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张学良为什么诛杀杨宇霆、常荫槐？

有多少张作霖“老臣”死于张学良之手？

1月11日清晨，张学良把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委员请入大帅府，宣布了对杨、常的处决。

张学良命郑谦（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到另一房间草拟电报，以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提笔良久，两眼呆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一会，郑谦将笔丢下，起身要走，高纪毅将其拦往并警告：“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郑谦只好重新坐下，但仍旧呆若木鸡，久久不能动笔。最后改由刘鸣九（张学良机要秘书）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到奉天城南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供杨、常亲友吊祭。

杨、常被杀后的第18天（1929年1月28日）郑谦也突然身亡（也有死于4月之说），死因主要有病故或吓死两种说法，他应该也是张学良所杀。郑谦极可能是常、杨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提案的知情者。郑谦当时兼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1924年9月“奉俄协定”（“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的奉方签字人，就是郑谦，“奉俄协定”的核心，是允许苏联以沙俄继承者的身份进入东北接收中东铁路资产，并经营、管理中东铁路（中苏合办共管）。常荫槐、杨宇霆很可能事前曾就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提案征求过郑谦的意见，得到了郑的支持，他们两人10号下午请求张学良批准提案时，很可能也转述了郑谦的意见。

和杨宇霆、常荫槐一样，郑谦也是长期追随张作霖左右，极得张作霖信任、倚重的奉系“肱骨重臣”。郑谦原是张作霖亲家鲍贵卿（1917年7月~1919年7月任黑龙江督军）的秘书长（黑龙江督署秘书长、黑龙江省政务厅厅长），后被张作霖要到自己身边，1922年张任命郑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首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为张作霖，张任安国军总司令后由吴俊升继任前职），之后郑谦又先后担任安国军司令部秘书长、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秘书长，1922年后张作霖不同任职时期的秘书长，几乎一直是郑谦，这表明，郑谦是张作霖最亲信的人。郑谦曾与杨宇霆搭档治苏，1925年8月底，经张作霖举荐，杨宇霆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为江苏军务督办，此前的1925年2月，郑谦被任命为江苏省省长（可能未立即到任）。

作为张作霖最核心的助手，杨宇霆、郑谦、常荫槐三人多年来深度参与了奉系及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诸多重大内政、外交事务（包括对日、俄的外交交涉），对政事、对官场、对张学良知情极深、极广。这三个异路人是张学良在东北暗中联苏，并推行反日政策的重大绊脚石，也是张学良红色代理人隐秘身份和政治安全的巨大威胁。

11日清晨，孙传芳也被张学良召入大帅府。张学良对他说：“馨远（孙传芳字），我又放了一炮，邻葛（杨宇霆字）和瀚襄（常荫槐字）被我处决了。”

孙传芳内心无比震骇，但他强作镇定，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杀几个人行么？杀得好，杀得好！”

回到家中，孙传芳对夫人周佩馨说：“杨常被张学良杀了，我很危险，奉天待不了了，你留在奉天，我马上离开奉天去大连。” 次日清晨，孙传芳乘早班火车孤身逃回大连（1928年夏孙传芳宣布下野后避居大连，后被张学良“请”至奉天，旅顺、大连时为日本租借地）。

孙传芳与张学良的两大死敌张宗昌、杨宇霆都很亲近。

1926年10月中旬，浙江省长夏超易帜倒戈，孙传芳虽于当月下旬迅速击败、处决夏超，但后院起火使孙军在江西的战局优势被逆转。11月上旬，孙传芳主力在九江、南昌连遭北伐军重创，孙传芳败出江西。11月中旬，孙传芳乘津浦路火车北上天津，先见张宗昌，再由张宗昌陪同、引介面见张作霖，得到后者原谅，与奉系化敌为友。自1926年冬至1928年春，孙传芳、张宗昌在苏、皖、鲁、直等省共同对敌北伐军，二人经常联署办公、并肩作战，相处融洽、惺惺相惜。

孙传芳与杨宇霆也走得很近，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中说，“孙传芳白天在帅府办公，晚上则在杨宇霆家中打牌（张学良在大帅府内给孙传芳设置了一个‘孙联帅办公室’）。”

