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着。
――臧克家
考察魏巍的文学生涯和人生历程，我最为强烈的感受是：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他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兴衰沉浮并行不悖、高度重合，可谓生死相依、荣辱与共。
1920年3月6日，魏巍出生于河南郑州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少年入平民小学，后就读于乡村简易师范，15岁时父母双亡，靠誊写为生。1937年12月，17岁的魏巍从郑州只身赴山西赵城县八路军一一五师军政干部学校参加八路军。该校后来并入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1938年，魏巍随营学校并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为第三期学员。1938年4月，魏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大毕业后， 被分配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魏巍始终在战斗部队任职， 在战火中成长，在战斗中进步。1949年4月，魏巍被任命为晋察冀野战军骑兵第六师第十六骑兵团政委。这个团是傅作义起义部队改编过来的，成分非常复杂，有些官兵起义并不十分情愿， 魏巍在这个团工作十分危险。上任前，他作了最坏的打算， 把那个时期他写的诗稿交给了在晋察冀军区工作的好友、作家孙犁代为保管。魏巍曾经说过，他不死，诗不死， 此去如不归， 诗也不会死掉。后来，孙犁把魏巍的这些诗选编好，并于1951年出版。1950年5月， 魏巍调到总政治部，任学校教育科副科长、创作室副主任。从此，魏巍离开作战部队，走上了专业作家和文艺战线的领导岗位。1950年，魏巍调入解放军总政治部时恰逢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他三次奔赴朝鲜战场采访。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隆重推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主席随即批示“印发全军”。
从以上履历可以看出，魏巍是由一名革命战士，经历长期革命战争洗礼后成长为作家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与魏巍有类似经历的作家还有很多，他们大都出生于1920年代至30年代，青少年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战斗中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逐步成长为一名作家，而且差不多都于50年代登上文坛，创作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例如《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白毛女》的编剧贺敬之、《红日》的作者吴强、《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七根火柴》的作者王愿坚、《黎明的河边》的作者峻青、《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闪闪的红星》的作者李心田等。文学史上将这些作家称为“革命作家”。他们曾经与《延安文艺座谈话上的讲话》之后涌现的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李季等作家一道，构成了新中国“前三十年”文学黄金时代最为厚实和抢眼的底色。
与其他革命作家相比，除了那些共性外，魏巍的经历和创作还有其鲜明的特殊性。
迄今为止魏巍最为知名的作品无疑是《谁是最可爱的人》。但那不过是一篇不足三千字的文艺通讯（或称报告文学），按当今流行的观念看，称不上严格意义的纯文学作品，政治影响大于文学影响。真正能够够奠定魏巍作为“纯文学作家”地位的只能是《东方》。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如果说有哪一部作品从创作到出版，横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三个时段的话，除姚雪垠的《李自成》外，恐怕就只有魏巍的《东方》了。作者本人对这部小说也十分看重。据曾经与魏巍过从甚密的军旅诗人（文革时期称为“战士诗人”）胡世宗回忆，魏巍对于“写一部长篇的念头，1953年春天他二次赴朝时就在胸中强烈地鼓胀着了。”他曾说，“与抗美援朝伟大战争相适应的应该是一部鸿篇巨制，仅仅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远远不够。”（胡世宗：《为大时代吹响号角的人》）1959年2月，魏巍在河北邢台驻军的一个师部驻地，正式开始了这部长篇的写作。1963年至1965年夏完成《东方》40万字的创作，1973年开始第三次续写。1978年9月，《东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分上中下册出版。
从题材看，《东方》可视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续篇，属于“革命历史题材”，但又不是一部单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这部长达七十五万字的小说结构宏大，视野广阔：从纵的方面写了朝鲜战争的全过程，从横的方面围绕朝鲜和祖国前后方两条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前线主要落笔写一个团，更集中写一个连，后方主要写冀中平原的一个村庄凤凰堡的土地改革斗争——小说中的主人公及一些干部战士就是这里的人。魏巍试图通过这两条线索的描写，来反映新中国的成立和抗美援朝战争给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带来的历史性巨变这一史诗性主题。他曾经自己解释过《东方》这个书名的含义：“自从中国革命突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之后，今日之东方已非昔日的东方了，人民在这里站起来了，他们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并还有未显示出的潜在力量，这个力量无穷之大。