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

Language and State: A Study of State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内容提要：人类是使用语言的动物。但是，人类并非总是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方式使用语言。由于人类使用语言进行通讯时也要使用媒介，人类不断地创造、开发和利用媒介。媒介改变人类使用语言的方法。但是，不管人类采用何种媒介为他们的语言通讯提供支持，他们总是在媒介的帮助下延长了语言通讯的距离。人类在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进行社会交往，包括交流感情和思想以及交换商品。人类形成更大规模共同体。人类形成文明社会和组建规模庞大的国家。规模很小的原始社会逐渐解体。于是，我们看到，人与语言的互动、语言与媒介的互动以及媒介与人的互动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社会和国家的形成。人类甚至在语言和媒介的帮助下组织和建设国家。

关键词：语言、媒介、国家、时间、空间

序言       

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建构一个系统的和完整的国家理论需要首先以建构一个有关国家形成（或国家起源）的系统的和完整的发生学理论为基础，我本人冒昧地提出这样一个看法：过去的哲学家创立的所有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未能在一切可能的方面阐明国家的形成，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现存的国家理论内并没有哪个理论已成为人们公认的系统的和完整的国家理论。过去的哲学家仅仅在某个方面描述了国家的形成。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仍属片面或不足。鉴于国家形成的特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差别以及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国家的形成也有不同特点，以前的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仅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人类历史上有案可查的所有国家中的一部分国家的形成。意图在于解释国家形成的各个理论往往仅仅适用于解释世界上某个地区的国家的形成或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的国家的形成。如果我们假定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形式而所有国家还有一个同样的本质的话，过去的哲学家提供的有关国家形成的观点和理论往往因为其具有片面性甚或局限性而互相抵触。认可一种国家形成的理论往往就使我们无法再同时认可另一种有关国家形成的理论。似乎人们难以提出一个内部能够自洽的多面向的国家理论，即综合性的、系统的国家理论。其结果是，任何一种国家形成的理论往往难以成为学者们创建一个系统的和完整的国家理论的基础，更不要说宏大的和总体的国家理论了。

  历史上，政治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和法学家亨利∙梅因（Henry Maine）将国家的形成归因于很久以前一个家族或部落的长期成长和演化。他们似乎暗示，人类自母系社会或父系社会的长期演化和扩张再经过原初由血缘关系主宰人际关系的群体（如一个家族）的成长和扩张才形成国家。[1]但是，由于群体内部的血缘关系可能发生变化，这样的观点或理论似乎不能确切地解释现代社会里许多国家的形成。例如，历史上的一部分北方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其他欧洲族类曾迁移到今日英格兰混居而后形成新居民群体。这些人后来建立各类王国。后来经过兼并形成联合王国。人们似乎无法合乎逻辑地说今日英格兰的居民原本来自同一个家族或部落。博丹和梅因的观点似乎并不贴切。他们的观点也无法解释一些移民国家的形成。比如，这样的理论显然无法解释欧洲移民共建的美国的形成。他们的解释总是一种孤立的论点，无法成为学者们创立一种系统的国家理论的可靠依据。学者们难以利用这样的观点创立一个系统的或综合性的国家理论或政治理论。

  同样，包括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内的一些哲学家争辩说，人们通过使用武力建立国家。人们因为一部分人征服另外一部分人而建立国家。他们坚持认为，征服者和其继承人就是国家的统治者。[2]还有包括弗朗兹∙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内的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他们声称，游牧民族经常征服农耕民族而建立国家。国家就是一个胜利的群体打败另一个溃败的群体后建立的组织。[3]这个理论无法解释有时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我们能否认为十九世纪近代意大利或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诞生的起因是征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在世界各地建立的殖民帝国解体。当地的人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例如，在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立国都属于这类情况。虽然休谟的政治哲学值得我们仔细研究，我们迄今为止也很难看到任何一位政治理论家能根据他的政治哲学而创造一个系统的或综合性的国家理论。