比之杨宇霆，孙传芳与张学良政治立场势不两立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张学良非常注意掩饰、模糊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杨宇霆、孙传芳、张宗昌等人对张学良的敌意、杀机都缺乏清醒的认识）。张作霖反苏反赤政策最坚定、最具实力的支持者首推张宗昌，其次就是孙传芳。1926年11月底，孙传芳、张宗昌领衔通电，率十五省军政长官拥戴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领导北洋各系对抗苏联扶植的国民党北伐军；1927年6月中旬，孙传芳、张宗昌又联袂入京，强烈反对南北议和（张学良是主张议和者之一），力主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领导北方各省抗衡南方的两个国民政府（当时宁汉分裂，同时存在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与北伐军继续作战。

1月11日（杨常被杀次日），张学良发表通电，通告“杨常事件”，通电中宣布的杨宇霆罪状包括“现远因则酿成战祸之罪魁；观近因则破坏和平之祸首，论其罪状，不独害我东省，实害我中华。”张宗昌、孙传芳对抗北伐军之坚定、不妥协的程度，远胜杨宇霆，安给杨宇霆的罪状，更适用于张宗昌、孙传芳，同样更适用于张作霖（北伐与对抗北伐，孰为破坏和平？张学良的逻辑是，苏联扶植的北伐者、不中止北伐者不是“酿成战祸之罪魁”，抵抗、对抗北伐者才是“破坏和平之祸首”），当然，刚刚杀死杨宇霆、常荫槐的张学良未必会立即对孙传芳下手。

孙传芳暂时逃出生天，但7年后，他还是未能逃脱谋杀之局，审视直接刺杀者施剑翘及帮助施完成刺杀的人背后，隐约能看到苏联-共产国际或张学良势力的身影。1932年9月张宗昌陨命济南火车站，1935年11月孙传芳血溅天津居士林佛堂，都是精心设计的以私人仇杀为掩护的政治谋杀，两个明面上的刺客，一个是养子（张宗昌所杀的郑金声养子郑继成），一个是养女（孙传芳所杀的施从滨养女施剑翘）。孙传芳被杀案幕后情况仍迷雾重重，相比之下，张宗昌被杀案的脉络则已非常清晰，韩复榘并非真正的主谋，韩只是谋杀事件的济南布局人，真正的全局主谋是在济南设局者韩复榘、石友三背后坐镇北京的二者的上司张学良，最需要致张宗昌于死地，以绝后患的，同样是张学良，而不是韩复榘、石友三或郑继成。对张宗昌的谋杀经过了周密策划和耐心准备。张学良先于1931年秋冬之交将流亡日本的张宗昌诓到北京（时称北平。张到达北平的时间为31年11月初，张赴津、京前在大连住过几个月），将其养起来（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说，那时张学良一个月给张宗昌三万块钱，让他好好待着，等中国和日本打起来，去东北组织游击队）；1932年7月，张学良在北平召集华北军事会议，韩复榘入北平与会，期间上门拜谒张宗昌，拜张母侯氏为干妈，与张宗昌结为把兄弟；8月，韩复榘将张宗昌诓到山东；在张宗昌返北平前的饯行宴上，石友三骗走了张宗昌随身携带的防身手枪；9月3日晚，在济南站杀死张宗昌的致命一枪不是持手枪的明面杀手郑继成、陈凤山射出的，而是来自另外埋伏的步枪狙击手。

试想一下，如果张宗昌是张学良要保护的人，韩复榘、石友三敢设局杀他吗？

注：张宗昌被杀时张学良是韩复榘、石友三的上司。1931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改组为北平绥靖公署，副总司令张学良改任绥靖公署主任，仍然手握华北五省（热、察、绥、冀、晋）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军政大权；1932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北平绥靖公署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9月1日正式成立），张学良任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委员长由蒋介石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统辖华北六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二市（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军事（军政、军令、国防、绥靖等）事务。

张学良对谋杀的介入很隐蔽，张学良与张宗昌的过往恩怨及政治立场的截然对立也很少有人提及，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张学良与张宗昌之死的关系。