……”如果进一步引申，还可以让人联想到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展望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时，那段充满诗意和激情的预言：“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东方》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于1982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魏巍的声望和文学地位也随之达到巅峰，担任了北京军区文化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以及《人民文学》编委等一系列重要职务，成为部队文化行政工作和“文艺战线”的领导者。《东方》之后，魏巍又创作出版了反映红军长征的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及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火凤凰》，影响都不及《东方》。此时正值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的人文知识界也纷争不断，矛盾频发。魏巍对错综复杂的现实感到忧虑，开始把精力和关注点从文学转到社会思潮等领域。早在1980年，魏巍就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黄钢一起创办了《时代的报告》杂志，由于办刊思路被当时改革派主导的主流舆论界视为“奉行了‘文革’时代的思维方式”，引起高层的重视，不久，《时代的报告》被勒令停刊。战士出身的魏巍深感“阵地”多么重要，此后不久，经过多方奔走，魏巍终于和著名文艺理论家林默涵一起共同创办了后来名噪一时的所谓“左派”杂志《中流》。
1988年至199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界风云激荡、各种思潮观念发生激烈碰撞和蜕变的一个时期，“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议和交锋，从知识界蔓延到政治高层乃至社会大众。《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当做“左派”两大阵营，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真理的追求》偏重社会科学，《中流》偏重文艺；作为《中流》杂志的灵魂人物，魏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起初，《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的影响只限于知识界和文化界及一小部分左翼群众，其真正产生广泛影响，是从刊发一系列批评和反对“资本家/入党”、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文章开始的。如《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6期《资本家能当劳动模范吗？》，《关键在判定私营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在私营企业主应否评选劳模问题上分歧的实质》，2000年第8期《共产党员要在劳动与剥削之间划清界限——谈谈为什么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2000年第11期《私营企业主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再论资本家不能当劳动模范》，2000年第12期冯宝兴的《我们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评一些地方擅自吸收私企老板加入共产党》，《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不能评选私营企业主当劳动模范》，《资本家不是劳动者》，2001年第1期刊登《工人阶级的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以及魏巍在《中流》发表的《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等。
这些文章所持立场与当时一批鼓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理论的主流学者大相径庭，不仅如此，一批以《真理的追求》《中流》为中心，以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产主义信仰为己任的老干部、老作家和学者，还联名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公开表示反对其提出允许资本家/入党的“七一讲话”。这就犯了大忌。不久，《真理的追求》和《中流》双双停刊。魏巍不仅再一次丢失了“阵地”，而且还被软禁在医院，一度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曾写出过影响几代中国人的红色经典《谁是最可爱的人》的 “部队文艺战线领导人”魏巍，被扣上“反对/改革开放”和“极左”的帽子，成为了“政治异见人士”。这一身份的转变，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在这之前，魏巍一直以“党的文艺战士”自居，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创作上，他都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满腔热情地讴歌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长期革命生涯在他的脑子里形成了一种观念：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党是真理的化身，服从党就是服从真理，服从理想信念。但现在，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动摇了。他对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产生了抵触、怀疑。他认为这些方针政策同党的最高宗旨——实现共产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他按照党章赋予的权利向党的领导人提出意见和批评，却受到了严厉的斥责乃至处分。作为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党员，他感到困惑、迷茫和痛苦。到底是自己错了，还是中央错了呢？这个疑问在魏巍脑子里盘桓不去。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对自己，对党和国家，对历史和现实，对“文革”和改革……由此,曾经在体制内“红的发紫”，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魏巍从主流文坛淡出，停止了“纯文学”意义上的创作，开始写作大量的社会评论和时政随笔、杂文，并经常参加或公开表态支持一些左翼团体和群众的活动，逐渐以一个异议分子的面目出现在公众视野。
