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最主要的中日万名青年联欢大会，胡耀邦对拟稿的几位笔杆子交代意图，说结尾要表达这样的意思：今年我们邀请三千日本青年只是起点，今后我们要邀请三万、三十万！但笔杆子起草时到底不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成为胡耀邦挨批的一大“错误”

　　《伐林追问》第24期 2019年11月22日首播

　　◆高伐林


　　1984年邀请日本三千青年访华举行中日青年联欢，是八十年代中期牵涉面相当广的一个大热闹，名义上是“民间交流往来”，官方的用意是“着眼于人民、着眼于未来”，搞成中日间一场盛大的政治嘉年华。不过两年后的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以来，就被刻意淡化了。直到今天，没有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人大部分不知道，经历过的人也淡忘了。而且还流传着种种传闻。我甚至听到一个说法，邀请日本三千青年访华，被列为胡耀邦所谓“六大错误”之一。我当时在中日青年联欢活动的宣传处工作，今天的节目，我就来回忆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

　　第一点，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问中国，是不是胡耀邦心血来潮、脑子一热就邀请了？
　　1983年11月26日，访日的胡耀邦在东京NHK大厅对四千多名日本青年发表演讲。他说：“为了加强两国青年的了解，发展两国青年的友谊，我要代表中国人民与青年，向贵国的各友好青年团体发出邀请，明年九十月间，我国秋高气爽时节，请你们派三千位青年朋友，来我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
　　当时包括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内的现场观众都以为是300人，直到翻译确认两遍后，中曾根不由感叹：“不愧为中国，有这么宏大的气魄和决心！”

　　胡耀邦

　　是胡耀邦脑子一热就发出邀请吗？不是。胡耀邦确实容易冲动，但是这件事是党中央的集体决策。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朱良2007年在一篇文章中澄清说：胡耀邦是按照中央批准的方案，根据“着眼于人民、着眼于未来”的精神，发出邀请的。
　　参与组织这次活动的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贾棣锷介绍，“当时还有过更宏大的设想，一万人、三万人，能不能接待？胡耀邦同志很务实，就让我们做调研。结果三万人根本不可能，一万人也很困难。三千人是经过调查的，不是拍脑袋，想多少就多少的。”
　　我记得，9月30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最主要的一次中日青年联欢大会，胡耀邦要发表讲话，交给团中央起草，叫去团中央研究室的几位笔杆子交代意图。他说：结尾要表达这样的意思：今年我们邀请三千，只是开始，只是起点，今后我们接待条件更好了，还要邀请三万、三十万！这几位笔杆子听得目瞪口呆，回来起草时，不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后写的是“今后还要邀请两倍、三倍、五倍”，后来胡耀邦致辞就是这么说的——也很惊人了！
　　为什么要搞这么一次联欢呢？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之后，中日关系一直升温。但1982年7月发生了一件事：媒体报道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日本侵华历史，日本文部省通过的1983年中学历史教科书，把过去“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改为模糊化、中性化“中国的进出”。这件事在日本国内、在中国和韩国和朝鲜，都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外交部提抗议，《人民日报》发评论。中国教育学会和中日友好协会也都发表抗议声明。

　　日本教科书百花齐放，出版商送文部省审查通过后由市场检验。

　　其实后来查清楚了，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日本的教科书，不像中国一元化都是遵照中共口径的统编教材，他们是各出版社自己编辑出版，送文部省审查，然后都发到市场，各学校自己去挑选使用。日本文部省长官紧急下令组织人手连夜重新彻底翻查所有许可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送审的及通过审查的两种版本。最后发现通过审查的所有版本都没有把“侵略”写成“进出”，只有送审的教科书中，实教出版社出的这一种，把“日本军华北侵略”改成了“日本军华北进出”，但这个用语，审查人员已经做了标记。他们最后通过审查的版本，这一处已经改回了“侵略”。
　　在中国提出正式抗议一个月后，当时日本官房内阁长官宫泽喜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以政府名义向中韩两国道歉。
　　这一事件实际上是个大乌龙，但引起中共领导层很大的警觉，感觉要加强爱国教育，并要着眼下一代。40、50年代从事日中友好的那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已经垂垂老矣，需要在新一代日本人中物色接班人。1982年9月18日，朝鲜金日成访华，邓小平谈到靖国神社时说：“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上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
　　中共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着手筹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等。着眼下一代的中日青年联欢也是基于这一长远考虑。
　　那次中日青年联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胡耀邦与中曾根康弘的私交相当不错。中曾根是1982年11月上台执政的，与胡耀邦基本上同处一条时间线，他们两人的任上，基本上是战后中日最友好的时期。胡耀邦1983年访日后，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回访北京，胡又破例在中南海设家宴款待中曾根夫妇。

