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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批判辩证法——真高明
送交者:  2022年06月16日12:40:1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蒋介石:消灭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方法

——中华民国四十四年一月十日在国防大学演讲

蒋介石

人气: 31

更新: 2012-06-30 4:12 AM    标签中共蒋介石

第一、前言
第二、“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的应用:
甲、“唯物辩证法”是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曲解。
(一)黑格尔的时代背景及其中心思想。
(二)黑格尔辩证法应用“正反合”法则的原意。
乙、中国先哲的辩证思想。
丙、共匪将辩证法原理,普遍应用于斗争策略和战术思想。
(一)共匪一切阴谋策略以应用矛盾律为中心。
(二)长期反共战争所得来的重大教训。
第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及其应用的荒谬:
甲、“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
(一)“唯物辩证法”为双脚朝天的倒立系统。
(二)反精神、反生命、反天理、反人性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
乙、“唯物辩证法”对基本法则应用的荒谬。
(一)共匪应用的矛盾律。
(二)共匪应用的否定律。
(三)共匪应用的质变律。
第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甲、“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无神论唯物思想最后决斗的结果。
乙、“天人合一”的哲理,为“心物一体”论的根源。
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最后成败之道。
第五、结论。

第一、前言

我们今天如果要光复大陆,复兴民族,争取反共抗俄彻底胜利,那必须先洞烛敌人——共匪与俄寇的思想体系及其思惟法则——“唯物辩证法”,并研究我们民族传统精神和我国固有哲学思想,以加强自身的思想武装,来击破敌人的阴谋诡计。

大家首先要知道:敌人共匪之一切思想的规律和法则,全是根据“唯物辩证法”推演出来的。共产匪党对内对外的斗争,政治运用和社会运动等各方面的斗争法则,固然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推演,就是他们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也是从“唯物辩证法”出发的。因此我们要研究敌情和对匪战法,只有从了解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则及其原理入手,才能把握其重心,窥破其诀窍,从而确定我们的对策,来瓦解敌人,消灭敌人。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体系,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及详述。现在只想从下列各点,为大家作一简要的剖析:(一)“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的应用。(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及其应用的荒谬。(三)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第二、“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的应用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斯(1818—1883)全部理论的基础。他的思想深受十八世纪末叶德国观念主义派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哲学的影响。黑氏生长的时代,正当该派祖师康德1724—1804)的哲学风行一时,因此黑格尔哲学,实受康德思想的重大影响,并想补救其缺陷。欧洲当十八世纪下半期世界思潮空前激荡的时候,人类的一切经验,都从各方面汇集起来,共同反对其过去各种信仰,扩充了他们的世界观;于是传统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动摇,因此造成了一个“理智”和“艺术”特别发达的时代。像康德、斐希德(1762—1814)、谢林(1775—1854)和黑格尔这一班日耳曼哲学家,他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一)统一知识的原理,解决二元论的矛盾。(二)对“物自体”所生的矛盾,寻求解决之道。(三)如何证明“神”、 “自由”和“不灭”等理念。(四)探讨自然科学、道德学和艺术等所共同依据的原理。

黑格尔思想,虽然没有超脱这个范畴,但是他在这一派中,可以说是异军突起。他是用一种同情的和综合的思想,去解释这个理智的、道德的、美术的和宗教的丰富世界,他认为“我”与“自然”的共同泉源,不超越于“实在”之外,而潜藏于“实在”之中。“精神”和“自然”,并不是“绝对”(黑氏视之为包罗万象的完整体)的两个表面,而是“绝对”所不断表现的方式。因此“绝对”,并不是“自然”和“精神”所自出的原理,它的本身就是继续演进的“自然”和“精神”。也就是说:“运动”和“生命”不超越于万物之外,而潜存于万有之中。一言以蔽之,就是黑格尔认为“绝对”即是“运动”(自然),亦即是“进化”(生命)。黑格尔于一八○七年所发表的第一部大著“精神现象学”,就是从这个“绝对”理念出发,剖析各种可能到达“实在”的思想型态。他叙述了每一思想型态的观点及其不当的地方,因而要求一个更完满的观点。黑氏名之曰“理性”,曰“自觉的理性”。事实上“绝对”和“理性”,不过为一物而异称;“绝对”的整个范畴,不但是思惟的各种方式,而且是万物存在的各种方式。这里我还要对于“绝对”的意义,补充说明一下。我国学者,对于这个名词,总是抽像笼统,含混其词,而不肯很明显的具体的指出来,我以为这不是学者研究学术的态度。所以我对于这“绝对”的意义,一定要将我的观点说明:我以为黑氏所说“绝对”,乃是“独一无二”之意,亦是至高无上之意,而不仅是指包罗万象的完整体而已。在西方来说,这独一无二的“绝对”,就是指创造宇宙万物之主——上帝(神)。若依照我们中国哲理来说,那就是指“太极”——上天(神)。这是我研究黑格尔哲学所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特别提出来,可供大家研究的帮助。

黑格尔当时将他哲学的中心思想加以发展,或散为论文,如正义哲学、历史哲学、美术哲学、宗教哲学和法律哲学等。或集为专著,如“哲学类典”、“逻辑学”等。尤其是“逻辑学”,更发表了他整个的玄学理论,总结了他的思想方法和哲学体系,故一般人认为黑氏的全部哲学思想,实可以称之为“逻辑的观念论”。

黑氏的逻辑学,无疑的是一种辩证逻辑,即众所周知的“黑格尔辩证法”。黑氏因为有一个“绝对”理念,作他思想的基础,他的辩证法,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个“绝对”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他并且称颂国家的存在,是神的一种旨意,所以他是一个有神论的哲学家。然而“存在”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概念,其独自内容是空虚的。因此纯粹的“存在”,其内涵应为本身和反对两方面,正因“存在”为对立物之统一,故必然发展,而其发展亦即为其本身与反对物之矛盾和分裂。至其矛盾之解决,即为两者的和解与综合,这就是从“存在”发展为“实在”或“活动力”的过程。至此黑氏辩证法“正反合”的原则,乃告成立。依此类推,则合为 “正”,“正”又有“反”,两者相对,又复有“合”。这种“正”“反”相对而生“合”的活动,黑格尔称之为“扬弃”(Aufhebung)。宇宙万物,因不断的“扬弃”,达于无穷。所以黑氏认为宇宙是思惟的反映,思想的发展,最后必达到绝对理念,世界的演进,最后必达到理性的世界。

总之,二元论的一切矛盾,在黑格尔看来,无不可以用辩证方法为之解决。黑氏认为辩证过程中的“活动力”(或“实在”),能使一切矛盾概念,变为逻辑的统一。就是说,最后的矛盾,将由“绝对理念”为之调和解决。这个绝对理念,乃一最高的范畴,也就是“存在”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这便是黑格尔要用“正反合”的辩证法则,去解决其同时哲人所共同追求的各大问题的本意。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黑格尔乃是为了说明历史的发展,才用“正反合”的辩证原理,作为解释历史的工具。但马克斯却窃取了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方法,去解释他所认为一个病态社会,进而曲解人类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一切规律。他对于辩证法三律的运用,就是矛盾律(对立统一律),是指凡事物原状为“正”,事物因有内在矛盾,而分为两个对立体为“反”;对立体有一被克服,后而产生统一,就变成“合”。否定律中的肯定是“正”,否定就是“反”,而再否定,即所谓 “否定之否定”,就变成了“合”。又如质变律的旧质为“正”,量变就是“反”,而新质就变成了“合”。可知马克斯“唯物辩证法”,乃是由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原理所脱胎的产物,但是其内容与精神,几乎完全是相反的。这就是共匪要利用国父三民主义,曲解为所谓“新人民民主专政”,乃采用他这个祖传移花接木、伪装欺世的卑劣手法之由来。他们是只要能达其目的,无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都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唯物思想的共产主义,亦可随时反转来,师法其极端敌对的唯心论者的原理,来作他理论的根据,以掩护其狡诈万恶的邪说暴行。因之我们要想真正认识敌人,必要根究他的思惟法则——“唯物辩证法”的由来,尤其是要戳穿他“唯物辩证法”的伪装诡计,又不能不了解黑氏辩证法的原理及其思想了。