  包括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内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国家起源于冲突或战争。他们提出的论点是，防御外敌的入侵迫使分散居住的人联合起来而逐渐形成国家或者战争迫使一个民族强化国家建设，包括加强政府的建设。[4]还有包括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内的一些政治学家也持类似观点。如蒂利断言，“战争铸造国家，国家进行战争。”[5]但是，这个理论似乎无法解释和平时期的国家形成。我们能否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熄灭以后犹太民族在中东地区建立以色列国是因为犹太人经历现时的战争而及时立国？我们怎样解释二次大战后非洲人民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是否有学者已经根据国家起源于冲突或战争的理论或观点创立了系统的或综合性的国家理论？

  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L. Carneiro）是一位当代美国学者。他从地区的地理特征解释国家的起源或形成。他声称被沙漠、海岸或山峦等诸多地形特征阻挡而无法逃离统治者的统治的人民被迫服从统治者的统治。而各个地区的统治者又互相竞争导致其中某个统治者胜出而建立国家。[6]可是，这个理论似乎无法解释没有有关的地理特征的国家的形成。我们是否能假定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是因为这样的地理特征而形成独立的国家？我们能否仅仅根据一个国家的地理特征而提出一个综合性的国家理论？

  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认为东方的农业国家起源于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他争辩说，农业社会里水利灌溉的需要迫使农夫服从于建立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的组织者，结果出现一个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于是，形成国家。[7]但是，即使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论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道理，这个理论似乎也仅能解释一部分东方国家的起源。例如，人们怎样解释不从事于水稻种植的农业地区的国家的形成？人们怎样解释欧洲地区的国家的形成？人们怎样解释草原地区国家的形成？他的论点具有洞见，但是，却不足以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所有时期的国家的最初形成的完整理论。

  同样，一些学者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他们表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让∙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提出的社会契约理论能解释国家的起源。[8]不过，这个理论无法解释前现代时期专制国家的形成的方方面面。例如，那个时代统治者往往建立一种奴隶制或封建制国家。他们用专制的方式统治人民。如果国家实行奴隶制，甚至还建立民主制，但是，对奴隶仍然实行专制。如果国家实行封建制度，虽然贵族内部有时签订私人契约，通常那个时代并无普遍的社会契约。当然，统治者可能寻求统治的合法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约定，或者人们偶然看见贵族联合起来迫使国王签订契约，但这不是常态。如果用一个宽泛的概念定义国家，我们也不能将政府的形成等同于国家的形成。如果这个判断合理，社会契约论也无法成为学者们建构一个系统的和完整的国家理论的哲学基础。             

  所有这些理论仅仅从某个视角解释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某些特点，但无法说明所有可能的特点，而且这些理论往往互相抵触，无法互相支持。研究时，研究人员采用某些理论就必须放弃其他一些理论或观点。哲学家们提出各种国家形成的理论，但是学者们没能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够在所有方面解释国家的综合性的和系统的国家理论。国家形成的理论远多于国家理论。他们没能提出建立国家、组织和建设国家的一个综合性的和系统的国家理论。于是，没有一个准确地解释国家形成的理论，人们就无法建构一个综合性的、完整的、系统的和完备的国家理论。如果我们认为国家理论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理论而且建立国家理论要先于建立政治理论，我们迫切需要在更大的学术研究范围内思考怎样建立一个国家的理论。而且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国家形成的理论互相抵触或冲突，这往往说明有关的理论具有片面性。我们能否提出一个观点或理论，来解释历史上所有国家的形成？我们能否在所有可能的方面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来解释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形成？我的一个总看法是，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建立一个完善的国家理论，因为国家是一个整体。于是，建构一个完善的基础政治理论也很困难。

  我的推理是，经验告诉我们，从某个意义上说，所有不同类型和历史时期的国家都有某种共性。否则，它们就无法被一概称为国家。本作者认为，国家是个组织，是个大共同体。它有其人民，一片领土和一个政府。这是一个常识。例如，约翰∙布隆奇利（Johan Kaspar Bluntschli）认为，“在每个国家里，人们联合起来”而且“为了国家的存续必须保有人民与土地之间的永久关联。”[9]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国家是一个强制性的政治组织，“它成功地保有合法使用强制力维护其秩序的垄断权力”[10] 还有更多的学者提出他们有关国家的观点或理论。他们不会否认所有国家都有某个共同的特点。学者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来成功地解释所有国家的形成，以便于为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或系统的国家理论铺平道路。鉴于彼此互相冲突和否定的那些国家形成的理论已长时期并存并且成为学者们建构一个综合性的和系统的国家理论的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的障碍，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来解释所有国家的形成并进而为创造一个综合性的和系统的国家理论创造条件。