　　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回访北京，胡耀邦破例在中南海设家宴，中曾根抱起了胡的长孙女胡知鸷。

　　但80年代中期开始，历史教科书和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浮现，胡在这些问题上被认为“软弱”，这也是他下台时被抨击的一大理由。胡耀邦在与中曾根首脑会面中，对中曾根在美国提出的“不沉的航母”自卫队扩军政策，以“日本适当的防卫力增强，中国是不会反对的！”应答，这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政府对日本扩军政策容忍。但根据2017年日本外务省最新的外交文书解密，这句话是被断章取义了，胡在前面说了一句：“中国是希望日本成为在经济上繁荣，政治上热爱和平并具备自卫力大国，日本朝这个目标迈进我们是支持的。”后面还说了一句，“但是何种程度的扩大，不但是中国，也将是全亚洲注目和为之不安的，但我本人坚信，本世纪末到21世纪初，无论日本自卫力如何扩大，也不会与中国为敌的。”
　　1985年中曾根以首相身份战后初次参拜靖国神社，次年中曾根不再参拜，日本媒体爆炒这是首相受到了中国的压力，然而中曾根自己回忆道，那时更多顾及是正在对抗中共保守派的胡耀邦的政治生命。胡1987年1月下课后，中曾根曾叹息“我对不起胡”。

　　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是八十年代中日蜜月的见证人，本次节目首播时他仍健在，一个星期后的2019年11月29日去世，享寿101岁。

　　第二个问题，中日青年联欢活动是怎么进行的？
　　在向日方发出邀请之后，党中央决定由共青团中央来承办，对外用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中日友协的名义。成立筹备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任主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兆国为第一副主任，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副主席刘延东分别为正、副秘书长。
　　访问的时间定在了9月24-10月6日。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呢？最高层做出的决定，避开了7月7日、9月18日这样的抗战纪念日，安排在九月下旬开始，也刚好赶上中国国庆35周年——那正是文革噩梦结束、改革开放揭幕，可以让日本的下一代，感受中国朝野百废待兴、民气振奋向上的气氛。

　　1979年5月，中国代表团600人乘坐中日友好之船“明华”号访问日本33个都道府县。团长是廖承志，顾问是粟裕大将。图为二人在爱知县身披日本节俗服饰与小朋友合跳民族舞蹈。