张学良内心极为敌视张宗昌。1936年11月下旬，屡次“呼吁”立即对日作战，并频频给各地军事实力派发电报的救国会“七君子”被逮捕，张学良飞洛阳请蒋介石释放七君子，被蒋拒绝，张愤而质问蒋介石：“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张学良1927年就计划除掉张宗昌，消灭其部队。27年夏，张学良、韩麟春率安国军三、四联合军团从郑州撤退到黄河以北的新乡。在中原战事的暂歇期，张学良制定了“新乡兵谏计划”（张学良在“滦州兵变”、“西安事变”之间策划的未最终实施的兵变计划），计划联手阎锡山、孙传芳，消灭张宗昌的直鲁军，同时由北京的亲信禁锢张作霖，逼其下野。孙传芳与张学良、张宗昌分别换过兰谱结过拜（张学良、张宗昌也结拜过），主力已所剩无几的孙传芳两边都不想得罪，也谁都得罪不起（他内心应该更倾向于张作霖、张宗昌）。因为某些原因，兵变一直拖延未举，大约在10月前，孙传芳委婉地将“兵谏”一事透风给了张作霖（透露的应该是淡化处理后的局部信息），已焦头烂额的老张将小张召至北京，臭骂了一顿便了事。“新乡兵谏计划”未实施的原因很可能是有了更可靠更隐秘更完美的替代方案--“皇姑屯爆炸谋杀”计划。关于新乡兵变计划的有关细节，可参阅：
张学良弑父调查（中）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派兵将张宗昌、褚玉璞直鲁军残部（连家属共约六、七万人，但仅有两万多条枪）堵在滦河以西的唐山、滦州（滦县）一隅，不许其过滦河出关存身。28年9月初，北伐军白崇禧部对直鲁军发起攻击，张部不得已强行冲过滦河铁桥向昌黎、秦皇岛进军，张学良立即派早已候命的重兵（于学忠、王树常、戢翼翘、富双英四个军）入关，与白崇禧部对张残部前后夹击，张宗昌只得乘小船孤身逃往大连，而后流亡日本。

张宗昌和孙传芳都是民国北京政府（安国军政府）末期的重要领导人，曾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是张作霖的两大副手，知道众多内幕，他们可能有或可能接触到了张学良通苏、弑父的线索、证据。

1932年1月17日晚，张宗昌曾在北京私邸招待新闻界，还请了旧戏班子现场表演助兴。张宗昌当晚发表讲话说：国难严重，殊堪痛心，日本约我去东三省做皇帝，本人誓不做卖国贼，设法逃脱出大连，来北平做一百姓。国家养兵数百万，关外一枪不放，失地数万里，究有何用？各派门户之见太深，太重私利，不顾国家，致不能统一御侮，望舆论界主持正义公道，如有再发起内战者，应予以攻击。如果国家无内战，我张宗昌也可卖卖老，拿回东三省来。现在一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而国家丧地，责任竟无人负，权利尽在党员，义务乃在四万万人民，能算天下为公吗？望全国舆论界统一以国家为前提，主持公道正义。

这番话得罪了太多活人、死人，包括张学良、孙中山，包括整个国民党集团，他们将乐见张宗昌的死亡。

张宗昌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为塑造孙中山、国民党的正义形像，证明北洋的反动，标榜北伐的正义性，国民党时代就已开始对北洋人物加以系统的诬毁，张宗昌是被丑化、黑化最严重的北洋要人。张宗昌有两项重大残暴反动罪名：杀害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实际上，处决邵飘萍的决定是张作霖、吴佩孚共同作出的；而杀林白水的真凶是潘复，潘复抢在张宗昌放人的命令到达前派人私杀了林白水；潘复真正的后台不是张宗昌，而是张学良，张宗昌重用潘复（任命其为山东督署总参议），是在讨好张学良。各位读者可以网搜并阅读一下张宗昌部下丁治磐先生及张宗昌女儿张端的有关回忆书籍、文章，以与广为流行的张宗昌“故事”加以比照。

张学良也是张宗昌长期副手褚玉璞被杀的幕后主使人（褚是奉系及直鲁军重要将领，曾任直隶军务督办即督军兼直隶省长）。褚玉璞是被占据胶东的前部下刘珍年软禁后杀死的，死亡时间主要有1929年、1931年两种说法。褚玉璞被杀前，张学良曾派人赴胶东，假意劝说刘珍年放人，实则授意、催促刘杀人。如果张学良真的是要救人，小小的刘珍年绝不敢忤逆张命私自杀害褚玉璞。