  本作者认为，存在这样一个突破口。这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基本推理。这个推理是，原始社会的部落是个人类共同居住而合并组成的小共同体，而文明社会的国家是个人类群共同居住而合并组成的大共同体。尽管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在部落解体到国家形成之间曾经存在过酋邦这样的过渡的共同体形式，情况在世界各地并不一样。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部落和国家曾经长期并存。在那里，我们看不到酋邦。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共同体扩大的原因。我们需要研究人类共同体怎样逐渐扩大了人口规模和领土范围。在这方面，本作者研究了人类与语言的关系。本作者发现，研究人与语言的关系是解释共同体成长的关键。本作者特别发现，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开发和利用各类媒介。使用媒介的人延伸了通讯的距离。然后，越来越多的提供信息、传播知识和交换思想的人逐渐拥有一个共同持有的社会传统观念，有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坚持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或宗教信仰。他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互相合作并且共同保卫他们的家园。他们联合起来并组成国家。同时，原来的部落逐渐消失，因为人们不再单纯地依靠亲属关系建立社会。这样，本作者相信，人类社会的演化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的看法是，在人类社会的长期演化过程中，较大规模共同体逐渐取代较小规模共同体，结果，因使用语言而形成的国家取代因亲属关系而维系的部落。语言是解释部落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的关键。于是，本作者希望找到一个方法来解释人类怎样组成、组织和建设国家。本作者希望从语言的视角论述人类怎样组成和建设国家，而不是仅仅论述国家的起源。这样的论述应该有可能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它有可能使国家的所有方面理论化。当然，这样的解释也有可能使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理论化。如果说以前的学者创造的国家理论或政治理论尚无法做到国家的所有方面或政治的所有方面理论化，语言的视角有可能最终避免以往人们建构社会学或政治学系统理论时经常得出一个片面的看法的结局。这可能帮助我们思考建构一个综合性的和系统的国家理论。下面就是本人提出的部分主要观点。

一、文字、书写材料、文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以来，他们就已经开启一个其原始共同体――部落――缓慢解体的过程。当他们发明文字的时候，他们渐渐地进入了文明社会。然后，人们在形成文明社会基础上建立国家。自那以后，每个个体均隶属于世界上的某个国家。[11]文字毕竟构成形成国家的一个物质条件。那意味着，探索仅仅从使用口语通讯开始发展到再添加使用书面语通讯的演化过程能提供一个突破口，让我们解释国家的形成并进而描述国家的建构。那就是说，如果人类仅仅使用口语通讯，他们就不可能成立国家，或即使成立国家也不可能维系国家的长期存续。在原始社会里，人类已经开始进行语言通讯，但仅仅使用口语进行通讯。因人口增加而扩大部落的规模总有一个限度。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在一百多年前研究北美洲当地部落社会时指出的，一个部落扩大到一定程度会分裂为几个较小规模的部落。[12]原因是无论是否是在未使用书面语进行通讯的情况下人口增加后血缘关系淡化让亲属关系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在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有效的将所有人维系在一起的作用。那就是说，当时人们仅仅使用口语进行通讯。口语通讯主要依靠人链式语言通讯来延伸通讯的距离。本作者所谓的“人链式语言通讯”指第一个人传递信息给第二个人以后第二个人再传递同样的信息给第三个人且以此类推的那种通讯。但是，有效的人链式语言通讯的抵达范围是有限的。在这样的通讯过程中，人们会在中途丢失或改变一部分传递的信息。人们很难查明最初提供这些信息的人士的身份。于是，人们怀疑传递的信息的真实性。这种情况减损了传递信息的通讯的有效性。因此，人链式语言通讯无法按照预期在成长的共同体内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口语通讯超过一定的限度以后就不再总是发挥建构共同体的有效作用。

