的几乎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就是因为几乎全体的共产党人选择了毛泽东为领袖,这样他们就选择了胜利。


遵义会议共产党人推举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出绝境,毛泽东做到了,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他们才确定由毛泽东带领他们走向胜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选择了站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理想在延安

什么人会参加毛泽东的队伍呢?在最开始他的队伍里有流民、走投无路的人和土改后的农民,当然主干是有政治理想的人们。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改变了政策,也就是不再土改,更多的人加入到他的队伍中来,日本人的刺刀为他送来大批的精英,那就是全国的不愿意做亡国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的抗日热情受到蒋介石的冷落和排斥,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延安,毛泽东热烈欢迎他们。


毛泽东似乎早就知道这一点,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呼吁:“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我们看看如果这些人真的符合毛泽东所说的这些条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那他们就是中华民族复兴中的中坚力量。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亲自来抓教育工作,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在延安,物质虽然贫乏,精神却焕然一新,年轻人看到了自己的理想——平等,蒋介石等上层人物不让这些青年人进入他们的领域,他们愤怒地转向另一面,年轻人最渴望平等,当他们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和战士、老乡打成一片的时候,知道延安就是理想所在。


我们前面说过,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一直是长打扮,不是短打扮,因为短打扮意味着代表社会底层,从上山那天起,毛泽东的衣着就变成了和士兵一样,不要小看这衣着打扮,它代表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领袖穿什么样的服装不光是影响着社会风气那么简单,也代表着诸如价值观一类深层次的内容。仔细想想就会明白的。过去皇帝们也装模作样农耕,有人相信么?你要是穿着西服下煤矿,工人会说你还不如不来呢。


我们查一下延安精神,就会发现标准表述是:延安精神,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延安精神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延安不但诞生了共产党人所说的延安精神,它还产生了我们中国人全新的理想和信念,那就是人类的终极理想——平等。


平等有多重要呢?我们要问问自己。平等容易实现吗?我们说它是人类最高理想,也是人类最难实现的境界。


可以说,平等的思想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对于世俗领袖他是独一无二的。少年时代看《水浒传》,平等的思想进入他的心里,上井冈山提倡官兵一致正式进入推行平等的通道,到延安开始全面的实践,一直到晚年组织过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其实就是对追求平等过程中关于天赋差异的辩论,自古至今仍争议不休),这就是毛泽东对平等追求的一生。


毛泽东在延安以共产主义的旗帜开始推行平等,这是延安精神的真髓。毛泽东的革命历程给中国人带来无上的荣光。毛泽东对中国来讲不光是他建立了一个党,建立了一个国家,建立了一支军队,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他带领全体人民艰苦奋斗把农业中国变成了工业化国家,一个是他推行平等,使得中国从落伍的畸形社会变成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度。啊,平等,这两个字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心头的一扇天窗:我们终于知道我们的领袖为什么受到全世界人的尊重了,全世界人盼望的终极理想——平等,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大地上得以实践、推广并大范围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业。请历史为我们的感悟做证。


毛泽东渴望与人合作,一师时就贴过求友布告,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委曲求全,希望与所有的人合作。涌向延安的这些年轻人,完全是奔着他来的,毛泽东伸出双手,欢迎他们。毛泽东非常珍视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他的成功模式需要极多的人,任何愿意加入的人都有可能化作巨大的能量。学会了毛泽东方法,然后派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就有可能发展壮大,就像一颗种子,长出满世界的藤萝,又像一星火种,慢慢燃烧最后变成冲天大火,电影《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了好多的学校。


这些大学中,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当然是最重要的大学,它专门培养抗日军政干部,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抗大的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委派最具军事才华的刘伯承、林彪、徐向前担任主要教官,关键是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和校训,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毛泽东经常为抗大讲课,"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毛泽东博览群书,他的文采、他的睿智成为吸引人的重要因素,听他讲课如饮智慧之泉。


毛泽东常常告诫他的学生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这是天才的感悟,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愿意革命的年轻人,自然而然形成了追随的趋势和崇拜的潮流。


毛泽东热忱地欢迎知识青年加入自己的队伍,毛泽东敞开大门欢迎这些年轻人。


但对已经加入队伍的党员干部,毛泽东则十分严格,谁也不能越界。1937年10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旅级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案发后,毛泽东指示罗瑞卿,应该对黄克功处以极刑,而且拒绝了他上前线戴罪立功的请求,这就是毛泽东,错误可以犯,但有界限的,这一界限就是生命,前人的牺牲正是为了后人不再牺牲。对照蒋介石的做派,人们不难选择。


这样毛泽东就成为年轻人革命的导师。


不过新中国圣人的称号他给了鲁迅。


毛泽东办了很多大学,其中一所叫鲁迅艺术学院。为什么会有以鲁迅名字命名的学院呢?原因是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视鲁迅为旗帜,他总结道: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


鲁迅是中国旧社会的解剖医生,无情地展示中国社会病入膏肓的惨状,就如同一个高明的医生向病人展示脓血霉疮一样,可能会叫人不愉快。和毛泽东小时候家境上升相反,鲁迅成长在家境衰落的环境里,这种先暖后冷、先富后穷的不愉快的生活,使得他成为一个很敏感的人,这种敏感伤害了他自己的生活和身体,但中国社会却多了一个思想家。