说到辩证法的原理,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这些学术,我们中国先哲远在三千年以前,如易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阳为“正”,阴为“反”,太极为“合”的意思。而且其哲理,远较现在辩证法“正反合”之说,为高明而深邃得多。其他如老子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以及书经的“危微精一中”,以至于名家学说,即无不是现代辩证逻辑学的原理所自出。我们国父乃称之为理则学。可惜我们对于这些“究天人之际”的理则学,不但不知发扬光大,反而视之为陈旧无用的东西;结果乃就数典忘祖,舍本逐末,无怪乎共产匪徒要认马克斯“唯物辩证法”为其鼻祖的衣钵了。所可怪的,乃是一般反共学者,竟对于敌人用以与之斗争的唯一法则——“唯物辩证法”,总是闻之色变,根本不敢去觑视他,更不愿去穷究他,这是不敢面对共匪凶险,而存在一种苟免逃避的畏共心理。此外还有两种学者对于“唯物辩证法”所取的态度:其一、因为愤恨“唯物辩证法”祸国殃民的万恶思想,因之认为凡是辩证法,都是罪恶之源,所以不管马克斯的“唯物辩证法”或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乃至于其逻辑辩证等名词,凡是称辩证法的,都认为是过去了的无理的东西。他亦不问黑、马二氏的学理内容或规律法则究竟有否区别?只是一味的认为是不值研究的东西,一概鄙弃不理。此外,就是认为辩证法是一服万灵金丹的心理,所以他对于“唯物辩证法”,就不问其理论、信条或法则、方式、内涵如何,都以为这是它“革命行动”的金科玉律,因之他对于“唯物辩证法”就盲目崇拜不已。不过他还是说共产主义是不好的东西,应该反对,而“唯物辩证法”是可以采取的,这亦可以说是一种“眩共”病。就是因为他的心理观念,已为共匪宣传所眩惑而迷惘无主了。

正因为从前我们反共阵线里面,对于辩证法有这样三种不同的心理,特别是第三种心理,已无异为共产匪徒张目渲染;名为反共,而无形中不啻已成为马克斯主义的信奉者了。于是全国的学校、社会以及军队、机关,任令共产思想毒素,到处渗透,横行无忌。就是这样,共匪乃得实现其辩证法中所谓“对立”、“突变” 与“否定”的三大定律了,你看可悲不可悲?!至其前二者,不管他是存在畏惧心理的畏共病,或愤恨心理的恨共病者,这些都是消极的,不肯面对事实去研究,更不想设法来彻底消灭共产思想及其方法。但是这三者对于其民族固有的文化和传统的精神,都是丧失了自信心,以为我们自己文化学术的思想和方法,皆无法抵抗共产主义的侵略,几乎等于束手待毙而已。所以我屡次对干部警惕说: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对辩证法畏惧逃避,亦不必对辩证法痛恨弃绝,更不可对辩证法盲目的信奉;而应该要研究他的内容,明了他的原理,探究他的是非善恶与优劣所在,来决定我们应取的态度和对策。我又说:我们的干部不肯研究辩证法的诡秘,以及我们缺乏革命哲学的修养,实为我国三十年来反共战争屡遭挫折的根本原因。不过我们如要应用辩证法则的时候,应该要切戒的一点,就是我们决不能如共产匪徒那样认 “唯物辩证法”为其解决宇宙与人生哲学的一切原理,而且更要知道马克斯“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内容是大有区别的。这一点务须特别注意才行,否则你就会自陷于共产匪徒“矛盾”的歧途,而自己来“否定”自己,与自己使自己“质变”了。

共产匪徒究竟是怎样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原理,应用到他的斗争策略和战术思想上去的呢?我们不妨拿他们对“唯物辩证法”的中心定律——矛盾律的应用,先来加以分析。

共产匪徒们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其内在对立的矛盾的。因此宇宙间的任何体系,无不是根据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而形成的。所以它们在空间上,是要相互渗透,在时间上是要全程贯彻。这亦就是共匪所谓“一点两面”和“口袋后退”、“退一步进二步”等战术之由来。不但如此,而且共匪基于这个观点,它不论是教育他的干部或援引一切思想理论,它都要随时抓住敌人体系内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并基于这一差异性,使之转变为相反性,再由相反性逐渐变为矛盾性,以加强和扩大敌体的矛盾,终使敌人体系归于瓦解。

共匪还有运用“矛盾律”,以对付其敌体的另一重要策略,就如张铁君同志所说的:他在与敌体斗争的过程中,如自体居于绝对劣势时,就要暂时和敌体妥协。而其与敌体一时妥协的最重要作用,在于转变敌体注意力,化其内在矛盾为外在矛盾,以增强其自体的力量。匪党过去于民国二十六年向我政府投降时,宣言取消其红军,取消其苏维埃,服从我政府之指挥,并愿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实则就只是它要转移本党对它的目标。但当它内在条件极有利于它本身的发展时,它就可以将外在矛盾的目标,转变为对付内在的主敌。这就是效法列宁先与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合作,而后再企图将其消灭的故智。俄帝是不但对其国内的同盟友党如此,而其对于同盟友邦,如对我们中国而言,更无不如此。譬如说当我们对日抗战以后,他即要求与我国同盟,订立中俄友好盟约;及其傀儡——中共匪帮爪牙养成以后,他即明目张胆,背弃盟约,承认共匪,期达其整个并吞中国的目的。但倘使其对内在主要的敌人无法消灭时,则更可以与外敌妥协,甚至投降,亦所不惜。列宁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对德投降,签订其“布勒斯特”条约,即其一例。总之,他们无论对内对外,对付任何敌人惟一的法则,就是要使他的敌人转变目标于另一矛盾上去,而避免与他自身正面冲突。这亦就是一九三九年史达林与德国希特勒妥协合作,订立瓜分波兰条约,让希特勒向西欧发展,进攻英法;以及在一九四一年复与日本订立日俄的中立条约,史达林且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莫斯科车站拥吻而别,那用心亦就是要使日本积极南进,专与中美两国为敌的矛盾法则之应用。

讲到这里,我要再举个实际的教训来加以佐证,以加深大家的警觉。譬如毛匪时常夸耀匪党战胜“敌人”,是靠着他三大法宝,就是所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我们试一回顾本党三十年来的反共历史,就可以懔然于共匪完全是将其“矛盾律”的法则,循环运用,以击败本党的。他们先搞“统战”,以利用分化拉拢的手段,作相互渗透,以分化本党和孤立本党。后来又有所谓“武装斗争”,那就是利用国军各种弱点,拚命制造我们内部的矛盾,转移国军的注意力,以便扩大他的武装叛乱,来达到其“全程贯彻”的目的。至于他所谓的“党的建设”,就是每一次他们在行将被本党消灭的时候,乃教育其干部和煽动盲从的群众,要求与本党妥协,但他决不放弃其消灭本党的基本原则。在共匪看来,这是他们对于唯物辩证法则,在策略上运用的最大成功。

