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香港一百多年殖民地变成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来西化，才能完全接受普世文明。

1988年11月27日，晓*波博士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香港《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说：华夏的教育制度有一点是世界各国无法企及的，即通过教育把人变成一个驽才。华夏通过教育把人变成驽才的技巧和程序，已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认为东西方文明并未构成冲突和对抗，那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中国文明遭就落伍了，并不存在与西方文明对抗的问题，需要的是从头学起，承认落伍和失败，老老实实向别人学习。只有强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两个东西才会形成对抗，如西方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哲学，生命哲学与科学哲学等等。中国有什么东可以与西方文明对抗？这种对抗概念证明了中国民族根深蒂固的虚荣心。……

《河*殇》在解说词和画画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它提出中国的西化，可今后中国要中化世界。中国人的观念是：西方强大时，中国人当奴隶，中国强大时，它要西方人当奴隶。这是该片潜在的意识，如洋务派所说：师夷之长以制夷，为什么一定要制别人？中国骂别人帝国主义，其实自己最帝国主义。中国人在物质上可以承认自己落后，机器不如人家，衣服不如人家，但精神上不承认落后，道德世界第一！如梁漱溟、李泽厚、林语堂这些学者都持这种论调，李泽厚就要求以东方天人合一补充西方的天人对立，以东方的群体性、人际关系补充西方人的空虚感……但这两种东西是根本不能互补！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不能调和。……《河*殇》潜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99%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刘指出：中国人不能以“人的目光”即平等竞争的目光来看待自己与世界，总是把人分成“人下人”和“人上人”，分成奴隶和主人。因而，当自己落伍之时，才会争相当洋人的奴隶。现在，中国国内的有关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的种种规定，与几十年前上海滩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令没有实质性区别。若中国真的强大了，也许在巴黎或伦敦或纽约的中国租借地，会出现“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禁令。

刘说：有人问我，你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难道传统文化一点优点也没有？我觉得，传统存在着自我封闭，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者爱人”“民本思想”是欺骗性最强的，对国人危害最深的东西。传统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阉割了，没有人性，只有奴性。传统不要以精华、糟粕来区分。传统是极端的偏见，要打破就要整体地打破。……我觉得新时期文学丝毫没有什么值骄傲的东西，相反却暗伏着重重危机。而摆脱这些危机，鉴于很多原因，有些不仅是民族性的问题，我甚至感到与人种有关。因此，走出危机之路是十分的艰巨(《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

刘在多次演说中，公开提出中国的“人种不行”。当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时，晓波直截了当地答道：“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反传统与革新要从每个人开始，中国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人都成了受难者，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他妈的，文革时你干什么去了？那些知识分子写大字报比谁都写得好，没有土壤，毛一个人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当问及中国人“在人种方面，同西方民族有什么差异”时，刘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以哲学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辩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样的非理性学说；要逻辑，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有罗素的数理逻辑，有笛卡儿、莱布尼兹的逻辑，精细严密到你毫无办法！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我认为孔子是个庸才，……从哲学上说，孔子什么都不是，孔子的学说是一种入世的为政治服务的学说，汉代把它变为统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汉代就该死亡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还没有死亡！不过，它面对新世界已经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欢孔子，不奇怪，因为是多元社会，但是在一元化的社会中，最好的东西也没用。所以孔子在东西方的意义不一样，如果中国是个多元化的政体，我不反对别人信仰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当前的中国，你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在中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还有重要的一点：中国人特贪腐。譬如鸦片战争后洋人管理中国海关，可吞的却不吞，税收悉行交出，办事尚属公正，中国人就相反了。

刘在香港《争鸣》1989年1月号发表《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的自由港》，他说：“我认为，从近代开始，根本就不存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而存在的仅仅是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彻底落伍的中国这样一个自明的事实。改变这一事实的可行方法不是在虚构的“冲突论”的引导下“师夷之长以制夷”，而是全面地、彻底地放弃任何企图进行自我安慰的幻想，老老实实地承认落伍的现实，全面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更严格地讲，不是向白种人的西方学习，而是向人类先进文化的西方学习。中国和西方之间没有冲突，有的只是非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生存方式的差别。换言之，想过人的生活就不存在冲突，冲突只产生于坚持非人生活方式的愚昧中，想成为人就要向西方全面敞开国门，而不想成为人就拒绝西方的同化。香港在殖民化中的繁荣和大陆在封闭中的衰败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中西关系的性质。”

他还说：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