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系列的插补篇，按时间顺序，大体可前接：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上）

后承：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中）

“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当年蒋总统在西安也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做。今年我86岁了，才跟你们说这个话。”
——张学良1986年自述，据张友坤先生整理的张学良口述身世录音。

1929年1月10日晚，张作霖生前倚重的二位肱骨“重臣”杨宇霆、常荫槐被张学良下令枪决于张的府邸—奉天大帅府老虎厅，史称“杨常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东北易帜”后的第12天。

10日下午决定杀死杨、常后，张学良立即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奉天警务处长高纪毅、贴身侍卫副官谭海率数名卫士在帅府内待命执行处决；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统带刘多荃主持帅府内外警卫；驻奉天独立步兵第七旅（原陆军第十九师）中将旅长王以哲负责全城守备。为杀两个手无兵权之人，张学良布下了天罗地网，杨、常在劫难逃。

据当事人高纪毅回忆，事件经过如下：
他们（杨、常）走后，张学良立刻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5点半钟。我进府立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两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象话了。现在他们正在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们2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学良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于是我配备6名卫士，由我同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筌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进来，不许出去（刘当时仅知将有大事，但并不知要处死杨宇霆、常荫槐。一切布置完竣，经过两个多小时，杨、常来到，径入老虎厅就座。我同谭海率领6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说：“奉长官命令，你们两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当即由6名卫士分为两组执行。杨宇霆、常荫槐2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内。

张学良接着指示处理善后步骤，一面连夜以长途电话指示驻天津代表胡若愚，要他立刻向南京蒋介石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一面用文字写成军法会审形式，罪名是“妨碍统一，阻挠新政”，检查官由我署名。我率人彻夜工作，通宵未眠。翌晨天还未明，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此事经过。这些人乍闻之下，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同时张又嘱郑谦在另室草拟电报，正式报告南京，并昭告东北各县市。郑谦是杨宇霆的亲信，提起笔来只是摇头沉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过了片刻，他将笔丢下，起身要走。我严肃的警告他说：“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他只得重又坐下，呆然不动，但仍未动笔。最后还是改由刘鸣九执笔，将电报稿拟好。这时始将杨、常尸体从老虎厅用地毯包裹抬出，用汽车送到南头风雨台姜庙（杨宇霆为纪念姜登选修的庙）装棺，听由他们家亲友吊祭。杨、常被杀的消息传出以后，顿时震动了沈阳全城……（以上二段高纪毅回忆摘录自百度百科“杨宇霆”词条）

张学良为什么要杀杨宇霆？固然与私人恩怨（如给郭松龄报仇）、派系斗争、权力之争有关，但这些流行的说法其实是次要的，最首要的原因是，张学良与杨宇霆政治立场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杨宇霆是张作霖近日敌苏、反苏反赤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杨与老张政治立场高度一致，与小张则格格不入。尽管极善掩饰、伪装，但张学良已被揭开的长期一贯的利苏亲赤行为，及与苏联、共产国际的众多隐秘联络、合作表明，张学良有着极其隐秘、特殊的身份—俄共（布）或联共（布）特别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极可能是加拉罕、李大钊，他的入党时间不晚于1925年冬。杨宇霆对张的威胁，不在于争权夺势，张作霖、吴俊升同被炸身亡后，东四省已无人能与张学良竞争最高权力，老人中威望最高且有兵权的张作相尚且要主动礼让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职，资历、威望逊于张作相，已无兵权在身的杨宇霆更无法与张学良争锋；张学良真正忌惮的，是这个异路人的是智计深沉（白崇禧、杨宇霆并称南北“小诸葛”），杨宇霆是最有可能察觉张学良与苏联隐秘关系的人，也是最有可能发现或推断出张与“皇姑屯事件”、与张作霖、吴俊升之死关系的人，“智者”杨宇霆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张学良的巨大威胁。但是，杨宇霆生前尚未清醒认识到，他是张学良必欲铲除的眼中钉、心头刺、绊脚雷，势不两立的死敌。

张学良早有剪除杨宇霆之心。1925年冬，张学良隐于幕后，由副手郭松龄出面发动了滦州兵变，目的是推翻苏联在中国的头号死敌、张学良的生父张作霖。郭11月22日夜所发“反奉通电”提出三大主张，其中第二条就是“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如果当时张、郭兵变成功，那么杨宇霆将或被杀，或逃亡；而张学良则不必等到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他可以提前2年半代父主政。

