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的民主困境如何解决？

（一）、对民粹主义的不同理解

1、因为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尽相同。简单来说，就民主的理论传统而言，存在着两种对民主的理解，一种是多元式民主，亦可被称为自由式民主；而另一种是一元式民主，亦可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

 刘瑜认为：体现在制度安排上，多元式民主注重权力制衡与分散——多数与少数、精英与大众、中央与地方、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相互制衡并共享权力。这种理念下，其民主制度设计必然为“多数意志”（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意志的话）设定了“半径”——半径之外，通过选举发现的“多数意志”不能随意占领。权力分立、间接选举、非民选权力机构的存留、联邦制、游说组织、智库、市场的政治力量、财产保护等制度安排，便成为抵消“多数统治”的一些缓冲机制。

一元式民主倾向于一种可被称为“选举霸权”式的制度安排，选举产生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收编”立法和司法部门，被“拧成一股绳”的权力又进一步吸纳公民社会、媒体、企业与市场，最终“多数民意”通过选举的胜利得以统领整个社会。

 很大程度上，当代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普京的俄罗斯或者埃尔多安的土耳其，都是这种“一元式民主”的代表。与威权统治不同，这些国家存在着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但是又与自由式民主不同，其当选政治家往往大幅剪除整个社会的多元性，试图将所有权力机构乃至公民社会“统一”到一种意志之下，而其胜选的事实亦使其“赢者通吃”的制度安排具有相当的道义合法性。

刘瑜所说的一元式民主就是一党独大，中国则属于一党垄断一切的封建人治制度。多元式民主不仅有美式自由式民主，是一种无序民主，三党五权制是一种多元有序民主。

2、美国民主的困境

（1）美国的民主自我修复机制：

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一种温和的中间派传统，缺乏极端主义的土壤。

美国精英的基本共识：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与阶级斗争；对有产阶层、企业家阶层大致抱有同情性立场；主张政治宽容与经济自由主义。

（2）美国也有两种民主, 一种是由政党、总统及官僚机构所运作的代议制政治, 是将普通公民排斥在外的精英政治; 另一种是由邻里、街道协会、各种联谊会及其他公众团体的参与、协商式民主, 有越来越多的公民热情地参与的大众政治。后者的参与式民主就是对前者的代议制民主的修正和补充。

（3）美国的政治制度充满了制衡和否决机制，因而“多元民意”中的特定“一元”通常能在政治体系中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而不会因为它不合乎特定范围的主流民意而被碾压。无论是联邦制、司法审查制度，或是美联储的独立地位，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复杂制衡关系，都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制衡机制的表现。其好处和坏处，是任何政策的演进和改革都比较缓慢。

福山曾经哀叹美国的民主已经成为“否决制”，并认为这是美国今天政治僵局的一个源头。

（4）美国的两党制从所谓“左右之争”走向“左与更左”之争，美国当代政治两极化滋生民粹精神，其极端主义趋势对于政治发展极为不祥。

总之自由多元是一种‘无序的多元’，并不能形成对精英政治的有效制约。

并不能解决美国民主的困境。

（二）、三党五权制是一种多元有序民主。

建构一种稳定、民主、多元的多中心社会自治秩序

1、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和腐败问题是民粹主义产生的土壤。从改开到2012年出现的封建人治制度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习近平上台后实施的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催生以民族主义为援手的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思潮，如何化解极端民粹主义隐忧成为当务之急。

2、自由多元是一种‘无序的多元’，这种多元民主无疑是不可取的，有序多元是一种‘秩序的多元’更符合中国国情。

3、有秩序的多元需要建构一种和解的文化

（1）周庆智从文化价值观角度认为：“当今中国，价值分歧和价值混乱乃是民粹主义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治的社会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处的社会。自治秩序下的多元文化是有序的多元，不是无序的多元，是有核心文化的多元，“各种文化虽然取向不一，但在最基本的伦理价值和政治观念上，具有重叠的共识，而且这些共识为国家的宪法和制度所建制化，成为国家的公共伦理文化和政治文化。而‘无序的多元’，则是‘价值诸神’在涉及到共同体底线伦理和政治理念问题上，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共识，处于文化的战国时代，处于双重的匮乏之中：既缺乏合法的制度和法律，也缺乏基本的公共文化。”

总之，信仰危机导致公共文化的缺失，封建人治制度导致民主与法制的缺失，这就是中国的民主困境。

其历史原因是：毛时代把那套造反夺取政权的马列革命理论一直沿用到夺取政权之后，根本没有革命党角色转变意识，改开后，虽然中共领导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强调要向执政党转变，如党政分开，强调法制建设，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到时退休，反对个人崇拜，如今遇到了习近平要搞独裁，与历史车轮背道而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除了封建人治制度本身就容易滋生权力腐败，让领导人权力无边外，思想上接受只为了维护中共统治阶层利益和特权的一套功利主义歪理学说。

（2）反动文人王沪宁炮制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和习近平极端民族主义特质所谓习思想，这些乱七八糟的说教，连一门学说的范畴都谈不上，更不能称之为思想并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只是自卖自夸，强词夺理，经不起讨论和辩驳的说教，只能依靠强权强行霸屏，强行推广，强行灌输，强行教育等卑劣手段推行洗脑，是禁锢人民思想，搞愚民教育，维护封建人治制度的思想工具。王沪宁是当今中国头号大头巾要予以揭露和批判，正是王沪宁这样的相当多的大头巾，大毒草，是造成中国价值混乱，极端民粹主义滋生蔓延的幕后黑手。

