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我們這個以漢族為人口主體的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偉大的統治者和符合文明人性標準的反抗者。統治者和反抗者之間的關係從來都是充滿血腥的暴力和戰爭關係。
就統治者方面而言，不要說以我們現代人特有的文明標準衡量，就是用一種正確的歷史標準判斷，中國的統治者從有詳細記載的秦始皇到1976年死去的毛澤東的大致2100多年時間裡，幾乎所有實際統治過中國人民的統治者，都罪惡累累和血債如織。宋朝的統治者是一個例外，趙匡胤倒是沒有對屬下進行大規模的公開殺戮，但同樣是懷着一顆多疑的心而褫奪了他手下將軍們的兵權。
就反抗者而言，從陳勝吳廣在大澤鄉的揭竿而起，他們的宣傳鼓動口號是“大楚興、陳勝王”和一系列巫術手段，直到20世紀中國農民運動中的“打土豪、分田地”，其實質幾乎沒有任何差別，都是使用暴力方式推翻一個暴力政權並且使用暴力方式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中國的農民反抗運動，到1851年的太平天國和1900年前後的義和團，其愚昧、暴力以及邪教般的性質，隨着中國農村社會的普遍貧窮程度的加劇也達到了一個頂點。事實上，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不僅民族資本主義沒有能夠真正發育起來，而且是導致整個中國社會陷入了的全面破產的境地。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良好的統治者和反抗者。但是，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是一個有好官而沒有好政府的國家，中國更是一個有好百姓而沒有好的反抗者的國度。
而貧窮和愚昧則是一對互為因果的孿生子。暴政產生暴民、強權產生愚民。
二、
中國——我們這個以漢族為人口主體的國家，有比較明確的文字記載的朝代是從周朝開始的。西周的前期人物周文王、武王以及周公旦等人，是堪稱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的政治人物和思想人物，周文王作《易》，而周公旦則是在他的屬地建章立制、制禮作樂、推行井田，在施政的思想方面，主張“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農無逸”等等。
周朝是中國歷史上繼商朝之後的一個世襲封建王朝，綿延時間近800年。分為“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與“東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兩個時期。顯然，從周朝開始，中國社會便具備了比較成熟的國家形態。而且，在周朝時期，中國社會的穩固的家庭結構已經形成。一方面，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農耕單位，另一方面，家庭是傳宗接代的社會細胞。
從建立於公元前1046年的周朝開始，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便明顯地被劃分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大部分。在法律方方面，用《禮記》中的一句話概括，即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是相對於統治者而言，“刑”則是相對於被統治者而言。
周朝的最高統治者叫“天子”，這個稱謂一直延續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而終結。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秦王嬴政改最高統治者的稱謂叫“皇帝”，並自奉為“始皇帝”，自我的稱為是“朕”。
中國皇帝的形象，直接源自於家庭中父親的形象，在一個家庭中，父親的地位是不可動搖和不可取代的，而對於一個國家而言，皇帝也具有同樣的地位，即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到孔子的時代，周朝已經接近於沒落。但是，孔子卻對周朝的制度一直情有獨鍾，他一再亮明自己的政治主張，即：“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並且在晚年哀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並且在談話中多次提及周公。孔子所尊崇的周公，即是周公旦。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個兒子，是周武王的弟弟。對於今天的我們，周公留下的最著名的遺產即是“周公解夢”。
周文王（前1152~前1056），即殷商西伯（意即西方諸侯之長），又稱周侯。姬姓，名昌，生於西岐（今寶雞市岐山縣）。 “姬昌”一說在東漢時期成型，後世因之，遂稱文王為姬昌。傳在羑里（今河南境內）根據伏羲氏（人皇始祖）的研究成果演繹了易經八卦。