关于匪党对于“矛盾律”在策略上的运用,已略如前述。但大家还得知道:共匪的思惟过程,有一个公式,就是认为对立斗争的顺序,是由“矛盾”经“否定”而至“质变”的;但有时否定与质变二律的地位,亦可交互变易的。不过他们在斗争策略上,对于“否定律”和“质变律”的应用,完全是根据应用“矛盾律” 的同一原理。因此就可了解他们所谓“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律,实在都是从他矛盾律出发的;所以矛盾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中心定律,其首要的地位是决不变更的。实在说:他的“质变律”,仅是其“矛盾统一的进程”,而其“否定律”亦不过是其“矛盾统一进程”的持续化而已。我们只要真正理解了他们对“矛盾律”的应用,那么对其余两律的作用,就很容易推知了。因此希望大家“举一隅则以三隅反”,悉心推究,玩索有得,务必对奸匪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斗争法则和战术思想,全部了解,进而拟定我们自己有效的对策,来揭穿奸匪的一切阴谋诡计,打破敌人的基本思想。这才是我们研究敌情的基本态度,也才是我们消灭奸匪的基本要领。

由以上的分析,了解共匪基本法则之后,如我们能再根据三十年来长期反共的经验和教训,来确立共匪斗争的方针,那我以为至少应该要把握住下面几个原则,方不致自乱步伐,再为敌人所乘,也不致重蹈覆辙,为敌所算了。这几个原则,就是:

(一)对矛盾律:反共组织的内部,必须单一纯洁,求精而不求多。其内部必须团结无间,决不容有任何一点矛盾或对立冲突,被其渗透分化。否则只要有些微间隙,为其渗入,那么他就可以变你之小矛盾为大矛盾,化你之小裂痕为大裂痕,以达到其从内部瓦解你组织的目的。

(二)对否定律:反共组织的精神,必须自强不息,日新又新。否则如你暮气沈沈,滞钝麻木,甚至自暴自弃,不求精进,那你当然不能逃避天然淘汰,亦就要被自然所否定了。因为反共斗争,必须以组织对组织,以力量对力量,不能稍有消极松弛、惰性怠忽,予敌以隙。尤其当你强彼弱的时候,必须不留余地,无情地彻底灭绝他、否定他,切不可姑息他、宽容他,使之重新制造矛盾,再予其死灰复燃,反被其来否定你的机会。如当彼强你弱,自量一时势尚不敌的时候,亦宁可暂时后退一步,待机报复,切勿存有妥协共存,甚至妄存靠拢求全的幻想。否则那就只有被其利用你的劣势,加强它本体的统一与团结,造成其所谓“全程贯彻”的绝对有利形势,而你亦就自然会要被其否定了。但是这样被否定,并非是他来否定你的,而是你自己去找他否定的。

(三)对质变律:反共组织的纪律,必须严肃缜密,对于防谍保密,更应防微杜渐,时时警觉,不容有丝毫散漫疏漏的地方。否则共匪就一定利用其“矛盾经否定而至质变”的公式,而演化出他各种卑劣无耻的阴谋诡计,无形中造成对你自相“矛盾”、“否定”、“质变”的规律,被其“突变而统一”了。总之,对共匪斗争,无论在军事或政治与社会上,以及无论在什么时地上,决不能和共匪存有一点共存和合作的心理。须知共匪是兽性的,亦是奴性的,而绝无人性的。我们对于禽兽,决不能以普通的人情或常理来判断他、希望他。我们反共组织,对共匪的组织以及对他的行动策略,亦只有应用其“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来反击他,这就是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道理。惟有如此,乃易使之自相矛盾对立,使之自己否定自己,而至其质变灭绝为止。亦惟有如此,方可摧毁其共产匪党一切理论和行动所依据的“唯物辩证法”的诡诈方法。而且必须如此,方能消灭国际共产赤祸,求得世界永久和平。

这几个原则,是我研究对共产集团谋略战所获得的结论,也是我们进行三十年反共战争所得来的血的教训。过去因为大家没有认真研讨,确切运用,更不注意这个法则,去熟筹对策,反击敌人;结果处处为敌人乘虚抵隙,坐令共匪对我“扩大矛盾”、“制造否定”、“加速突变”,致使我整个大陆为其窃据,革命事业,几致中断。这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非彻底湔雪,不能赎回我们的绝大罪愆。务期大家以痛定思痛的心情,对自己的缺点,切实检讨,力戒再犯;对敌人的阴谋,时刻警觉,悉心研究。人人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那么我们的反攻复国战争,乃自可以转败为胜,终底于成了。

第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及其应用的荒谬

马克斯创立“唯物辩证法”,他曾经自供说是“采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抛弃了他神秘的外壳”马克斯所谓“抛弃了”黑格尔的“神秘外壳”,乃是指 “黑格尔认为思惟底过程(黑格尔称之日观念),乃是现实世界的创造者;而现实世界,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外衣。”事实上,黑格尔辩证法和他的全部哲学体系,即令其有不合逻辑的地方,但他的辩证法的核心,和它的外壳,是无法分开的。而马克斯的“唯物辩证法”若必要说是他抛弃其外壳的话,那毋宁说是他抛弃其核心,而采取其外壳,更为实在些。不过我所称道黑格尔的辩证法,乃是只对其辩证的方式而言。简单的说:就是采取其“正反合”三段辩证法最简单而最容易学习和了解的思惟法则。尤其是我们革命军人和党员,在策定对敌斗争方案和拟订各种作战计划时,就是要以我为“正”,以敌为“反”,而以敌我双方主观客观的情势、地位、力量(质量数量),以及空间、时间等优劣条件,与轻重缓急先后的程序,互相比较分析,综合起来,重加审研判断,然后策定一个合理正确的方案为“合”。这完全是思惟方法三段落的最普通应用的法则。尤其是我们从前一般干部,无论他是军人拟订一个军事作战计划,或党员拟订一个政治斗争策略,往往只注意自己本身主观“正”的方面条件,而对于其对像和客观,就是“反”的方面各种条件,多不加注意。所以其所拟订出来的作战计划或斗争策略方案,多不切实际,不能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这是我们从前革命教育,不研究思惟法则,亦不注重思惟的段落,所以一般干部对敌作战,最多只是知己,而不能知彼;亦就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以他对敌斗争的行动,亦就要败多而胜少了。如果你拟订计划或策略,只重主观,而忽视客观,那你对“正”“反”两方面不能去切实比较,如此你对敌我双方力量和行动,皆无从真正估计,亦就无由算起;这种无算的计划,或没有估计的策略,对敌作战那有不败之理?这就是孙子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的道理。这是我们对共匪斗争,不研究思惟法则及其段落重点所在的一个最大弱点,亦就是我们拟订计划,不注重客观条件所最吃亏和失败所由来的重大原因。所以我对革命干部教育,始终主张要采取黑格尔辩证法的本意,亦就在他思惟方法的三段落的这个法则而已。而且对这三段落中,特别注重在“反”的一个段落。就是要唤起一般干部在一切计划作为时,非特别重视对像和客观的条件不可的意思。至于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精神和理论,即使其辩证法的内容和原理,那也还是与我个人思想有很大的距离。因为我始终认定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纯粹的唯心论,尤其是他的矛盾统一观,并不足以概举世上万事万物发展的真实形态。所以对于他的思想,我是很多不能同意的。然而他那“绝对理念”的出发点,无非是导人于穷理致知、求真求善的这一方面;而马克斯背天逆理、贼仁害义的唯物思想,乃是完全与他背道而驰的。一般学者多以为辩证法乃是以矛盾与斗争为骨干的邪恶哲学,故认为黑、马二氏的哲学思想并无二致,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不能以其二者所取的法则与方式相同,乃就不问他们学术的性质原理及其思想动机与目的是否相同,于是不分皂白,就认他们为一丘之貉。我以为这不是研究学术的态度,乃是一种武断,亦就是我前节所说三者中之第二类(痛恨辩证法的恨共病)的学者,这亦就是我们中国学者所最容易犯的一般通病,我以为应该要特别注意矫正的。