关于张、郭联手发动滦州兵变的有关细节及分析，参见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上）

及
张学良弑父调查（上）

杨宇霆必须死，但是，总揽东北军政大权、一手遮天的张学良不必立即下手，他完全可以等待更好的时机，安排更好的方式来除掉杨宇霆（如意外、暴病、仇杀等，甚至让杨象其它众多奉系老人那样神秘消失，不知所踪）。

张学良是1月10日下午临时决定当晚杀死杨宇霆、常荫槐，并立即部署实施的。张学良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要在当天杀死杨、常？为什么易帜仅12天张学良便要私杀“重臣”，不惜由“和平天使”迅速蜕变为血案元凶？为什么张学良宁可自己的府邸成为“凶宅”也要在大帅府内当场杀死杨、常？一定有非常重大的、非如此不可的原因。

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接受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东北三省降下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五色旗，换升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史称“东北易帜”，中国形式上重新统一。

触发张学良浓烈杀机的，究竟是什么事情？

杨宇霆、常荫槐是因中东路而死的。

血案当天的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老虎厅求见张学良。两人指出，中东铁路本应中苏合办，但苏联一直独自把持路务，排斥中方参与管理，且拒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管辖。他们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统一管理东北铁路路务，从而（更名正言顺地）将中东铁路也纳入中方的管辖范围之内。有文章说，杨宇霆还提议常荫槐担任该公署督办。常荫槐时任黑龙江省省长、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

注：“中俄协定”及“奉俄协定”规定：中东铁路（原沙俄在中国东北境内修筑的西伯利亚铁路连接线及支线）主权属于中国，由中苏两国合办。但是，苏联根据这两个协定，以沙俄继承者身份进入东北接收中东铁路资产后，却将中方排斥在路务之外，独自把持中东铁路运营、管理权，使合办规定有名无实。“中俄协定”即“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苏联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当时主政的是曹锟、吴佩孚）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1924年9月20日，苏联又与张作霖方面（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最高长官为时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张作霖）签订了主旨类似某些款项内容有所不同的“奉俄协定”，全称为“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

还有文章说，“杨常事件”发生前数日，常荫槐自黑龙江抵沈面见张学良，“要挟”张罢免中东路督办吕荣寰，并建议由刘哲接任。刘哲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即将成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之前应该是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委员），曾任中东铁路理事、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兼京师大学堂校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上述说法中的“要挟”一词，及高纪毅回忆转述的张学良所谓杨、常“强迫”张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之说，都是捏造的杨、常罪名，这些说法明显违背常识。张学良早在1922年就已是独当一面的奉系高级将领，1925年便代父执掌奉系最精锐的部队，多年在外南征北战，没有人敢小看年轻的张学良，而且，张作霖死后当月张学良即总揽东北军政大权，常荫槐不可能有胆“要挟”张学良。常和杨宇霆当时都没有兵权（所谓常荫槐在杨宇霆支持下私设2万山林警卫队的谎言，将在本文续篇中分析、驳斥），且杨宇霆当时已被排挤出东北最高领导层，身上仅余职务为奉天兵工厂督办，杨、常二人怎么可能“强迫”手握枪杆子、大权在握、党羽遍地、一手遮天的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呢？杨、常只有夹着尾巴做人的份，那些说二人在张面前如何骄横跋扈，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的伪史故事，更是欺骗无知者的荒诞不经的大瞎话、大笑话。

注：杨、常死后两天（1929年1月12日，也有成立于1月9日之说）成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是当时东四省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委员会主席为张学良，委员共13人，大多是张学良亲信。该委员会的前身是1928年7月19日成立的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也是张学良。杨宇霆不是临时保安委员会委员，身为黑龙江省长的常荫槐应该是。易帜前后张学良不仅一直是东北最高行政长官，而且一直是最高军事长官。1928年7月3日（张作霖、吴俊升死于同年6月4日），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这恰恰是前奉系二号人物吴俊升死后空缺出来的职务），同年12月31日（易帜两天后），张学良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提议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将中东铁路纳入中方制约，及某种程度的管辖、监督之下，反制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排中独占控制，杨宇霆、常荫槐这一提案，就是1月10日“老虎厅血案”的引爆器。高纪毅的回忆清楚地表明，杨、常是因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提案而触怒张学良，触发其杀机的。按张学良的说法，他是因杨、常谈话的态度而杀人，这是张的砌辞矫饰，为杨、常招来杀身之祸的，不是态度，而是提案本身的内容和目的。