姬昌和他的兒子姬旦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他們在使用文字記載了當時人們的生活，並且創建了社會的禮制等一系列規範。同時，兩人也是中國“巫文化”的奠基者。
三、
中華民族雖然是世界民族之林中最先發明並且使用文字的民族，但是，卻可以說，中華民族至今仍然沒有從最普遍的社會意義上形成一種正確的歷史觀，尤其是從來沒有形成和確立起一種符合文明標準的權力觀。這即是為什麼中國歷史存在一個明顯的朝代“周期律”的根源。
從惡的方面理解人類歷史，古今中外都存在許多大致相同的觀點。在中國，魯迅先生是從惡的方面揭開中國歷史真相的第一人。他在《狂人日記》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並且指明“所謂的歷史記載都是統治者愚弄人民的謊言”。同時，魯迅先生也是最無情地對於統治者進行批判的第一人，他講過的一句嘴深刻的話語是“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潔淨的人物的……”。直到現在，仍然有許多的中國人在這樣做着。關於這一點，看看哪些仍然崇拜毛澤東的人們的表現即知。
李宗吾(1879－1943）先生用一種極其戲謔的方式諷刺了中國的勝利的統治者們，他寫的一本書叫做《厚黑學》。這本書於1912年以“獨尊”之名發表，不僅轟動—時，而且十分接近歷史的真實。以後他又陸續寫了—系列文章，其中包括1927年發表的《我對聖人之懷疑》。1928年發表了《社會問題之商榷》。李宗吾先生的觀點，概括如下：古之帝王將相權謀成功之道和英雄豪傑不外"面厚心黑"而已，觸類旁通二十四史都可一以貫之。
吳思，這位當代思想家在研究中國歷史後提出了一個“潛規則”的概念。這個概念很快被廣泛的接受並且使用，在吳思看來：“潛規則的意思是在正式的制度、冠冕堂皇的法規和道德信條之下，支配社會運行的另外一條新的規矩，這條規矩跟道德原則有一些衝突，不能明說，要悄悄的隱蔽起來”。
我們固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認識歷史和研究歷史，但是，人類欲要贏得幸福的生活，就不想把歷史視為一種不斷走向文明和接近於文明狀態的過程。否則，人類便只有不斷地重複歷史，而重複歷史的結果便是裹足不前。中國人在這方面有着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深刻而慘痛的教訓。比如，一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觀點，固然，通過武裝暴力能夠推翻一個政權並且奪取政權，但是，必須認識到的一層意思是——槍桿子裡面從來沒有出過良好的政權，因此，人類社會要進步，必須改變“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狀況。這才是我們認識歷史的真諦。一個總是重複“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國家，註定不是一個好國家。
四、
中國有文字以來的文化形態，在政治倫理方面主要表現為“權術”。中華民族文化的這一特點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即形成了。老子主張“小國寡民”、“無為而治”，孔子主張“仁政”等等。其實都是古代的文人們為了博得統治者的好感和重用而提出的服務於統治者的價值觀念。
《道德經》和《論語》，在很多內容上都是統治術。老子直言不諱的講“聖人不仁，視百姓為芻狗”，孔子主張的“仁”等儒學價值，固然是人類在2500年前的最光輝的人文價值，但是，如果把孔子口中的“仁”同為統治者服務的主觀意向聯繫在一起，那麼，就可以證明孔子的“仁”的確具有一定程度的偽善性。
直到現在，大多數中國人的權力意識的基本的內涵停留在“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水平上，而這樣的權力意識是建立在維護統治本身的意識。至於在中國一直被人們提及的所謂“亡黨亡國”的宣傳，更是一種極其落後的政治心理和文化思維的表現。
愚民是歷代統治者的基本政策傾向，欲要愚民必須欺民，而對於民眾的欺騙，則是一方面利用並且宣揚一種美好的價值和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是不讓民眾知道真相和禁止民眾的言論自由。
“打天下坐天下”不僅是中國改朝換代的法則，也是統治者的矢志不渝的心理。
元代無名氏《馬陵道》“楔子”中一句話是——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這句話幾乎是對中國歷史上文人心態的一種高度概括。在春秋戰國時期，這種現象表現的最為典型。各國諸侯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而致力於網羅人才，而文人學子們為為了爭養而樂此不疲。如孟嘗君、平原君等四大公子的出現，彈挾當歌的馮援也是如此。秦始皇滅六國後，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臨行之時，上書勸課，秦始皇覺得有理，於是收回成令，李斯後來得以重用。