具体而言，在原始社会里，所有人都说一种方言。不同的部落之间没有统一的语言。于是，部落总是相对较小的共同体。根据一些人类学家的研究，一个部落拥有的人口平均数千人。[13]在北美洲发现的最大部落的人口超过20,000人。恩格斯提到，美洲部落的平均规模在2,000人以下，而切诺基的人口有26,000人。该部落是美国印第安人最大规模的部落。[14]自从国家诞生以来，人类建立更大规模共同体。从古代到中世纪，人类建立的最小规模国家是城邦国家。根据恩格斯的研究，雅典城邦国家有公民9万人和超过36万人的奴隶。[15]如果用一个宽泛的概念定义中等规模的国家的话，本作者将中世纪的若干王国视为中等规模的领土国家。根据人口学家的一项研究，欧洲中世纪的一个王国的人口可能超过100万人。人们估计中世纪鼎盛时期的英格兰拥有人口约370万人。[16]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人类建立的最大国家的形式是帝国。英帝国的居民曾经达到5亿人。[17]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取代了城邦国家、王国形式的领土国家和帝国。今日联合王国的人口约6,400万人。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型民族国家的人口均超过10亿人。不管一个人类共同体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任何一个部落的规模都无法再与一个国家的规模相比。

在那些大型民族国家内，我们看见一个新现象：国家形成后，人们可能说一种方言。不同地区的居民说不同的方言。但是，每个国家内通常人们使用一种统一的书面语言。正如卢梭早年所看见的，在不同地区方言倾向于发生变化，而书面语言倾向于将其同化和合并。[18]因此，我们今天发现，在一个国家内人们能容忍多种方言并存，但他们经常无法容忍多种书面语言并存。方言暂时不会对国家的统一构成威胁，但不同的文字会构成这样的威胁。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国家鼓励人们使用相同的文字。即使国家能容忍方言的存在，国家也经常鼓励人们使用一种通用的语言，如国语、普通话或官方语言。这表明，语言的特征影响国家的形成，并且也可能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基础条件。文字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基础性的物质条件。

从包括费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内的一些语言学家的观点看，“语言和书写的文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第二个仅仅是为了代表第一个的唯一目的而存在。”[19]本作者的个人看法是，书面语言是口语的媒介。为了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或者提高在大范围内进行的口语通讯的效率，人类发明了文字。这些文字构成所谓的书面语言。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推广一种书面语言就是建设国家。一个例子是，在终结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的公元前221年经过征服的战争而实现中国统一后，秦始皇帝发布书同文和车同轨的命令。他的命令代表在尚无统一的书面语言的背景下他本人建构国家的一次努力。这段历史表明，书面语言能令更多的人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持久的通讯。统治者发布命令时使用语言。由于需要将命令传输到各个不同地方，经常通过书面语言传输命令。书面语言不仅能使更多人在更大范围内传递信息和传播观念和信仰并从事商品交换，也能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成千上万的使用书面语言的人组成一个国家，部落则最终解体。书面语言是人类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和在更大范围内加深彼此互动的一个手段。书面语言也是人类与自然界的一种互动。

易言之，使用书面语言需要使用一种自然界特别提供的材料做媒介。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别在于，书面语使用一种可视的材料做媒介，而口语使用一种不可视物质做媒介。口语通讯使用的声觉符号实现的通讯过程是稍瞬即逝的，而书面语通讯创造的视觉符号实现的通讯过程是持续不断的。空气令声波震动在人类感知物质世界的触及范围限定的空间内移动，而可视材料让书面语言在人类感知能力触及的范围以外大规模地无限扩张。在口语通讯过程中，人类自己就是媒介，因为他们从事人链式语言通讯，而在书面语通讯过程中，特定的材料替代了人。大规模地采用自然界提供的可视材料媒介延长了语言通讯的时间和扩大了语言通讯的空间。

正如中国的古典史书《史记》所记载的，刚刚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帝东巡郡县。他下令手下人在各个名山山顶上竖立一系列石碑，镌刻碑文，宣布和展示其功业。[20]还有一个被史书记载的事件。虽然这个事件并非统治者用石头作媒介宣布自己的统治和权威，人们也会通过石头构成的媒介宣扬统治者的事迹。这就是，盖乌斯∙凯撒在小亚细亚的丽米拉（Limyra） 死去后，人们在他的死亡之地为他竖立了一座纪念碑（kenotaphion）。这个大约30米长的纪念碑文是缩略版本，描述盖乌斯在罗马帝国东线为其战斗的最值得纪念的事迹。[21]