我前在上海星期评论社时代(民国八、九年)再三指出:我们如要学习辩证法的思惟法则,就应该以黑格尔辩证逻辑为根据才行。因为“唯物辩证法”的思惟方法,如果学得不好是很危险的。何况恩格斯亦明言他们“唯物辩证法”已不是其思惟法则了。至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则很清楚的说明其辩证法为“思惟与实在的合一”,自认其是思惟法则的范型。但是共产匪徒实际上至今仍以他的“唯物辩证法”为其思惟法则的惟一教条,这是大家不可不加以注意研究的。今天我们对共产匪徒一切言行,都要面对现实,来注视其究竟,决不能以他们所谓:“辩证法不是思惟方法”的示意,因而就相信他们一切现实的行为,亦果真都是如此了。不然的话,那对共产匪徒的言行,未免是太轻信、太天真了。我总以为黑格尔的哲学,不论其在西洋哲学上的地位如何,亦不论其辩证法是否已成过去,但其在今日反共战争的思想上,如我们果能虚心研究,尤其是能把黑、马二氏的学理思想及其性质内容,切实比较,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反击,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武器。这是我们反共思想战的过程中,有其重要地位的。如果我们反共学者,能将黑、马二氏的学说整个研究,获得一个正确的结论,他日对我这篇讲词有所指正和补益,那正是我朝夕所切盼的。在此我还要重复的肯定地说:黑格尔与马克斯的哲学思想完全是相反的,而马克斯所采取黑格尔的辩证法,决不是核心,而仅是其外壳。如其不信,我们就可引黑氏的话加以反证。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的主要基础,为“诸种规律的领域”。他曾警告人们说:“现实是统一的(或一致的)领域”。因此他镇重地指出:现实是内部和外表的一致,是矛盾的一致,从而认为外表就是实质的表现。他说:“外表就是自身实质的开展,所谓实质,正就在于自身所开展出来的东西。”(见黑氏著逻辑学卷一)

若再用黑氏自举的例子,来证明核心与外壳为一不可分的一致体,那我们就可以黑氏所说花朵和果实的关系为证。他说:“花朵开展的时候,芽瓣就会脱落;也可以说,芽瓣是被花朵所排挤掉的。同样,当果实出现的时候,花朵就成为虚构的存在;代替花朵而起的果实,也就成为植物的真理了。这些形式不仅互有区别,而且因其不能互相调和(暂时过渡性),而被辗转消长。但是它们的过渡性(即暂时性),同时亦使它们戌为有机的和一致的相关元素。在这个一致体中,它们不但各个不相对抗冲突,而且彼此需要,这种彼此需要各不相抗的必然性,就组成了整个宇宙的生命。”(见黑氏另一著作精神现象学第二页)我只要举出黑氏这几段意思,就足以证明:黑格尔辩证法是绝对没有外壳和核心之分的

因此,马克斯所谓继续发展了黑氏辩证法一类的欺人自欺之谈,正是他歪曲黑氏理论的一种遁辞。譬如马克斯说:“对于我,观念的东西,只不过是移植在人类头脑,并且在其中改造过了的物质。”这难道是黑格尔思想的引伸吗?事实上,黑格尔是绝不承认观念可以移植的。马克斯的信徒恩格斯也曾指摘黑格尔说:“世界上现象的真正联系,完全被他(黑格尔)头脚倒置了。”马克斯只认“一切意识为物质的反映”,这完全是中国告子“以义为外”、“戕贼人性”之唯物论的诡辩,所以孟子指斥他是“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的蟊贼。大家须知:宇宙的存在和发展,不能完全视为物质的反映,而非借精神价值,无法解释,亦无法成立其辩证的。因此双脚朝天的倒立系统,却正是马克斯和恩格斯学说的自身。故黑格尔的辩证法则,虽然是从矛盾出发,但他不过是要求从矛盾到统一。可是马克斯却认为:“统一物的分裂是辩证法的基本”。他们把黑格尔的矛盾归于统一的观念,完全歪曲过来。察其用心,当然不在统一矛盾和解决矛盾,而在使世界的矛盾,尽量扩大,人类的斗争,永无止境。最后就是要使人类根本丧失人性,成为毫无良知和灵觉的禽兽,好让共匪永远牵着鼻子来跟随他做奴隶罢了。

唯物辩证法”的祖师马克斯,虽然很机巧地利用了黑格尔辩证法,为后来共产匪徒建立了整套的唯物思想的法则。但由于马克斯理论根本否定了精神和人性的价值,更不承认其有神与天以及生命的存在;因此以“唯物辩证法”为一切法则的共匪,其生活、行动、策略和斗争理论,都是充满了物欲、夺取、清算、压制,再加上他残忍、暴戾、阴狠和灭裂的兽性,自然是要遍地血腥了。换言之,共匪的理论和他的人生,都是反精神、反生命、反天理、反人性的,只认物质和强权,斗争复斗争,矛盾再矛盾,质变再质变,否定再否定。如此最后非斗争至只留他共党头子一人孤独存在不可的境地,你看这是什么境地呢?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所以到了后来,史达林以为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必将会应用到共产党本身及其个人上来了。所以他不能不背叛其祖师的定律,而加以否定,特创造其所谓“不断运动,不断更新”的新法则,来替代其“否定之否定”的定律。可惜他的信徒们至今仍在运用其“否定之否定”的祖传定律,尤其是国际共产匪徒,对这一教条,已成为其牢不可破的第二天性;即使它要勉强改变,事实上亦不是容易改变得过来的。大家更须知他们“唯物辩证法”的根本错误,全在其所谓中心定律的矛盾律。第一矛盾律的始终对立、冲突不已的法则,如不能彻底取消,那其他定律无论如何改变,亦决不能发生任何作用的了。这些万恶的定律,我以为到头来非至他们自作自受不可,这就是我国古训“自作孽不可逭”的一定道理。

大家知道:世上人人所需求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实其真善美的有目的之生活,与有意义之生命。我以为人生乃就是有目的之生活,和有意义之生命,两者配合,而成为其整个的人生。这生活与生命如何能够充实呢?那决非只是物质一方面所能获得解决的。而且今日匪区的物质生活,如其非过着奴役和禽兽的生活,即是挨着饥冻和死亡的生活,那还谈得上什么真善美的物质生活么?而且人的物欲是无餍的;所以物质的生活,即使如美国那样的生活程度,亦永不能解决其人生真正的问题。这就可知道人的生活,除了物质以外,还有更重要更高尚的精神生活,这精神生活的本质就是生命所在。并且这生命的绵绵不息,所谓“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而永不中断的,这才是我们人生中真善美的最高生命。但我们该要知道这生命与生活的相互关系如何?我以为必先有了这样最高生命,才能充实我们生活中至善、真实、美满的高尚生活;这真善美的高尚生活,决不是单指华美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乃多是指自由康乐的精神生活而言。实在说,这就是我们民生主义所要求的生活目标。试问像“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否定”和“质变”定律中的人生,他所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岂不是终生终世无时不在“冲突”“否定”和“质变”的仇恨斗争,和奴役死亡之中过活么?这种生活,究竟谁能长期忍受得了?这种生活是否为人人所需求的生活?这种生命是否为人人所企望的生命?这种仇恨斗争的生活,是否即是你生活的目的?这种奴役死亡的生命,是否即是你生命的意义?我以为除了共产匪徒头子以外,凡是稍有天良和人性未尽丧失的人们,如其一旦能有人来反问他们的生命意义和生活目的,以及其人生前途究竟如何?那他自将为之恍然大悟。若再将其唯物主义者,过着这种仇恨斗争奴役死亡的活地狱生活,和他们苦海无边的人生前途,加以一一道破,并指出其本然的良知良能所在,那我想没有匪徒不以其回头是岸、脱难苦海为快为乐的。因之我们今后反攻复国的使命,不只要拯救大陆同胞的身体,而且还要拯救共产匪徒的灵魂,指示他的觉路,启导他的迷津,这才是我们反共斗争的基本任务,亦就是我们反共斗争中基本生活。这种生活,亦就是西方所谓“得胜的生活”。我们由此就可知道:共产匪党荒谬虚妄的邪说,他所推演出来的各种邪恶,亦就是制造其本身不可救药的绝症。只要一旦将其“唯物辩证法”的谬论予以戳穿,那共匪所应用的基本法则,乃就可不攻而自破了。现在我要再举一些实例,来依次指出共匪对于辩证法三律应用的荒谬及其狂妄的程度。

(甲)先论共匪应用矛盾律

共产匪徒说:“如果把任何一个现象,看作是与周围现象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把它看作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那它就能被了解,被论证了。”(史达林语)这自然是对于他矛盾对立说的一种引伸,因为一物为他物、一现象为他现象所“制约”,就是承认一切事物,均有其内在的矛盾,而永远无法协调和谐。可是天下万事万物,果真是如此吗?