可以說，從春秋戰國時期，我們即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文人集團的悲劇性的命運。我認為，也是從春秋戰國時代起，中國其實命運能夠形成良好的知識分子集團。在我看來，對於一個民族社會和國家而言，良好的知識分子集團應該是由以探索和認識自然界運動規律而對象的社會群體。但是，中國卻嚴重缺乏這樣的一支社會力量。而無路是老聃還是孔孟，嚴格地講，都只能算做一種認識文字和使用文字的個體，他們傳播的僅僅是一種良好的價值觀念，而不是科學知識本身。正是由於這一點，使得春秋戰國以後的中國始終在創造社會物質財富的方面嚴重缺乏應有的能力，加之政治制度的周而復始，使得中華民族始終沒有跳出農耕生產方式。
孔子一生“累累若喪家之犬”，孟子的命運也如此。他們始終懷着一顆仁義之心和遠大抱負，卻不被統治者重用，因為統治者深知：美好的價值不是獲得權力和維護權力的首要條件，美好價值只能作為一種裝飾品。
中國讀書人集團的“學成文武藝，貨於帝王家”的心理，以及老百姓的“毛毛草”的心態，是歷代統治者為所欲為和指鹿為馬的社會基石。普通老百姓對於權勢普遍抱有一種“毛毛草”的心態，即“老百姓是牆頭上的毛毛草，那邊颳風就望那邊倒”。我把這種心理叫做“毛毛草”現象。
五、
在現代人類社會中，政黨理當承當一個民族社會裡的最具有文明覺悟的組織力量。在中國，政黨的歷史從1895年孫中山先生成立興中會開始，才剛剛有120年的時間。而在20世紀，中華民族社會由“家天下”的政治模式轉型為“黨天下”的過程中，可以說，中國的政黨政治在整個20世紀的建設和發展是失敗的。一方面，在20世紀上半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成立都採取一種秘密結社的形式，並且，在成立後，都走上了一條以軍事武裝力量為生存基礎的路線，最終，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大擁有軍隊的政黨，在1927年走向分裂後，又於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1949年，進行一場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內戰。另一方面，在1949年10月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政後的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打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號，把中國人民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消滅殆盡，毛澤東的1949—1976年，事實上是毛澤東一人專制的時期。毛澤東依靠花樣百出的政治運動，實際上是進行了一場專制復辟。
1954年，毛澤東在憲法討論會上的發言――“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事實上，在1949、10—1976、9這段長達27年的歲月里，毛澤東個人為所欲為，幾乎達到顛倒黑白和指鹿為馬的地步。
毛澤東是一個集暴力觀念與專制心理於一身的統治者。他在1949—1976年之間對中華民族社會的摧殘和折磨是史無前例的。他從整體上把中國社會帶到了一種自我毀滅的境地。從理論上，他打着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以自己的名稱命名了毛澤東思想，而在實際的政治作為上，則是一次又一次的發動政治運動，進行大規模的人與人之間的人身迫害和打擊。
直到現在，對於中國大陸社會而言，毛澤東的罪行仍然是一個政治上的禁區，也是一個歷史問題。我堅信，文明起來的中華民族，必然在不遠的未來把毛澤東牢固的釘到歷史的恥辱柱上。毛澤東在1949—1976年對中華民族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中華民族必須對此進行全面、徹底的歷史清算。
經過1912—1949年民國時代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培育起來的一代傑出的知識分子，到1949年面臨又這一次面臨最嚴重的分裂。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或者流亡國外，而留下來的優秀的知識分子，在1957年被毛澤東的“引蛇出洞”的“陽謀”中被徹底封口。從1957年“反右”後，毛澤東這顆“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便在中國大地上冉冉升起並且“永遠不落”。直到毛澤東在1976年9月9日去見閻王為止。
毛澤東是集全部中國歷史一切惡劣的政治傳統為一身的統治者。一切具有文明覺悟的中華民族成員，必須對毛澤東進行思想上的清算。
看現實，總有一些人不斷的抱怨和批評中國社會的道德的墮落。然而，在我看來，所謂社會道德墮落是一個很難進行準確的分析和量化的問題。對於任何一個民族社會而言，其社會的文明素質永遠是占據這個社會主流的素質。而對於一些社會墮落的問題，要進行具體的分析判斷。對於中國大陸，我始終認為最嚴重的道德問題是“官德”的墮落，這只需看看和聽聽一些官員的言行即知。甚至，一些官員已經喪失了起碼的文明人性和人道倫理。官德問題才是中國大陸社會道德問題的一個關鍵。我們的社會只要普遍擁有了良好的官德，而師德、醫德等其它領域裡的道德問題，就極容易得到提高。而整體上的社會公共知識分子的良好道德，定能夠帶動普遍的社會道德的極大提升。