（3）以造反和夺权为目的的马，列，毛主义的斗争哲学，革命思想早已不符合和平时期的信仰需求，毛主席的那套理论如游击战曾经被世界革命者广泛学习和运用并实践如古巴革命中，现今早已过时。

王沪宁炮制的那套玩意，是出于往上爬的名利驱动，功利之心。

你在国外免费送人都没人要，据说习近平在国内动用权利强买强卖获利千亿，这绝对是一种权利腐败，一旦习下台，这些书连做大便纸人都嫌太硬，只能被当作垃圾扔掉处理，连同王沪宁这样的人类垃圾的命运也是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子孙后代唾骂。

（4）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曼德拉的努力建构一种和解的文化值得中国借鉴，比如反对清算政策，他的政府甚至没有发起过“修改路名、推倒雕塑、铲除纪念碑”之类的城市面貌更新运动，而此类运动在很多转型国家都发生过。

　　 他当政的新政府也从来没有发起过复仇式的起诉与审判。为在抚平创伤和政治和解之间找到平衡，新政府发起了举世闻名的“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没有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

（5）中国同样要防止极端主义，反对搞清算是原则问题，在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问题上同样要慎之又慎。比如对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重新评价，对1989的风波中邓小平的评判，对文革的反思等历史遗留问题可以先进行学术研究和讨论，既然民主制度，允许讨论，不同看法，不同意见，但和解是前提，要以“和平、宽容、理解和非暴力”思想为原则，年轻人思想激进容易走极端，国内外都一样，比如美国右翼民粹化倾向，在很多“没有学历的白人”看来“平权法案”、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对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应对无力、经济上作为一个群体被忽略、越来越吹毛求疵的政治正确话语、文化工业中黑人永恒的受害者形象，以及白人必须为自己爷爷的爷爷承担的永恒罪责。那么，后果是什么？左翼由于权利观念的不断上涨而民粹化，右翼由于“失去历史和未来”而不断民粹化，政治两极化将给美国带来什么后果？

由此看来，树立“和平、宽容、理解和非暴力”为核心的价值观尤为重要。反对清算这类极端主义行为尤为重要。

（6）人民受够了欺骗，需要真正的民主权利

人是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所谓天赋人权。

批驳：这种自由主义老古董思想欺骗毒害人民几百年，现实生活你出生在富人家庭，你就比一般人有钱，你是官二代，你就比别人更有地位，社会是有阶层区分的，存在各种差别，你想跻身上层，就得做得比别人更好。

人人平等，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所谓共产社会和自由主义老古董思想一样无视人性，无视社会等级差别，无视人与人之间，阶层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

人民当家做主，实则是书记们当家做主，人民代表没人民，中国最大的人民公仆习近平天天想着做大独裁者，天天为实现蒋介石的理想，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种思想）而努力折腾。

这些价值观都是统治阶层，反动文人欺骗人民的惯用伎俩。

现实是人民的权利被精英政治排除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之外，除了选举之时。

人民受够了欺骗，需要真正的民主权利，不需要统治阶层给的民主鸡汤。

所以，”三党五权制“的制度设计是一种多元有序民主，是一种分权和参与、协商式民主。

（三）、习在位十年治国无方，却胆小如鼠。

习在香港的行径证明他是个无胆鼠辈，反习力量要进一步对习施压。

这一个月是生死关头，关键时期不要在乎习捏住的那些把柄，在结束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人治制度的大义面前，那些蝇营狗苟的行为算得了什么。

反习派不要老是搞小动作，一味的算计来，算计去是成不了大事的。

中国历来做事讲究名正言顺，要占据大义，顺应民意。

习谋求连任和修改宪法，大搞个人崇拜，违背了中共党的决议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和禁止搞个人崇拜，习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违纪违规，这样一个不守规矩的人，一旦连任成功他本身就成了规矩，他的话就是法律。

因此现在倒习，反习名正言顺。从民间普遍对习近平顽固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反感和不满，对习喜欢瞎折腾导致中国现在处处危机很不满，对习的治国能力普遍质疑，现在倒习，反习顺应民意。

反习派要明确提出“反独裁”，”反人治“，”要分家“的口号作为倒习，反习各派统一行动口号，反对习借连任之名行独裁之实。

”反人治“是结束中国二千年来封建人治制度，走向民主与法制的民族解放大事，占据大义。

以造反和夺权为目的的马，列，毛主义的斗争哲学，革命思想早已不符合和平时期的信仰需求，建立“和平、宽容、理解和非暴力”的思想来替代革命思想，成为党员乃至国民的核心价值观，要用和解文化替代斗争文化。

 将“和平、宽容、理解和非暴力”主张作为反习派共识，就分家事宜展开和平谈判，为实行"三党五权制“做铺垫。

这个国家需要彻底改变，如现在这样一直下去，只会距离民主与法制越来越远。

习下李上只是斗争的第一步，在中国实行民主与法制，实现"三党五权制“才是最终目标。

倒习，反习不仅仅是场权力斗争，是一场大变革，是一场结束封建人治制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要深刻认识到这场运动的深刻意义和内涵。

要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凡是反对分家，坚持封建人治制度的人都要坚决与之斗争到底。

凡是支持分家，支持"三党五权制“的人都要团结一致，只要中共一天不分家，不合作运动就要进行到底。

人民党代表

2022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