提案的内容、目的有重大问题吗？提案的细节及实施的步骤、策略、时间表或许可以商榷研究，但大方向没有问题，该提案是维护中国主权与合法权益，反制苏联违约、侵权、越界行为的正当之举，以此为契机，中方将可尝试逐步收回中东路路权，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那么，提议委任常荫槐为“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督办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吗？常荫槐先后担任过京奉铁路局局长，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当时正担任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是东北交通、路务管理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是“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督办一职的最佳人选，即使杨宇霆确曾提议由常荫槐担任铁路督办一职，这一提议也合情合理，恰如其分。

提案本身没有问题，杨宇霆的提议也无不当之处，即使张学良有不同意见或其它考虑，如认为需要从长计议或时机尚不成熟，他表明自己的想法、理由，向二人作出解释就可以了；就算二人的态度真的让张不舒服（伪史捏造的杨、常态度问题续篇会细谈），也犯不着为此事杀人，为此事决意当天杀人，更何况所杀的是利国利民提案的提出人。

张学良立即部署杀人（参见前面高纪毅的回忆），一定有非同一般的原因。

原因就在于，对张学良来说，中东路的苏联控制权是不容改、不能碰的！

杨、常以为自己是在为东北、为中国办一件好事，他们懵然不知，此举触中了张学良的隐秘大忌，置其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中国东北领导人，理应支持杨常提案，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反制苏联违约、侵权行为，设法使中方得以实际参与中东路的管理，并为逐步收回路权创造条件；但作为特别党员，隐秘红色代理人，他又必须维护苏联的中东路特权，维持苏联独揽中东路路务管理的现状。中东路是苏联渗透中国、干预中国政局的基地，是苏联与张学良秘密联络的通道、桥梁，如果众多中方人员介入中东路日常管理，不仅损害苏联的中东路特权、苏联对中东路的独家控制，还将严重妨碍苏联通过中东路输出革命，或进行其它秘密活动，严重妨碍苏联与张学良的秘密联络、合作。

决意当晚立即动手杀人，说明张学良对杨、常提案怀有极为强烈的敌意。

张学良无法将反对提案的真正原因宣之于口，无法与杨、常推心置腹地交流，无法说服二人放弃提案；同时，基于民族心、责任感，杨、常二人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对国家、民族意义不轻的提案。如果张学良当天不批准提案，不难想象，他们还会寻求其它人的支持，让其它人或拉其它人（如张作相、袁金铠等）一同向张学良陈说利害。如此一来，知情、讨论的范围将不断扩大，事态的发展将失控无法收场。如果张学良最终接受提案，那么对苏联、对张学良大不利；如果一直否决提案，那么，张百般压制、阻挠爱国提案一事将路人皆知，张学良与苏联的关系，张的隐秘身份必将受到怀疑，张学良与苏联联手制造皇姑屯事件，谋杀生父张作霖及吴俊升的惊天秘密也随时可能败露。

避免自己政治生命终结的唯一办法，就是以雷霆手段杀死杨、常，立即终结“提案事件”。

为延续苏联的中东路特权，为防止再出现新的不知趣的杨宇霆、常荫槐，几个月后，张学良又抢在南京国民政府对苏就中东路展开外交行动前，与苏联合演了一出“中东路事件”双簧戏，最终越过国民政府，私自越权与苏联签署了“伯力协定”（“伯力会议议定书”），“正式”确认、延续了苏联的中东路特权、苏联对中东路路务的排中独揽，同时也使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改订新约运动”以外交谈判方式收回（提前收回或赎买）中东路的计划胎死腹中、化为泡影。

在中东路事件苏联入侵东北期间，张学良及其心腹幕僚黎天才、阎宝航、王家祯等人还与苏联联手伪造、抛出了《田中奏折》，利用奏折中“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言辞，张学良们成功地将中国国内高涨的反苏舆论逆转为反日浪潮。关于中东路事件张苏双簧戏及张、苏携手炮制《田中奏折》的详细分析，参见
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中）

注：本文部分内容改写自
隐密苏谍张学良（中）—杀害杨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