官德問題不能夠依靠道德約束而解決，而必須依靠公平的幹部制度來解決。統治集團的文明覺悟，首先是正確的對待公權力和使用公權力。統治者集團的文明需要法律與制度的嚴格約束。沒有法律和制度的約束，任何一個社會的統治者都不會自發的走向文明，即使從執政的以開始統治者有一些文明的願望和想法。
六、
中華民族在對待公權力的意識方面，必須實現一場全面徹底的升華。
統治者集團的文明覺悟，對於中國大陸這樣的社會極其重要。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社會仍然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在大陸的這13億之眾，自1949年以來就幾乎沒有受到過良好的理論思維教育和良好的意識形態引導。
由於在長達三代人的歷史時間裡，中國大陸社會沒有良好的政治教育和文明價值理念的持續澆灌，使得大多數中國大陸人對統治者失去了起碼批判精神，而且往往自覺或者不自覺的站在統治者的利益上發言。好像只有這樣做自己也才能夠獲得統治者的保護和認可。這是一種“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拜權心態。
統治者的文明價值和公平制度的設計能力，是兩個最重要的方面。中華民族的統治者一朝不具備這樣的自覺意識和能力，就一朝不能堅實地走在人類文明的道路上。
在戰國過後的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其國家體制基本是對家庭組織結構的直接摹寫。其中的皇帝的形象與禮制、長子繼承制以及皇權與百官的關係，都來自家庭（或者家族）的組織框架和管理體制。這是一種家國不分的政治形態。
20世紀中國形成的黨國不分的國家形態。
中華民族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治家是蔣經國。蔣經國先生是中華民族劃時代的政治家。他用專制的手段推進台灣社會的民主。1987年在台灣開放黨禁、報禁，並且直接聲言“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從而開啟了中華民族社會在台灣的嶄新的民主化歷程。蔣經國必將以一個傑出的政治家的形象而載入史冊。
回顧歷史，中華民族在政治文明方面的進步極其艱難和步履維艱，原因其實很簡單，只是對於權力的固有的落後觀念的束縛。
顯然，統治集團的文明以及實踐文明的水平，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對於整個社會而言，起着引導整個社會文明進步方向的作用。
七、
在中國，自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開始到現在為止，從來沒有建立起一種有效約束統治者的政治制度。美國第43任總統講過大致如下的話——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不是汽車、飛機，更不是導彈、原子彈。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是把權力關進被監督的籠子裡。
在中國台灣，我們已經看到，中華民族社會同樣具有“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智慧。
“把權力關進籠子”——這是從現在開始這個大陸社會迫切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務。在世界範圍內，我們知道，這便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憲政民主制度”。
由於中華民族大陸社會從來沒有能夠建立起良好的政治制度體系，因此，就整個社會生活而言，中國從來不存在真正符合文明進步需要的統治者和反對者。統治者的全部行政目的，都在於維護其統治地位不變，並且使用一切手段維護其統治，從來不惜使用武力鎮壓反抗者。
而反抗者的反抗，只是推翻一個朝代的政權而建立一個實質完全相同的政權，新政權只是改變王朝的姓氏而已。反抗者的意識形態大多都是使用巫術的方式進行蠱惑性的宣傳，以發動人們組織起來反抗，而決不是為了建立一種基於合理的法律機制上的政權系統。
中國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從來都處於一種嚴重的割裂狀態中。官方社會和民間社會從來缺乏良好的溝通渠道。
因此，對於中大陸而言，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重建我們社會的精英文化？究竟依靠什麼樣的途徑和方式迅速形成我們社會的優秀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教育家和企業家群體？
總之，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就整個社會生活而言，根本的問題在於形成一種以追求科學真理和人文正義為核心理念的精神素質。
徐國進 歲末雜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