在古代的北非、西亚和南欧，人们的书写材料是埃及尼罗河流域生产的莎草纸。在古希腊，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样的学者都用莎草纸写作。考古学家在西亚和南欧的多次发掘和其后进行的研究显示，莎草纸是古代最受欢迎的书写材料。在古罗马，将军们在横跨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广袤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巨型帝国。他们建筑了通向四面八方的马路，留下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名言。这些马路不仅仅用来迅速地调动军队，而且也用来进行每日的通讯。后来，到公元五世纪前后，不断壮大的阿拉伯军队切断了莎草纸的供给，罗马人将那些马路弃之不用，这导致罗马帝国的解体。针对这个历史典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评论说：“在每一种意义上说，罗马的马路是一个纸的道路。”[22]莎草纸是书面语通讯的媒介。书面语言支撑罗马帝国的统一。

当然，人类会使用更多的媒介来进行书面语通讯。而就书面语通讯使用的媒介而言，迄今为止，人类已至少开发三种类型的媒介。首先，人类利用一些地质材料做通讯的媒介，如石头和金属材料。在古代，人类曾经利用泥板（clay tablet）做通讯材料。泥板也是地质材料。第二，人类曾经利用来自动物身体上的材料做通讯的媒介，包括甲骨、象牙、丝绸、牛皮纸和羊皮纸等。第三，人类广泛使用来自植物躯干的材料做通讯的媒介。古代人曾经广泛使用木片、竹片（竹简）、莎草纸和纸做通讯的媒介。在现代，纸张仍是最流行的书面语通讯媒介。

总之，这些材料在国家的成长中发挥某种作用，但是，它们通常不在部落的成长中发挥任何作用。例如，原始人可能利用石头当武器或者用石头建造他们的栖身之所。但是，文明社会里的人类将石头当作语言通讯的媒介。在古代，人们将法律、法令和宗教经文镌刻在石头上。石头因此在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发挥某种作用。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们将大量的法律和法令镌刻在石头上。在古中国的商代，统治者在甲骨上刻字，进行书面语通讯，以便将统治者的活动解释为神意。这样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家的建设有关。大卫∙凯特利（David N. Keightley）因此特别强调：“这些骨头上的记录因而并非单纯的被丢弃的祭司档案。它们是神权政府最高级别的决策、化身、再保证和通讯的政教记录。”[23]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 Innis）是一位加拿大历史学家。他一度提出这样的观点：在古代或中世纪，当人们利用石头、泥板和羊皮纸进行书面语通讯时，他们建立小国，但是这些小国存续很长一段时间。中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就是这类小国。例如，历史上欧洲的教会参与的活动可能涉及社会的或国家的组织。教会利用羊皮纸进行书面语通讯支撑小国存续很长一段时期。与此相对照的是，当人们利用纸张进行书面语通讯时，他们建立大规模行政体系主导的国家，占据很大一片土地，但是，国家的寿命较短。在古埃及和古罗马使用莎草纸进行书面语通讯的人和在古中国使用纸张进行书面语通讯的人都曾经建立大国，但是，国家的寿命短。如果人们既能获得使用羊皮纸进行书面语通讯的教会的支持也同时能利用采用莎草纸或纸张进行语言通讯的一个官僚体系的话，即假设“获得了确认空间和时间的角色之间的一个平衡，”人们就会建立一个大型的和寿命长的帝国，如拜占庭帝国。[24]