左起：褚玉璞、张宗昌、张学良

1928年6月4日清晨死于皇姑屯爆炸谋杀的张作霖和奉系二号人物吴俊升不是死于日本人之手，真正的凶手是苏联和张学良，皇姑屯事件是张学良与苏联共同策划，里应外合联手制造的。苏联和张学良同时也是皇姑屯事件的两个最大受益者，苏联除掉了其在中国的头号死敌，张学良则取代了政治立场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生父。张作霖、吴俊升是张学良代父主政东北的头号、二号障碍。坐镇奉天（沈阳）的吴俊升本来不会死在皇姑屯，但张学良心腹、挚友周大文（时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电务处长）给吴俊升发了一封电报，吴俊升接到电报后便从奉天赶到山海关远迎张作霖，踏进了张作霖的死亡车厢。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顺利接任了吴俊升死后空缺出来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名正言顺地成为东北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代父主政东北。张作霖是日本在中国的头号盟友，其与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是多年好友，即使奉、日双方存在某些分歧，即便张作霖有对日背约之举，双方也依然是凡事有商有量，问题可从长计议的朋友关系，日本怎么会愚蠢到杀死自己最重要、最稳定的盟友，与奉系结仇，同时帮自己的死敌苏联和一向仇视日本的国民党除掉死敌，让二者拍手称快呢？日本和中国反苏势力同为皇姑屯事件的最大输家。关于张学良与苏联合谋制造皇姑屯事件的更多分析，参见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中）
及
皇姑屯谋杀内奸分析

最早死于张学良之手的奉系高层应该是1925年11月下旬在滦州兵变中被杀的镇威军（奉军）第一军军长、第四方面军（也称第四军团）军团长、安徽军务督办姜登选。直接下令杀姜登选的是郭松龄（张学良副手，时任奉系精锐“津榆驻军”副司令兼第十军军长，司令为张学良），但我认为郭此举应出自张学良授意，郭与姜没有深仇大恨，而且郭松龄为人较直白，拘禁、杀死自南方返奉路过滦州的姜登选这一卑鄙做法更符合张学良城府极深、阴鸷狠辣、不择手段的性格。旨在推翻张作霖，逼其下野的滦州兵变是郭松龄站在前台，张学良隐身幕后二人共同发动的，有关细节及详细分析，参见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上）

及
张学良弑父调查（上）

杀死杨、常后，张学良派人用汽车将二人尸身送到奉天城南的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可能是下意识之举：让三个直接或间接死于已手的人阴间作伴。

姜登选豪爽轻财、重义轻利，性格温和，和蔼可亲，不仅能与士卒共甘苦，而且与奉系高层 中的不同势力都关系不错；《南宫市志》记载（姜登选是直隶南宫人）：“姜登选性情刚毅果敢，待人诚实，为官清廉，不唯荣利，治军严明，平易近人，为驻地军民及家乡人民所怀念。”杀姜登选，是为了卸掉张作霖的臂膀，为兵变去一劲敌；姜登选的人品、声望、人缘，在奉系内的人际粘合、团结力也是张学良代父的重大障碍。

发动“滦州兵变”时，在张学良暗中部署、帮助下，郭松龄拘捕了忠于张作霖、不愿附从兵变的“津榆驻军”四个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和30多名军官，将他们押解到协从兵变的李景林（李时任直隶军务督办，驻天津）处关押。上述四位师长，除高维岳外，其它三人齐恩铭、赵恩臻、裴春生，在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都人间蒸发，下落不明，再无任何消息音讯。

可能死于张学良之手的还有奉系另一位重要将领韩麟春。25年冬姜登选被杀后，姜的副手韩麟春接任第四方面军军团长，与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合署办公，共同指挥三、四联合军团。