在我们看来,天下一切事物,固与其周围现象有密切关系,但其根本都是彼此协调、和谐而并行不悖的。它们不需要经过矛盾统一的机械式的过程,其本身自具有一种“中和”的本能,来求其均衡发展和互不相害。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中和”的谐素,却根本否认了以胁制或暴力为出发点的 “制约”行为,和他永远矛盾的现象。

我现在只引他共产匪徒自己所说矛盾的例子,来反证他的矛盾。就是他们以两脚走路为例。他说:“两脚走胳时,不仅是前一个脚和后一个脚的矛盾,而且是同一脚踏下去同时又提起来了的矛盾;不仅是一只脚前半只踏下去时,后半只已在提起来的矛盾,而且是同一只脚上的每一点都是正在着地,同时就在离地的矛盾。”你看像这种矛盾律的说法,那里是根据什么哲学的观念呢?大家都知道走路,前一只脚是向前,后一只脚也是向前,这其间有什么矛盾存在呢?要有矛盾,那除非是前一脚在向前,而后一脚却要后退,像“拔河”一样,一个要向东,一个却要向西,那才说是矛盾。然而走路会不会有这样的走法呢?再说同一脚踏下去,同时又提起来,或者说前半只脚踏下去,后半只已在提起来,甚而至于说脚上的每一点都是正在着地,同时又在离地,这里所说的“同时”就有问题。所谓踏下去和提起来,着地与离地,单以一般的动变观“濯足长流,抽足复入,已非前水”的意念来说,在每一个活动中,都可以分开踏下去,提起来、着地与离地不同的时位,这个时位,既为先后所分开,就谈不到“同时”,也就瓦解了矛盾了。何况踏下去与提起来,着地与离地,也都是向前,并没有倒退的现象发生,所以也并没有矛盾。又何况着地与离地,都只是一个相对活动的形态,并不是说着地的一部分要克服离地的一部分,或者说离地的一部分要克服着地的一部分,这里面又有什么矛盾?所以说这种矛盾观,是可以丝毫不加思索,就知其是为荒唐无稽的怪诞。

(乙)论共匪应用否定律

共产匪徒们因为相信“否定之否定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惟具有最普遍最扩大作用的发展法则。”(恩格斯语)因此肯定:“自然界中一面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和发展,一面始终有某种东西在败坏和衰颓”(史达林语)。基于这一思惟法则,共产匪徒遂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彼此斗争,互相残害,一个否定一个的。在他们看来,“否定”是本质发展的契机。那就是说:对立物的统一自身之中,所具有的否定性,克服了肯定性,而完成其自身的否定。他们所举的一个得意的例子,就是所谓阶级的天然不断斗争,最后必归于无产阶级专政。在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因为矛盾不断存在,所以必须不断斗争,不断否定。马克斯说: “人类的一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但我们国父说:“人类之所以进化,并非由于阶级的利益永远冲突,而是由于彼此利益的终相调和。”这是国父批评马克斯只看到社会病态的一针见血之论。

至于共匪所谓“自然界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败坏和衰颓”,更是似是而非的妄诞。因为自然界中,虽然常常见到消长荣枯的生理现象,和得失成败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宇宙间必不可免,亦必不可无的新陈代谢作用。同时人类看自然宇宙,并不注重从“一一分别存在的个体物”去看,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化生发育的流行整体,那才能真是被了解、被论证了。

谁都知道,宇宙是无一时一刻不在运动的;然而宇宙虽在不断地动变,惟其有一绝不动变的法则与规律,同时存在其中,而无法否定的。这法则和规律,我们可认之为天体的轨道,所有宇宙星体都是循着这轨道运行,而且是永不“越轨”的。由此可见“天行有常”、“周行而不殆”了。大家都知道:四时之变,昼夜之分,是由于地球公转自转的缘故。有了这种规律性的动变,才有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现象,也才有昼起夜伏、朝作夕息的生活规律。而这四时运行中虽有寒暑冷暖、昼明夜晦等相反或矛盾的现象,但其相反的目的,乃是为了相辅相成,也就是为了继续不断地运行发育。

共匪在“否定律”上,却坚决反对中西哲人所认定的循环式的周流原理,他们以为宇宙间一切相反的现象,都是相拒相克,不断地“否定再否定”的。谁亦知道这完全是悖离真理的谬论。我们国父批评共产主义为陈腐,为不合于科学者,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到了最后,史达林硬想要改变这个定律,但终未能改变成功。

(丙)论共匪应用质变律

共匪的质变律,是用来说明事物的发展。他们以为新事物的发生,决不限于同一事物单纯的量的变化,故“质”与“量”的问题,同时提了出来。他们以为量的变化,在某种程度时,“量”还是“量”,但超过了一定的程度,才有“质”的变化。“量”的变化,是渐次的连续的变化,“质”的变化,却是突然的飞跃的变化。因此共产匪徒说:“应该把发展过程视为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它是由旧质态发展到新质态,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史达林语)。自然我们并不否认物种的进化,是“由简而繁,由微而显”;但绝不承认共匪的“质变一定由于量的渐变”,及其“质变是循着规律式进行”……等谬说。在下面我又要举它们共产匪徒自己所说质变的例子,来反证他们幼稚和无知得可怜的程度。

共匪为佐证其“由量变到质变”的谬说,乃以雷峰塔倒塌为例,说塔的砖石一天天被人搬走,这是量的变化;而塔因砖石被人搬得太多,于是倒塌,这就完成了质的变化。

于是就知道它们所谓量的变化,就是指砖石,所谓质的变化,就是指宝塔来说的。如照常理来说,若单就塔而言,那么塔就只是在随时可能倒、将要倒、一定倒的“动变”过程中而已。这种“动变”,就应该仅仅说是质的变化,不能算是量的变化。但如就砖石来讲,虽然砖石一天天被人搬走,可是那搬走的还是砖石,搬走只是量的变化,却谈不到是质的变化。

至于塔的倒塌,也就是塔的被否定;砖石被搬走了,并不曾在塔的故址,产生新塔。那么这就只完成了第一否定,那里去再找到第二否定——新塔的重建和再倒塌呢?

共产匪徒所说“发展过程应该视为前进的、上升的运动”。我们观察某些事物的发展,自不否认其有这样现象。但决不能说一切事物,都是如此的。只就本节所举的塔倒为例,试问塔倒了,不惟塔的新质不存,即塔的旧质亦归于乌有了,这样让塔如何发展,如何前进,又如何上升?

至说塔的质变,亦如水之成禾,同样是受着外铄影响,并不是基于其内在的矛盾斗争才倒塌的,它是由于砖石一天天被人搬走。故塔的倒塌,即为一天天的渐变原故,而非跳跃式的突变,更不是由于内在的矛盾。何况塔的存在,显然是存在于砖石的溶和综合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上的;塔的倒塌,才是倒塌于其依存关系的根本瓦解。因此这个塔的倒塌,是无法被解释为内在矛盾的发展,也无法能被解释为“突变”的了。于此更可反证共匪“唯物辩证法”的各种规律,是最不合科学的东西,而他犹自称其为科学的“辩证法唯物论”,岂不可笑之至?