他比毛泽东大一轮,他在20岁的时候到日本留学,一开始是学医的。他之所以学医,往小了说,是想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往大了说是想改善被视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觉悟的转折点是留学日本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于是鲁迅弃医从文,走上了文学家和思想家之路。


鲁迅最初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身上。后来他明确指出希望在共产党。


鲁迅对两类人深恶痛绝,那就是权势者和伪君子。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人不喜欢鲁迅了。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这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鲁迅只活到55岁就去世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发地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他被中国有良知的人们尊崇着。


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所谓的鲁迅的政治远见就是他预示了中国社会必须有一个彻底的革命,这个革命正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实践着,最终完成了,这就叫作高瞻远瞩,最终毛泽东革命的彻底性震撼了世界,大概只有鲁迅先生可以在思想上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其次,为了实现彻底的革命需要有彻底的斗争精神和彻底的牺牲精神,这就是毛泽东推崇的"鲁迅精神"。这到底是毛泽东的精神还是鲁迅的精神,我们已经很难分清楚了,所以毛泽东说他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


抗战八年中,抗大培养出20多万干部,20万干部是个什么概念?毛泽东把延安变成了中国革命的大学校,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才培养了多少人,而且许多人都参加了共产党。


为了培养非党人士,毛泽东还创办了陕北公学,培训出一万多名干部,成绩也不小。


具有文艺才能的年轻人则可以在鲁迅艺术学院受到培训。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鲁艺培养出一大批文艺干部,他们将自己的艺术天赋服务于抗战,为革命吶喊造势。


毛泽东还经常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以及由他提议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讲课。


到抗战胜利时,这些院校已培养了几十万干部,这是我们在此关心毛泽东办大学的关键,想清楚了这一点就知道毛泽东在这八年里力量增大了多少。其中受训的共产党员就达到25万人,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培养干部的问题提到更高的地位来看,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毛泽东高举抗日的旗帜,使得全中国的热血青年把目光投向延安,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给这里带来了蓬勃朝气。


每天傍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都会有年轻人的欢笑声和歌声: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这就是抗大校歌,今天唱来依然能激荡青年人的心弦,毛泽东常常出现在他们中间,无拘无束,谈笑风生。抗大校歌的歌词作者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站出来反对毛泽东的凯丰,他已经变成了毛泽东的积极的拥护者。抗大校歌依然在中国流传,如果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听到这样的歌声也无须吃惊,因为它现已成了中国国防大学校歌了。


抗日的旗帜在延安,延安吸引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力,许多人来到延安访问,向来注重宣传的毛泽东热情招待所有的来访者,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接见梁漱溟和卫立煌。


梁先生来延安之前,大概都没有搞清楚他和毛泽东是老熟人,见了面后,毛泽东提醒他说,当年梁先生到北大同事杨昌济家串门的时候,常常是毛泽东开门,毛泽东告诉梁先生他是杨师的女婿,梁漱溟才意识到他请见的这个中共领袖原来是北大时的故人。


有人会望气,知道毛泽东是天生领袖,如柳亚子;有人不会望气但认为毛泽东是个人才,如郭沫若;有人听说了毛润之三个字就想起来曾经见过,如李苦禅;但像梁漱溟先生这样的十分少见了,他积极地跑到延安,却不知道要见的人是故人,自然毛泽东还是热情接见了他。


接见卫立煌则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卫立煌和八路军并肩作战感触颇深,身为职业军人的他,从来没有想象过,一支不发军饷的军队会是如此勇敢顽强善战。在太原见到周恩来,随后和朱德打过交道,所以对共产党大有好感,毛泽东倾城欢迎路过延安的卫立煌,使卫立煌深受感动,毛泽东的热忱影响了卫立煌的政治倾向,离开延安后,卫立煌先是为八路军筹措了大量枪支弹药,后来则起到了任何人都料想不到的作用。


一些外国朋友也来到延安,毛泽东非常重视同他们的交往。


最著名的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他是位高明的外科医生。1938年3月底,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会见时热烈支持他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后来,白求恩赴聂荣臻防区工作,在一次为伤员手术时受感染而逝世。


听到白求恩牺牲的消息,毛泽东十分悲痛,写下著名的《纪念白求恩》,它是毛泽东的"老三篇"之一,这篇文章,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熟悉,很多人都能背诵,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为他的追随者们指出神圣的境界。


让我们重温一下毛泽东名篇(节选)吧: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是人类历史上恒久的名篇,因为它指向高尚。明朝的大思想家王阳明指出,人只要心存良知,就可成为圣贤。毛泽东告诉我们人只要无私,就可以变得高尚。想想我们的一些自私作为,不觉得脸红吗?我们的身体在世俗的尘埃中翻滚,灵魂向地狱中进发,就是因为我们嘲弄高尚,自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诋毁无私,地狱十八层正为此等人所设。人可以朝着追逐世俗利益方向努力,这本身无可厚非,但不可以认为自己高尚,因为还有人更高尚。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我们推崇的范文,读懂了这篇文章,我们就有可能解释一些困扰当今年轻人的问题。


中国人今天只盯着美国,这是中国人取得重大进步的标志,说明我们与美国有了可比性,而这种进步恰恰是毛泽东给我们带来的。毛泽东谦虚地把自己提倡的推行的信仰冠以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名号,但在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明白中国人信仰的建立者是毛泽东,我们知道在延安之前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他的全套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只是再次验证的过程,毛泽东在延安主要工作就是为中国人指出全新的生活方式,实践和推行理想和信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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