　　三千人如何选？在日本没有一个单位能统一负责组织和派遣，日本外务省也头大。1984年4月，中方就直接向日本的二百多个团体和单位发出了邀请。中方的邀请，以民间为主，也照顾官方，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政府都被邀请了，对朝野各政党一视同仁，同等邀请。最后，日本的214个团体共派遣了3017人，其中还包括63名新闻记者。因为人数巨大，两国民航共动用了12趟航班包机穿梭于东海上空。
　　代表团最年长的是日本“中日关系正常化”三大功勋之一84岁的冈崎嘉平太，最年少的只有2岁，是以《四季歌》闻名中日的歌手芹洋子的女儿。还有兩位后来当上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彦和菅直人。日本政经文化体育各界都有名人前来，也突破了年龄限制，比如《血疑》这部日本电视连续剧，赚足了中国观众的眼泪，中方最想邀请扮演女主角的山口百惠，是胡耀邦亲自提名的，但是她的第一个儿子才五个月，婉拒邀请，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来了在《血疑》中饰演大岛茂的宇津井健，还有电影《追捕》中的女星中野良子。代表团中还有电视剧《阿信》中童年阿信的扮演者小林绫子，但《阿信》虽然早已轰动日本，在中国却是大联欢的第二年1985年才播放，所以可爱的“童年阿信”走到哪里都没人认识。
　　八十年代中期一下来了三千外宾，最难的是交通和住宿。北京大巴不够用，特地从天津调来一些。当时北京外宾能住的饭店只有北京饭店、新侨饭店、民族饭店等少数几家，没办法，就用了国务院招待所、京丰宾馆等，军队帮了大忙。
　　为了分散接待的压力，三千青年不是同时抵达，访华项目和路线也不一样。三千日本青年分成两批：
　　第一批1500人，9月24日从上海入境，然后再兵分两路，9月底来到北京，过了国庆节从北京出境回国；
　　第二批1500人，9月底从北京入境，参加中国国庆，然后也是兵分两路，10月6日从上海出境回国。
　　这两批四路日本青年，全部集中的时间就是国庆前后在北京，分散访问的城市，是西安、南京、武汉、杭州。日本青年是三千，翻译就要好几百，北京的日文翻译不够，从全国调。加上全陪、地陪、保卫、医疗和其它工作人员，就有四五千人。既然是“联欢”，就得有相当数量的中国青年与之对等。这还没说记者呢，虽然当时的媒体不如今天这么多，但全国记者也来了好几百。
　　中方安排的，每一路日本青年都要访问“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一个学校”——要让他们相对全面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那年是中共建政35周年，十一国庆阅兵，在天安门观礼台的前面，专门扩展建起观礼台，留给日本三千青年。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日青年舞会，燃放焰火后，大家跳舞跳到午夜两点多钟。