我在此还要补充说明黑格尔与马克斯党徒对“质变律”的观点,是有其完全不同的所在。我认为黑格尔从理性的观点看质量互变,其目的只是在于怎样发现对立物的“活动力”,如何在使世界事物推向进步的历程。但是共产匪徒从斗争的观点看质量互变,它们所看的就只是统一物的分裂,亦即物质的衰败和灭绝的一面。黑格尔原来认为“量变成质,质反过来又变成量,每种事物都是由量与质来决定的。”所以量与质是统一体底两方面。同时黑格尔虽然认质变必经由突变,但他所谓突变,亦即“渐次性的中断”。这说明黑格尔所体认的质变,只是生机的潜蕴;所谓突变,亦不过是生机的发露或转变而已。自然这已经不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常态,而仅为某些事物发展的变态。但共产匪徒却就应用了黑格尔这一观点,把“量变”看成了大规模的掠夺,把“突变”看成了是内在矛盾不绝地增长,终于酿成的“爆发”;而马克斯和列宁则更率直的认为“暴力革命”,就是“突变”或“中断”的表现。像这样的质变和突变,那就不特是他始终朝向败坏和衰颓,而且必然会对着毁灭和死亡的道路上驰进了!总之,共产匪徒所以要假借黑格尔的矛盾律,只是要为它所制造的阶级斗争找论据;它之所以要假借“质变律”,只是要便于遂行它的暴力和诡谋;它之所以要假借“否定律”,也就只是要否定人性,以便于其制造仇恨斗争而已。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被他们利用歪曲了,由此而推演出来的那种“唯物辩证法”三律,自然更是完全悖离真理与人道的谬论。我以为这是黑格尔当时所万想不到,他的辩证法,会给共产匪徒倒栽葱式的诬蔑和利用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这并不能说是黑格尔的罪过,亦不能说是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和马克斯的“唯物辩证法”,都是一样的邪恶哲学,且就认其为一丘之貉了。这是我们研究辩证法时所应该明确辨别的。

第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在对敌人思惟法则加以概略的说明之后,我还想趁此机会,将中国正统哲学的传统精神,为大家作一简要的提示,使大家今后在研究敌人“唯物辩证法”的思惟法则时候,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我们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以摧毁唯物论者的妄诞,那必先要了解“天”与“人”的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在“革命教育的基础”一篇里,讨论“天与人与心的问题及其关系”一节中,已经有简要的讲解。并说明哲学所指的天,并不是一般所指的头上天空之天,而乃是指天然、天理、自然之天。就是阳明说:“良知即天也”。黑格尔所说“我与自然的共同泉源”之“自然”,亦就是指这个“天”。我又说明哲学所指的“心”,亦不是指生理学上躯体内的心脏之心,而乃是指天理发生处,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的“灵心”之“心”。阳明说:“天即在我心中,而并不要在此心之外去别求一个天了。”这亦就是黑格尔所指“理性”和“自觉的理性”。因之就可知一个人只要其能“存天理、去人欲”,就可以与“天”合一。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以一个人只要真能做到存心养性、慎独存诚,很自然地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

我们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乃是承认了“天”的存在,亦就是承认了“神”的存在。故“天曰神”,又曰“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这个观念,自然和共产匪徒无神论者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然则天与神究竟是什么?其与人的关系又是如何?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曰 “上天(神)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诗经大雅说:“无声无臭,昭事上帝(神),上帝(神)临汝,无贰尔心。”这就是天即神,天即心,与“天人合一”的证明。不过中国哲学思想的尊天事神,决不是如后来世俗迷信之徒所认为“活神活现”的菩萨,而是为了确立我们人的精神价值,亦就是使吾心中常有主宰。因此“天人合一”观念,实在就是尽量提高人的价值。所以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是体认中国正统哲学思想的起点,也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关于这个“心物一体”问题,过去我已历有阐述,在此只是特别提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反唯物的,同时也不是遗弃物质,而空谈精神的唯心论者。

何以说“天人合一”的哲理,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追溯中国哲学思想中一贯相传的道统。这个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从人的自然生命活动中,发现其崇高的道德价值,以别于禽兽,以摄理万物。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发挥人的良知良能,力主性善,认人只要充其本然之性,就可以感通万物。所以他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到了陆象山乃发挥孔孟的微言大义,更明白的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己分内事,即宇宙内事。”阳明亦剀切地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又说:“天地万物,皆俱在我的良知发用流行中,何尝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王阳明又在答复他的学生陆澄的问话中说:“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这几段话,他不仅将天、人、心、性、命、理的关系,说得非常着明,而且把“天人合一”与“心物一体”道理,都说得透彻无遗了。所以我说,只要了解了王学的真义,就可以察知万理,兼赅万物。因为王学和中国一脉相承的道统,“彻上彻下,只是一贯”的,他就是把人心与物理统摄起来,作为一个元素。因此我说“天人合一”论,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综合上述,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乃导源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过这个观念,自然“视心重于物”的。惟这“视心重于物”的观念,正是“心物一体”论的特点所在,亦可以说,这是“心物一体”论的原则。所以 国父常说: “精神要物质相辅为用……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本人亦常说:“战争胜负的因素,关于精神方面的,至少为十之七,关于物质方面的,最多为十之三”。由此可知心物一体论,并不是心物并重论。惟恐有人误会我过去“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的话,就将以为有了语病,我以为只要不“视物重于心”,那这句话仍无妨碍的。不过心物一体论,虽“视心重于物”,但他决不是唯心,而他总是心物并提,绝不忽视于物的。尤其是他特别重视于“行”的方面。而且他的“行”,是“视天下人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人之溺犹己溺”,乃以开物成务,卫国保民为己任的,决不是侈谈玄理如黑格尔的惟心论者所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心物一体的传统思想,就很自然的超脱了“唯心”“唯物”的圈子,而自成一体,崭然独立于世界。于是哲学思想界,亦因为中国哲学有了这个特点,中国高尚文化所独有的精神价值,更为举世所公认了。大家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之后,就更应该了解;惟有“天人合一”的尊神论者,才能乐道顺天,不忧不惧,安心立命,生死不贰。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故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于生死取舍观念,更能够彻底了悟。孔子曰:“死生有命”。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文信国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又曰:“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由此可知,凡是了悟我们“天人合一”的先圣往哲,以及历代民族英雄,临大节而不变,当大难而不苟者,都是有得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所致。这就是因为他内心有了主宰,所以能够生死以之,险夷一致,自不为任何威武所屈,外物所诱,更不为这些“矛盾”“否定”与“质变”等邪说所动摇。

但是大家不可认为这“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莫非命也,顺受其正”的意义,就会陷入宿命论与乐天论的观念,以致一切工作更形消极而反障碍了积极奋斗的革命精神。亦就是因为大家从前抱有这样一种顾虑,所以明知“天”与“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虽是我们要保卫民族固有文化的革命教育,亦不敢再谈“天”与“命”了。殊不知共匪就是在此找到了我们这个心理的弱点,乃特指之为顽固封建或不民主、不科学的唯心论者,使大家对“天”与“命”更讳莫如深,连提亦不敢提了。其实这传统哲学,乃是共匪所最怕的武器,所以他不遗余力的总想要摧毁它,并要设法使与他敌对的人亦不敢再去运用它。不料我们适中其计,果然为其心理作战所击败,乃以敌人所好者好之,敌人所恶者恶之。敌人说:这是顽固、这是封建不中用的东西;大家亦应之曰:这是毫不中用的东西。敌人又说:这是不民主、这是唯心玄学、不科学的东西;大家且应之曰:这是最不民主、最不科学的东西。于是不知不觉之中,先将你这精神武器,自动的解除下来,而你所有的军事武装,亦自非至全盘瓦解不可了。事到如今,而我们大家仍泰然曰:“天”与“命”是封建顽固的东西,是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竟毫不有所觉悟;而各人口中,还是说要反共抗俄,要求得胜利,你看天下可悲可怜之事,孰甚于此?