1927年4月，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蔡元培等人发动“四一二清共”，宁汉分裂，南京国民政府与仍坚持联俄容共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各自北伐。27年5月中旬至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与张学良、韩麟春统率的三、四联合军团在河南西平、上蔡、逍遥镇、临颖等地持续激战，在5月下旬双方最大规模、最惨烈一战--临颖战役中，张学良在优势情况下突然下令撤退，放生了已难以支撑、濒临绝境的北伐军张发奎（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第一纵队司令官兼第四军军长，第四军即著名的“铁军”）部。河南战事期间，张学良以作战失职、作战不利的罪名处决了一名旅长、三名团长，其中包括韩麟春、姜登选的老部下，时任十七军（军长为荣臻）炮兵旅旅长的陈琛。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的1924年10月前后，郭松龄、张学良就要杀掉陈琛，当时姜登选哭着给张学良下跪，为陈琛求情，陈琛才暂免一死。张学良是在借机剪除异己，削弱韩麟春的势力。因此事及其它问题，张、韩多次大吵，奉军撤至黄河以北后不久，42岁的韩麟春突然中风。

1927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与张宗昌、孙传芳联军在徐州一带拉锯激战，在此期间，蒋介石派何成浚（即何成濬）去山西游说阎锡山（加入北伐），途经北京时，何成浚见到了卧病在床的韩麟春（二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兼好友）。何成浚对韩麟春明言自己要赴晋游说阎锡山，对张学良了解颇深的韩麟春对何成浚说：“阎可运动，未必张不可运动，须知张学良为人，不但可做革命党（国民党），并且可做共产党。”

何成浚此人身份深不可测，与张学良的关系也极不寻常，在这次何、韩会面之前，何、张之间应该已经有了秘密往来，韩麟春对朋友的这番直言相告极有可能被何成浚转告了张学良。

韩麟春的死亡时间有1927年底、1929年底、1930年1月18日、1930年3月2日、1931年等多种说法，死亡原因也有病故、脑溢血、被（张作霖或张学良）毒杀等不同说法。一个屈指可数的顶级将领，其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居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明不白，连个明确可靠的记载都没有，这是极不正常的，韩麟春的死，一定牵涉重大秘密或难言之隐。

韩麟春有个弟弟叫韩麟征，参加过1927年秋冬奉军对晋军傅作义部的涿州战役（涿州围困战），他当时是张学良卫队旅（旅长王以哲）第三团团长。这个人的记录到涿州战役为止，此后便从史料中蒸发了。

注：张学良卫队旅于1928年初扩编为陆军第十九师，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整编军队，化师为旅，第十九师又改编为独立步兵第七旅，驻奉天（沈阳）。王以哲和第七旅参与了“杨常事件”，在事件中负责外围城防警备。

韩麟春有极大可能也死于张学良谋杀。

张学良杀害、排斥富有经验、卓有能力、老成持重的张作霖旧臣，代之以年轻气盛、眼高手低、轻率莽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对自己盲目崇拜、服从的少壮派亲信；

因为有无法公开的隐秘，张学良必须处处诈伪，时时对人小心防范，无法象张作霖那样胸怀坦荡、开诚布公、从善如流、博采众议；

张学良杀戮生父旧臣，制造恐怖气氛，制造个人崇拜，独断专行，决策不透明，破坏了张作霖时代高层间宽松平和、大家敢说话、能畅所欲言的议事风格；

张学良将张作霖近日反苏的外交政策彻底逆转，一边暗中通苏、利苏，一边极端地反日、敌日、排日，对日本的“维权”及落实协约要求（日本与张作霖及北京政府签订的相关协约中规定的日人居住往来自由权、土地商租权、满蒙铁路敷设权等）一直推脱、敷衍、拖延，并以东北外交由中央负责，中日条约中方文本均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焚毁等理由拒绝与日方协商、谈判。对日本军界，特别是少壮派军人而言，既然协商交涉之路已绝，那么就惟有付诸武力一途了。

抓获在东北、外蒙边界进行对苏作战情报调查的中村震太郎一行被后，张学良没有通过公开渠道处理，而是授意关玉衡秘密处死中村等四人，并毁尸灭迹，这恐怕是张学良苏联代理人、特别党员的本能反应，他要让中村手上有助于日本对苏作战的情报彻底毁灭。

不幸的是，张学良的自作聪明之举被土肥原贤二侦破了。“中村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日军少壮派的神经，他们早就想用武力来解决“满蒙悬案”了。“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被点燃了，中日关系走进了难以化解的悲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