飽受國際社會質疑製造並泄露了COVID-19病毒的美國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病毒實驗室也與這些生化實驗室存在密切合作關係，尤其上文提及的CRL。兩者曾經在2009-2014年間聯合開展多項病原體的研究，包括人畜共患病：炭疽、鼠疫、土拉菌病、高致病性禽流感和布魯氏菌病。CRL由此獲得了來自德特里克堡實驗室關於病毒研究領域的各種技能和技術。
2017年，CRL在美國國防部威脅降低局的資助下實施了一個名為KZ-33的項目，該項目旨在研究蝙蝠的新冠病毒。科研工作者在突厥斯坦州溫吉爾利、卡蘭吉爾洞穴和克普捷爾汗山洞裡搜集了200餘份蝙蝠糞便樣本，發現了12種新型冠狀病毒。哈薩克斯坦生物安全問題科研所、美國國防威脅降低局的承包商和美國、新加坡Duke-NUS聯合醫學院參與了這項研究。八種冠狀病毒分離物被送往新加坡Duke-NUS醫學院，該醫學院後來成為輝瑞疫苗項目的參與者。
據CRL的工作人員稱，該機構曾研製出致命的冠狀病毒，“科學家兩年前製造的病毒與2020年開始流行的COVID-19病毒‘完全一致’”。
事實上在2018年時，哈薩克斯坦當地的腦膜炎病例就增長明顯（研究證明COVID-19病毒入侵中樞神經時就會導致腦膜炎）。有人認為，是CRL有實驗毒株流出，美國人在有意允許病毒的擴散，他們通過這種方式，似乎想檢驗實驗室中研究的細菌武器的效果
哈薩克斯坦前國防部副部長阿米爾別克·托古索夫在2020年夏天時曾向俄羅斯提供了美軍進行致命病毒實驗的材料。他當時說：“我們就像實驗用的猴子，我們的領土成了五角大樓測試新病毒的天然試驗場。實驗室脫離了國家監督，以秘密模式運行。”在那之後不久，托古索夫將軍“意外猝死”。
哈薩克斯坦衛生與流行病學專家尤里·阿諾辛也在接受烏克蘭獨立媒體“政治導航器”採訪時表達了對美國在歐亞大陸建立生物實驗室的擔憂，“正是對世界霸主的迫切渴望，促成美國的這些行為。”
他指出，美國境外生物實驗室進行着大量不負責任的實驗，甚至發生病毒泄漏。他呼籲美方對世界開放境外生物實驗室，同時也希望國際機構和組織完善相關法律以確保生物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