　　日本青年在天安门东侧观礼台观看阅兵。

　　国庆游行中北大学生自发打出“小平你好”标语，观礼的日本三千青年都看到了。

　　第三个问题：三千日本青年访华谁掏钱？到底花了多少钱？
　　由中国掏钱。这其实是由时任国家主席兼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先念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日本三千名青年访华是件很有意义的事。经费问题，我提议由我方负担为好。”中联部长朱良后来披露，对这次友好联欢的费用，团中央精打精算，整个接待的财政预算是803万人民币。朱良还说“应该说，在当时搞这么大的活动，也是很节约的。”
　　但朱良说得不对。803万人民币，只是中央财政预算。实际上花的钱，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十倍二十倍都不止。
　　中日青年联欢筹委会由王震挂帅，他主持了八次筹委会会议，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说白了就是政治动员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包括军队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他是上将嘛。许多就是作为政治任务压下去，“要算政治账，不要光算经济账”，就不计费用、无偿奉献了，或者象征性收费。六个城市的地方财政，肯定是一大笔支出，六个城市互相要比赛看哪个接待得好，得到上级的青睐，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各地也都向企业狠狠地搜刮了一笔。这也是后来社会负面反应很强烈的原因之一。
　　当日本青年们踏上上海土地的第一刻，工作人员给他们的第一条诫令是：自来水龙头里的水不能像日本一样直接喝。然而，还是有人忘了，导致拉肚子。
　　一位名叫穗织一成的日本青年，在参观时突发急性胃出血急需手术。但他担心中国的血液技术不过关，不愿意输中国人献的血。而同团的日本人又以旅途劳累体力不支为由，不愿为他献血。人命关天，工作人员将此事上报中央和日本大使馆，最终中日双方决定强行为他手术和输血，保住了他的命。访问结束后，穗织一成举家迁往中国，他在中国教了好多年日语，只收象征性报酬。
　　像这些医疗费用，我相信都是中方报销了，而且肯定也不在朱良部长所说的803万元之内。
　　至于日本青年参观访问的基层单位，尤其是企业，花钱海了去了！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看外国人就像外国人看我们的大熊猫似的，稀罕极了，接待外宾实在没有经验，根本不知道怎么让这些外宾满意才好，花样翻新地拼命送礼——不叫“礼品”，叫“纪念品”。这些单位这些企业的领导也想趁此机会给自己鸟枪换炮，让本单位的面貌焕然一新，让接待人员和职工也得点实惠。热情好客程度让外宾都觉得过头了、太过头了！领导和接待人员没有想一想，日本青年每参观一个单位就收一堆礼物，怎么可能拿得了、带得走？尤其是企业用道林纸印得五颜六色的画册，华而不实重得要命，他们离开时只能扔在旅馆房间里。
　　中日青年联欢的奢侈风气，在我看来，胡耀邦始料不及，确实应该负一定领导责任：他先后六次听取筹备工作汇报，提出要搞得“轻松、愉快、活泼、多样”，唉，加一条“节约”就好了！
　　话说回来，日本方面对中国如此大手笔，还是感念于心的。第二年开始，他们多次回请中国青年。3月份搞了一次，由胡锦涛带队去作客；10月份又邀请了500人、由刘延东带队的“中日青年友好之船”。我也上了这条船。邀请对方三千，对方回请加起来只有六七百，当然不对等。不过，三千人在中国是七八天，我们几百人在日本是十七八天，这么一想，差距就没有那么大。另外，要考虑日本与中国的国情大不相同，中国是高度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党中央做了决策，拍板掏钱就是一句话的事；而日本是民主体制，政府要邀请中国客人就繁琐麻烦得多，头一个财政年度就得报预算交国会通过，数字是卡了又卡，中央政府也不可能下令要地方掏钱，更不可能下令要群众团体掏钱。我们这条船五百人到日本后分成几十个小团到各地参观交流，绝大部分经费都是日本的友好团体凑份子。我认为，还是日本这种办法好，真正是民间活动，虽然日本官方也要出面也要花些钱，我们到日本东京，日方也举行了一个大会，中曾根首相出席致辞，这倒是与中方胡耀邦致辞的规格对等。
　　我后来得知，日方还是弥补了中国接待日本三千青年的费用。他们看到了中国当时还相当贫穷落后，百废待兴，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回报。这就是在北京东郊亮马河畔，建起了中日青年交流中心这样一大片建筑群。这个项目是1984年由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与胡耀邦共同倡议的，后来声称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出资兴建——中方出资主要是地皮，日方则投入了真金白银。这个建筑群，建筑面积八万多平方米，包括世纪剧院、教育研修楼、银橄榄游泳馆及网球场、二十一世纪饭店，还有留学生公寓、国际中学教学楼等设施。设施先进，功能齐全，建成后举办了很多重要活动。我不知道日方出资的具体数字，但是我估算，应该能抵上，或许还超过中日青年联欢的接待费用。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矗立在北京东郊亮马河畔，据称主要是日本捐助资金建起来的。

　　当今中国反日情绪高涨经久不退，除了历史问题，还有领土纠纷，肯定不少人认为那么大折腾欢迎日本青年来中国访问联欢，是“大撒币”——虽然比不上习近平大方，因为现在中国更财大气粗了嘛。我理解这种情绪。但是我也看到，那次联欢之后很多日本青年（现在已经是中年了）在做日中友好的工作——当然远非全部。他们关注中国，关注中国普通人的境遇和命运，关注中日关系的波折，为中国的进步鼓劲，也为中国的倒退而忧心，他们对身边的中国人（这样的年轻人多年来数量暴涨）也更多一份关照。
　　对了，举一个例子：当年访华青年之一、三十多岁的社会活动家菅直人，后来当上了日本首相。从那年访华回国后，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年选择一天，从自己的母校东京工业大学邀请50名中国留学生共进晚餐，持续了二十多年。
　　夫妇在感情破裂、吵架分居打离婚官司时，恐怕很难理解自己当年怎么会有那么高的热情追求对方、陷入热恋。今天的人们恐怕就不容易明白：1984年秋天大家怎么那么真诚、那么热情地欢迎日本青年？而2012年秋天大家怎么那么愤怒、那么疯狂地掀起反日浪潮，甚至砸日本车、砸开日本车的同胞？胡耀邦和当时党中央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联欢的得失帐怎么算，可以讨论争鸣；中日关系好不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恐怕还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而不管怎么说，仇恨教育绝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