在这个阶段，魏巍最有代表性的杂文和评论有《认识真理要时间，认识毛主席更需要时间》《谁是最可恨的人》《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对未来革命的几点思考》等，涉猎的议题既有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腐败问题，也有反映底层民众疾苦的“黑砖窑事件”，当然，更多的还是对新中国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深入反思，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宏大命题，内容十分广泛。
在谈到苏东剧变时，魏巍曾经感慨地说：“一个建立起社会主义数十年的国家，竟然会遭逢资本主义/复辟的命运，这是出人意外的，甚至是一般人想也没有想到的。能够清醒地看到这种危险的，只有极少数人，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他远在1956年就预见到了这种危险的萌芽，并起而抗争，这就是为期十年的中苏论战，也就是那场著名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今天回头看来，这场斗争的意义是何等重大何等深远啊！也许只有列宁当年反对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的斗争才能与之相比。可惜这场斗争未能取得当时苏共队伍内部更广泛的响应，以致苏共的修正主义势力坐大，积重难返，形成了今天的悲剧。这不能不引为共运历史上的沉痛教训。”
魏巍还对中国主流知识界流行的所谓“补课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一个时期以来，一种流行甚广的修正主义/理论就是‘补课*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其论据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俄、中等国都是原来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都是不满月的‘早产儿’和‘畸形儿’(这话从他们的老祖宗考茨基一直讲到现在)。因此，重新补上这一课作为一个必要的阶段是不可少的。这就是被人称之为的‘早产论’和‘补课论’。‘补课*论’在我国的广泛流传，决不是偶然的。它其实不过是‘爱资病’患者拒绝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借口罢了。这种‘理论’危害甚烈，流传甚广，是必须深入批判的。”
魏巍的观点十分尖锐，掷地有声，但他并不悲观，而是表现出坚定而乐观的斗争精神：“已经尝到社会主义甜头并已成为国家主人的工人农民，随着他们主人翁政治地位的丧失和生活的恶化，以及面临的生存的威胁，是不会长期沉默的。那些深受马列主义教育的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也必然会重新凝聚自己的力量，再度坚强地团结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向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应当指出，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理论，将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这些武器将把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将会再遭到镇压，但有经验的革命人民，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地方再度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可以期望的。新世纪将仍然是一个艰难斗争的世纪，也将是一个重新掀起世界革命高潮的世纪。让我们勇敢地迎接这个有希望的世纪吧！（魏巍：《在新世纪的门槛上》）
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7月，距今已经整整二十年。只要想到今日中国和世界业已陷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狂欢，我们就不能不敬佩魏巍的敏锐眼光和深刻洞察力。
当然，魏巍这些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充满批判锋芒的文章，是难以见容于主流媒体的。事实上，自从《真理的追求》《中流》停刊后，中国就不再有一家“左派”杂志，所谓主流知识精英其实就是“右派”；偌大中国，所有报刊都掌握在右派们手里。魏巍早已与主流文坛分道扬镳，那些从前的文学同行视其为异类，一些曾经的朋友也离他而去，昔日门庭若市的“府上”，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理论家们谈论新时期文学成就时，也有意无意地将魏巍的《东方》“忽略”掉，即便提起，也认为这部作品受“极左思潮”影响，将其“打入另册”。与此同时，右翼精英们通过其掌控的媒体不断地抹黑和诋毁他，每次提到“魏巍“，都冠以“极*左”“老左”等称谓。教育部统编中学语文教材竟然把《谁是最可爱的人》拿掉了，一同被逐出语文课本的还有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等作品。此时的魏巍已经彻底边缘化，文章也无法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出来。作为一个以笔为武器的战士，他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和屈辱。但这种痛苦和屈辱，不是像某位评论家所说的“落寞”，而是一种失去武器和阵地的战士的忧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