渚清沙白

文革時期，遼寧省委宣傳部幹事張志新（女）出於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心，明確表示了對林彪、江青等人的反感，同時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也提出了異議和直率的批評。1969年9月18日，張志新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在獄中受盡折磨與凌辱之後，於1975年4月4日執行槍決。臨刑前，行刑者害怕她發出真理的呼喊，把她按倒在地，殘忍地割斷她的喉嚨，成為毛時代慘無人道的典型案例。

文革結束後，遼寧省委來了一位新書記---任仲夷。張志新這一令人痛徹心扉的冤案，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並決心為這一冤案平反。 1979年1月，在遼寧省委擴大會議上，任仲夷強調指出：“公安司法部門應抓緊清查這一案件”。

但為張志新平反是要冒着巨大政治風險的。因為當時正興起一股極左思潮，企圖否定剛確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更具特殊性的是，張志新不僅反對林彪、“四人幫”，而且對毛澤東的錯誤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這在當時可是屬於絕對的“禁區”呀。因此，任仲夷不僅要承受來自中央一些領導人的壓力，就連當年判處張志新死刑的原審法官 也對覆審法官說：“毛主席、毛主席著作，她（張志新）都反了。你能翻案？”

面對這雙重的壓力，任仲夷毫不退縮，在他的堅持下，遼寧省委很快做出了為張志新徹底平反的決議，並於 1979年3月31日，召開了為張志新平反昭雪大會，宣讀了《為張志新同志徹底平反昭雪，追認她為革命烈士的決定》。此後，遼寧日報持續進行宣傳。時任中央秘書長、中宣部長胡耀邦得知後明確表示，張志新是劉胡蘭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報》應該刊登。隨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紛紛予以報道和轉載。

事後有人問任仲夷，給張志新作出平反決定前，是否向中央打過招呼？他回答：“沒有，有錯必究麼。冤案有很多，沒有必要就張志新一人的案子請示中央。”但他心裡清楚，如果張志新案報送當時的中央批示，這案子要翻可就難了（註：當時黨中央主席是華國鋒，周圍還有一批“凡是”派）。

說到繞過“禁區”，除了需要有政治魄力之外，還需要有足夠的政治智慧，講求鬥爭藝術。面對“張志新反對毛主席”的質疑聲，任仲夷對這一案件巧妙地做出這樣的定調：“張志新反對林彪、四人幫 ”，而將張志新批評毛的言論統統列入神志不清時的胡言亂語。

1980年，任仲夷調到廣東任省委書記，至1985年離休。在廣東的這5年中，他衝破重重阻力為改革開放做出的貢獻更是人所共知的，這裡就不予贅述。但需要說的是：改革開放的一切風險都是要由它的弄潮兒任仲夷們來承擔的，至於“總設計師”，只需首肯而已。

任仲夷是一位早年為了“追求真理而投身革命”的趙家人。幾十年的親身經歷使他迷途知返，並變得有膽有識。晚年，他對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更是倍加關注。現根據他在不同場合所表述的觀點和看法，摘錄如下：

1．經過20多年的改革，經濟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市場化，而政治體制還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時的那一套，因此，必須啟動政治改革，實現“計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使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2．鄧小平在他一生最輝煌的18年中，在中國造就了一個比較富裕的社會，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但也留給了我們一個貧富懸殊問題尚未解決的社會，一個腐敗蔓延未能解決的社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滯後，因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成為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了。

3．政治改革必須從根本上、體制上去理順，切忌用高壓政策壓住、捂住，否則，終究會因為一件小事，引發積壓已久的社會矛盾，後果不堪設想。只能用改革來求穩定促穩定，舍掉改革來求穩定，那無疑是“緣木求魚”。說“穩定壓倒一切”，最後就會壓倒穩定。

4．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民主的政體，這是毛澤東當年在延安回答黃炎培時向人民莊嚴的承諾。民主是“由民作主”而不是“為民作主”。權為民所授，要保證人民有權以有秩序的方式選舉官員、罷免官員、監督官員，使各級官員必須對人民負責而不是對上司負責。

5．“三權分立”的本質和科學的成分就是權力制衡，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在和平環境下，對人民造成傷害的不是殺人的強盜，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災，而是不受制約的權力。絕對的權力就會導致絕對的腐敗。

6．什麼叫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就是“人人都說話，大家有飯吃”。言論自由對於社會的和諧發展非常重要。現在有人一提“言論自由”，就說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就是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其實這些人不是無知就是明知故犯。只要讀過馬克思著作的就知道，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馬克思的《論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通篇都體現了言論自由精神。

7．政治改革的最佳途徑就是“內外結合、上下互動、有序改良、和平轉制”。不能前怕狼後怕虎，優柔寡斷，停滯不前，錯失改革的良機。

8．政治體制改革要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學習借鑑國外先進的政治文明。政治就是管理，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雖然民主制度源於西方，但它是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具有普世價值。不能用簡單的“西化”、“自由化”這種帽子整人。簡單地批“西化”難以服人，馬克思是哪裡人呀?

9．我們的意識形態方面還沒有做到與時俱進，基本上還是計劃經濟時期那一套。80年代，報紙傳媒還是活躍公開的，談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這樣敏感，是可以公開討論的，經常能聽到不同的聲音。而現在，往往是有一點“出格”的議論，就禁書、封報、攔網。這是解放思想還是禁錮思想?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一個政黨，一個領導人，如果聽不到批評的聲音，是很危險的。

10．一個不善於吸取歷史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建國以後，不但是“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犯了大錯，就是改革開放後，我們也有失誤，我們都要實事求是，正本清源，撥亂反正。80年代我們黨的兩任總書記，尤其是胡耀邦同志，為改革開放嘔心瀝血，作出了重大貢獻，功不可沒，但有關改革開放歷史的宣傳報道中，鮮見他的貢獻，這樣的歷史怎樣向後人交代?

11．政治改革一定要自始至終堅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這一原則。我們黨歷史上犯的錯誤絕大多數都是“左”的錯誤，因此，我們今後的政治體制改革要特別注意防範“左”的干擾。

12．政治體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氣。過政治改革這一關一定要有勇氣、膽識，橫下一條心，殺出一條血路來。政治體制改革是得民心順民意的好事，會得到中國多數人的擁護，有這樣的民意基礎，改革不會亂。

以上就是這位做過兩省封疆大吏、良心未泯且迷途知返的“趙家人”發出的心聲。這與我們的意願何其相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