他的理论可归结为一句话：耐久的和笨重的媒介延长通讯的时间，而不耐久的和轻便的媒介扩大通讯的空间。例如，当人们利用石头做媒介进行书面语通讯的时候，通讯时间长，因为石头耐用。石头能够抵抗风吹雨打和日晒。所以，利用石头推广的理念会长期不变。在此背景下，人们尊重传统。社会趋于保守。但由于石头笨重，不易移动，人们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通讯。人们建立小国。与此对照，纸张轻便，容易携带。这样，在此语境下，人们能在大范围内进行通讯。但是，由于纸张不耐用，怕水和容易腐烂，人们通常利用纸张进行短期通讯。使用纸张进行通讯的人能在更大的地理空间内交流思想，能在较大空间范围内持有同一种理念并建立一个大国。但是，由于在使用纸张进行通讯的背景下人们倾向于接受新观念并要求重新组织国家，这样的国家存续的时间不长。因此，媒介定义的书面语通讯成为国家形成和建设的一个基础。作者本人的看法是，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都对国家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换言之，一旦人类使用语言进行通讯，他们就创造和利用媒介。媒介的意义是，它们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成为国家形成的基础。

相应地，在使用书面语进行通讯的语境下，我们还能进行更多的思考。如果我们将从事书面语言通讯的人与从不从事书面语言通讯的人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从事书面语言通讯的人也发挥一个特殊作用。在古中国，因为掌握了书写技艺而能从事书面语通讯的人被称为“文人。”与只能在短时间内进行语言通讯的普通人不同，文人能进行长时间的通讯。一名普通人针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件琐事做出的简单陈述很快就被人遗忘。与此对照的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创造的优美诗篇会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重复背诵。与只能在小空间范围进行通讯的普通人不同，文人能在大空间范围内通讯。一个文盲只能在他生活的当地进行通讯。他或许只能与他的邻人进行通讯。而一位文人可能创作一个剧本或写一部小说。剧本或小说能让他与广大民众进行通讯。剧本或小说就是文人进行通讯的媒介。从一定意义上说，文人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某种作用。也就是说，普通人无法主动地在国家范围内与他人进行广泛通讯，而文人能。文人在国家范围内传播文化。尽管文人仅仅是国家内部的少数人，他们传播所有人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的文化。这样，文人传播的文化就成为国家的文化。文人也是国家内部普通人在国家范围内进行自我通讯的媒介。这是因为在文明社会或国家的形成中，少数人能充当多数人进行自我通讯的媒介。少数人在大地理空间范围内主动进行语言通讯比多数人这样做要容易。国家内所有人共有这样的文化。文化担当了所有人与所有人进行通讯的一个媒介。这样的文化有助于维系国家的统一。

这就是说，进行书面语通讯的人获得了一个机会。他们能创造文学艺术作品。他们能表达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能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给与他们的印象。他们能够表达他们针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理解。而文学艺术作品包含美学价值。美学价值吸引人的眼睛和耳朵。它能担当媒介，支持一个长距离语言通讯过程。例如，人们创作诗歌。诗歌总是具有某些美学价值。通过创造一个或若干个美学价值，诗人为延长语言通讯的距离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著名的诗篇几乎家喻户晓并被人们一代又一代地传诵的原因。创造那些著名诗篇的诗人也因此而远近闻名。同理，剧作家创作的戏剧不仅向普通人提供生活经验并且有时还就人们的社会生活发表评论，而且在描绘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方面展现美的情感。同理，作家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尽显美学价值，以描绘人们的社会生活。那些长短篇小说能赢得众多读者。也同理，词作家和作曲家创造的歌曲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所有那些美学表达形式都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通讯。它们是媒介。创作他们的那些作家、诗人和艺术家是媒介。他们特别促进陌生人之间的互相通讯。他们提供有关社会或国家的看法的时候，他们也在协助人们进行感情交流。他们到处展现普通人接受和喜爱的那些文化形式。他们能加强所有人之间的互相理解。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帮助所有人在社会和国家的整个范围内进行互动。

这意味着，由于人们扩大了他们的共同体的规模，他们没有必要总是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从而维持国家的统一。书面语言帮助人们保持相互联系。原因是书面语言能让人类创造更多的表达形式，以便进行社会通讯。那些能创造这些表达形式的人成为文人或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书面语言令创造媒介的方式多样化。它能让人们在更长的时间内和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通讯。在此背景下，人们建立文化共同体。文化则进一步支持人们在更长时间内和更大范围内进行通讯。特别是在现代，文化共同体成为人们建立国家的一个基础。共有同一种文化的人倾向于汇聚在一起并联合起来。他们组成一个民族。由于需要成立一个国家来保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建立民族国家。民族又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媒介。这就是为什么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一个典型形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