至于说“天”与“命”,就会陷入一种宿命论的顾虑,那只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彻底研究,一知半解,认识不清的人,才会犯上这些毛病。大家应该切记中国“人定胜大”,与“君子以义断命,而不委之于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于天”(张载语)的古训,以及“尽人事,听天命”的两句话头。因为我国“天人合一” 的哲学精神,是首在尽我做人的天职与本务。所以西铭说:“干(天)称父,坤(地)称母,子兹藐焉,乃浑然中处(人)。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亦就是今日我所常说的:“天地父母,生了我这样一个人,必须为国家民族与人类服务尽责。至于其结果的成败生死如何?乃可听之于天。” 这就是我们中国“尽其在我”,而决不为宿命论的命定观念,来放弃其人生应尽的职责。故凡是其能彻悟“天人合一”有得于心的人,只有更知“主敬立极”,“自强不息”,发扬其良知良能的天性;坚定其自信心,倍增其责任感,一视其义理所在,而置生死得失于度外。所以我们今日革命,自信其反共必胜,复国必成,又信其汉奸必灭,侵略必败者,实以此五千年来,绵延不绝,世世相承之传统精神,乃是历千秋而不易,更万世而不变的确证,这亦就是我们国民革命最后胜利的左券。

余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革命环境的空前逆转,更不能不致力于革命成败与存亡生死的根本问题之探究。所得的结论,是益信革命哲学的确立,实为革命成功的基础;而革命哲学的修养,又为革命者成功立业不可或缺的条件。希望大家都能认识中国革命哲学的传统精神,力行革命实践的信条,万众一心,百劫不磨,以消灭朱毛共匪,争取国民革命的最后成功。

现在我要说明我们平等、自由、博爱以仁为本的三民主义,与他们共匪“矛盾”、“否定”、“质变”以恨为主的共产主义唯物论者的斗争,其最后胜负成败必然的道理。有人以为今日共产极权与自由世界的斗争,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又有人说是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斗争。然我以为这种说法,最多只道及其内容一部分,并没有谈到其整个问题的中心。而我则认定今日世界的斗争,不论其战争的形式或战争的名称为何,而其实质与精神所在,必为真理与罪恶的斗争,就是天理与人欲的斗争;换言之,亦就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的斗争。这不仅是今日对邪恶共产战争的本质如此,而且自来战争,其本质亦都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两者的战争;即使是过去的宗教战争,亦莫非如此。因为宗教亦有善与恶、正与邪之分,并不都是真理与神圣的宗教。故宗教的战争,并不能说就是神与神、真理与真理的战争。应知宇宙的真理只有一个,而主宰宇宙的神亦只有一个。所谓宗教战争,在一方面的宗教来讲,亦就是正与邪、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换言之,就是“上帝与恶魔的战争”。而且今日的马克斯主义,已成为一种邪恶的宗教了。至于不属宗教的其他普通战争,与凡以强权残暴者,发动侵略战争,无不是违反真理,扩张物欲,而忽视天理与人道的战争。于是反抗侵略的一方,自必顺天而应乎人,只知其真理与公义所在,不为强权所屈,以尽其天职。故其本质,亦无不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两者的战争,不过世人习焉不察而已。

那么这两者战争究竟是谁胜谁负?我以为其胜利必然是归于“天人合一”与“心物一体”反唯物思想的三民主义的信奉者,乃是绝不容疑的。但是我们民族文化承认“天”与“神”的传统精神,乃是深信宇宙真理,必有其主宰为之统摄万物,而“绝对”存在的。这亦就是黑格尔“观念辩证法”所欲证明的道理。惟此并非只是黑格尔德国哲学家所要证明的问题,而亦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各国对于其文化精神,及其根本思想,所要求彻底了悟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我们今日如要复兴民族,消灭共匪,亦就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于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基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问题,必须求得其一个彻底的解决,这实为今日反共斗争中最迫切的当务之急。

我还要特别提出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一般倡导新文化的人士,皆崇拜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独对于其民主与科学进步的根本问题何在,则不加研究,而且始终置之不问。现在西方民主制度及其科学越是发达的国家,而其对于宗教——上帝——神的信仰,亦随之迫切;无论他们的政府、社会、学校、旅馆、家庭,乃至于军队,至少都存有一本圣经,无论男女老幼,其每人都有一句“但愿上帝旨意成功”的传统口号,不论其生活饮食和议会祷告,都不肯忘了这句口号。亦不问其是哲学家、科学家,尤其是一般天文学家,无论其发明“由星云螺旋运动造成宇宙”的学说,但此星云究竟如何能起此螺旋运动?及其星云的如何造成?乃又不能不归于“自然”或“自然法则”代之解说。试问此“自然”或“自然法则”,与我在上面所说的“天然”与“自然之天”,是否为同一本源?还是尚有其他科学的道理?此固属於哲学范围,然亦由此可知,只有哲学,方能穷究宇宙真理和阐明宇宙本源;而其科学的终极,仍非借助於哲学为之补救不可。不过哲学如无科学穷理求是为之证实,则其哲学亦终成为盲的玄学,而无由发展。所以天文学家以及一般理科学者,其学问研究越是高深的,而其对于宇宙,只有一位主宰——上帝存在的信仰亦更是虔诚。这是怎么一回事?老实说,凡是真正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即使他们学者自己,不论其为教育家、政治家或社会学者,都不能不承认其国家社会之进步,以及其民主科学之发达,乃是由于其基本教育与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为其唯一基础。

法兰克在所著“爱因斯坦生活及其时代”一书中曾称:爱因斯坦亦认为物理学虽由其经验的事实归纳而成的,但又认为理论的建设,决非仅由实验事实所能究明,而与演绎的数学相同,必须自适当的思考中引导出来的。他对于宇宙万有的见解,以为在自然界有森严的秩序存在;在这秩序当中,正可见到莱布尼兹所谓“预定和谐”。他这种对于自然结构的惊异,乃是一种宗教的情绪,也就是促使他立志成为理论物理学者的最大动机。是以他在理论的探究中,力求其内容纯粹而明确。他说:“物理学者的最高工作,是先求发见最普遍的根本定律,然后由理论的演绎,以明了宇宙的真象。但此等根本定律的发见,与任何理论的阐明,只有依赖其直观的方法而已”。所以爱因斯坦认为宗教与科学不但不相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他并且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我以为爱因斯坦这两句话,真是阐明了美国今日民主与科学发达的总因。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家和新文化人,既要仿效他们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发达,来求我们国家与社会的进步,而为何对于他们民主与科学的根本问题,都不愿一顾,甚至对于我们本国自己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哲学,亦弃如敝屣,不肯回顾反省一下。如此虚有其表的民主与科学的皮毛,而没有精神的躯壳,乃欲求其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岂非缘木求鱼?不仅如此,且其后果必将如孟子所说:“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了。

所以今日俄共窃据大陆,我们国家遭受到这样无穷耻辱,人民遭受到这样空前的浩劫,我以为原因就是在此。不过这只是造成今日恶果的重要原因,而并不是说此次大陆沦陷,亦要归咎于五四运动的话;而且“五四”运动对于我们当时的国民革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并不是要批评其运动本身的成败得失,乃是研讨那运动的口号与标帜,对于立国的基本精神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影响所至,以及其因果重要关系,不能不明白地加以指正。但是这种重要的因果,我们大家至今还是懵懵懂懂,糊糊涂涂,并没有感觉到这基本问题的急切需要,亦不愿面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彻底检讨,而仍旧马马虎虎,要想以“五四”运动没有灵魂的口号,来求得反共抗俄的胜利,这岂不是“藉寇兵而继盗粮”?这种口诵西方文化,心慕西方制度,而其事实与行动,莫不步尘于俄共之所作所为,几乎是亦步亦趋,真所谓“随着俄共音乐而跳舞”,你看可痛不可痛?!

尤其是到了今日,还有些人畅谈其中国文化之特色为无宗教,中国传统思想为无神的论调。当然我国自周秦以来,各种学说如唯物论、无神论等杂说纷纭,所在多有;但其自认为正统哲学思想的人士,我从未闻有这样论调。我以为这种论调乃起自民国八、九年以后的事(当时究竟是否受苏俄共产国际间接宣传的影响,姑且不论),在我少年时代,即民国以前或民国初年,都没有听见这种说法,我对此乃不得不辞而辟之,因为这是民族文化的绝续与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亦是我最大的责任所在。现在先要对中国文化无宗教之说,加以研讨。我以为此说是并无根据的。若是你只说中国儒家非宗教,就以为中国全无宗教了,那我以为是不可这样武断的。汉唐以下,外来的宗教如景教、释教、回教等,认为这些都不是我们本国的宗教,固可不计,但我们至少不能不承认道家是我们中国固有的宗教之一。当然我们中国学者多不信道教,但不能说因为你不信道教,它就不是宗教了,这显然是于理不合的;而且道家的哲学,我们亦不能不承认他是中国文化之一。至于明代天主教传到中国的时候,一般学者只接受其科学的学术,而不肯接受其宗教的信仰。这就是当时学者,认为中国自己已有其固有的宗教信仰(当时当然指儒教),所以表示拒绝其“异教”的态度,但不能说这就是中国无宗教或无神的论证。不过当时亦有很多学者与重要人物,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接受天主教的信仰了。所以说中国思想根本是无神的这句话,我可肯定的说至少我个人绝对不承认有这样思想。

若说中国文化正统的儒家,只承认有天而不承认有神,那更说不通了。我只须引述经书中最浅近,而人人所知道的“祭神如神在”一句话,就足够证明中国文化不是无神的。其他关于经史中所说敬神与信神的话,更是指不胜屈了。那么所谓中国思想根本无神的话,亦是并无根据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是有宗教的国家,亦是敬神的民族,不过中国没有指定某一宗教为其国教而已。这就是我国的“信教自由”,亦就是我们国情的特色。乃是我们民族性崇尚自由和爱好自由的确证,但不能因为中国无国教的关系,就认为是中国无宗教了。希望我们反共志士,认清这“天”与“神”的观念,以及其宗教的信仰,都是反共的精神武装中最精锐的基本武器。我们切不可为敌人俄共卑劣宣传的烟幕所笼罩,而受其暗示的影响,它说无神,我们亦就说无神;它说中国是无宗教的,而我们也就自认为是无宗教了。这样下去,到了最后,势必他说什么,我们亦就跟着说什么,那是危险极了。这是我们人人所该警觉的。

我总以为人生在世,特别是在此反共抗俄与唯物主义战争期间,无论你有否宗教信仰,亦无论你对于宗教的观念如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宇宙之中,是有一位神在冥冥中为之主宰的;并且他是无时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而不待外求的。我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天人合一”的哲理。这哲理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历五千年而不变的传统精神。大家更应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乃是打破其中古的黑暗,而为发扬光明的时期,认为这是其古典精神的复活,人类乃自束缚中得到解救的时期,亦是西方现代文明发达的根源。虽其学术思想之新旧派系有所不同,但其对于古典精神之追求与人性根源之探究,要以人置于正义与理性的世界之中,则其目的无不相同。尤其是古典精神的复活一点,更应值得吾人之重视与借鉴。大家是否看这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其为文化倒退运动?抑为追求真理、启导科学的运动?对其当时古典精神复活运动,其为封建复古运动?还是西方民主自由的发展运动?这是不待辩证的历史,且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自可不言而喻。我希望我国一般新文化人,对此能够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要决心复兴民族的话,那必须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来唤醒我们民族的灵魂,恢复我们传统的精神。惟有如此,才能求得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自由;亦惟有如此,才能求得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且这样与唯物思想的无神论、弃本忘祖的共产匪徒斗争,亦必更具信心,更有把握了。

第五、结论

现在我要将全篇要点,整个的综合起来,对共产匪徒“唯物辩证法”与我们民族传统哲学思想概略的分析,作一总结。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他这段话的要旨,亦是为驳斥当时唯物论者告子等诐淫邪遁的各种诡辩而说的。我们今天对于共产匪徒的“唯物辩证法”内容和要点,既经察觉之后,就可知道其欺世害人的“法宝”,原来不过如此;那我们对于反共抗俄的战争,自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

总之,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认定宇宙一切,都是和谐并行,相辅相成的,不过我们亦不否认宇宙事物亦有其对立冲突的存在;但这是事物一时的病态,而不是事物永久的常态,亦不相信宇宙事物是彼此“制约”、始终“冲突”的。如果“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律”,所谓对立物是始终冲突的诡辩,要来与我们“中和位育”的真理相抗衡、相斗争,那他真是不堪一击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根据精神不死和真理永恒不变的原理,那“唯物辩证法”的“否定律”,其荒谬诡辩的破绽,必将暴露尽净。大家须知,共产党徒最怕是面对真理,而其惟一的方法,就是闪烁迷离。我们只要能以真理正义对他,那他就必无所遁形,如其不悔悟投诚,自必被真理所消灭,再无幸免之理。但是我们认为事物,亦只有其倒行逆施,丧心病狂,如共产匪徒那样的东西,乃必归于自然淘汰之列。古训所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因之无论人与物,除非你否定自己,否则决无他人他物所能否定你的。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唯物论者,亦不敢不承认了。故其“唯物辩证法”的“质变律”,只是一个无稽的谬说。

须知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不仅是天地定位,万物并育,而且是繁衍绵延、生生不息的。所以我们认为凡是具有真理、有精神、有生命、不违反其自然法则的事物,只有新陈代谢,而决不因其质的进步以致灭绝的。归纳起来说,我们正统哲学,乃是以天理与人性,亦就是以科学与真理为根据的。就是相信一个人只要其能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的话,那是任何人亦不能“否定”他的,更无法使其有“质变”灭绝的可能。因之我们革命行动,只要穷理致知,体仁集义,百折不回,为三民主义奋斗到底,那决没有为共产匪徒“矛盾”“否定”和“质变”的邪恶法则所欺陷而否定的道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用我们自己固有的哲学力量,强固自己阵基,深信我们三民主义的传统哲学是永久不灭的真理,而共匪的“唯物辩证法”,不过是一时诡辩的邪说。反之,一方面还要利用敌人邪说,来反击敌人思想,摧毁敌人的法则,以促其从速崩溃,自取灭亡。凡是只知物质,只知“矛盾”“对立”与“否定”“质变”的共匪邪恶思想的人,既不承认其有神,亦不自认其有命;如此他的生命,毫无意义,更无寄托,而自视其人生不过是一无价值的物品,既无本源,又无前途,问其人生究竟为何?则不知所答。此种茫无头绪,反天理、反人性、反精神、反生命,而且是反科学、反真理的人生,其“斗争”究能维持到几时?最后非至完全灭绝为止不可。大家须知:今日反精神、反天理,以及反宗教的,只有俄帝及其共产附庸。你看凡是有悠久历史,有高深文化的西方民主国家,那一国有他这样毁灭伦常,惨无人道的暴政和唯物无神的文化?而这种唯物无神的邪恶文化,在中国固然是史无前例;就是这种惨无人道的暴政,在古今历史上,亦没有一个不是其兴焉勃焉,亡焉忽焉,不旋踵而逝如朝露的。古人说“必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那就可知道共产匪徒的结果,亦必然归结于其所沉醉的“矛盾”、“否定”和“质变”的灭亡绝境。由此乃可断定其共产主义必然灭绝,而我们三民主义终必战胜一切的道理,更可确信不惑了。

(责任编辑: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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