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荣耀

接续：张学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隐秘联络、合作（中）

张学良幕僚于毅夫与佐尔格小组的情报合作

1933年春至1935年夏，张学良重要幕僚于毅夫等人向直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情报局）的佐尔格小组提供了大量国民政府军事、政治情报。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奉张学良命令不抵抗，19日上午，日军占领沈阳；9月21日，日军不战进入吉林市（当时吉林省会）；11月18日，马占山苦战20多天后退出齐齐哈尔（当时黑龙江省会）；1932年1月2日，张学良再次不战弃守锦州（“九一八事变”后的辽宁省临时省会），辽西失陷；1932年2月6日，日军攻陷哈尔滨，东北全境沧陷。

张学良以“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并丧失了大量武器装备，但最大程度地保全了实力，手握30万东北军的张学良仍是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年前的同一天，则是张学良春风得意之时。1930年9月18日，在蒋介石获胜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张学良打着调停“蒋冯阎李大战”（中原大战）的旗号通电拥蒋，派东北军挥师入关。11月4日，冯玉祥、阎锡山通电下野，中原大战结束。在此之前的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就任南京国民政府授予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1931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又授权张学良在北平设立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节制辽、吉、黑、热、察、绥、冀、晋八省军队，统辖八省三市（北平、天津、青岛），张学良达到其政治生涯的巅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代结拜兄弟张学良受过，承担了丢失东北的责任，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辞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12月15日，蒋介石又辞任中国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正式下野。12月25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改组为北平绥靖公署，改任绥靖公署主任的张学良仍然手握华北五省（热、察、绥、冀、晋）三市军政大权。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一次淞沪抗战），3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复出；3月8日，国民政府宣布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2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北平绥靖公署改组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9月1日正式成立），张学良任副委员长（委员长由蒋介石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统辖华北六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二市（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军事（军政、军令、国防、绥靖等）事务。

于毅夫，1903年生，吉林双城堡人，原名于成泽，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著名的共产国际及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过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30年秋，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曾赴南京请愿的黑省（反日）护路后援会会长于毅夫来到天津，成为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张学良同母弟张学铭的随身秘书。

1933年春，于毅夫加入了佐尔格间谍团队的分支机构--平津间谍站（上海苏联红军情报站平津分站）。

平津间谍站的负责人兼于毅夫的的单线联系人是于的燕大同学张放。张放原名张金增 ，有多个化名，佐尔格到中国后的第一个助手方文（通常被认为是佐氏最得力的助手）就是张放（方文是张放的笔名），张放同时也是佐尔格小组与中共中央特科的联系人，他的单线联系人，即中共中央特科与佐尔格小组的联系人是潘汉年。加入平津间谍站不久，于毅夫被张学铭推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的参事（如前所述，北平军分会的副委员长是张学良）。于毅夫利用这个身分，同华北军政要人的助手们（如蒙古德王驻平办事处处长包悦卿、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外交人员朱式勤、陶尚铭等）密切交往，积极收集军事、政治情报，并将自己搜集的、经手的，或东北军将领、东北籍军官有意、无意交给他的国民政府机密文件、军政情报交给张放。

一九三三年夏，张学铭去意大利看望旅欧的胞兄张学良，临行前，东北军一○五师（张学良警卫师，师长为张学良心腹刘多荃，刘多荃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的堂兄）副师长董彦平把一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动东北军“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部署图交于毅夫转张学铭带给张学良。于毅夫立即在自己家中将军事图拍照下来交给张放。

一九三四年夏，于毅夫和夫人以避暑为名去青岛，访问东北籍海军军官鲍宜民，向他借阅日军侵略华北的材料及其它许多机密文件，并抄录下来交给张放。

1933年9月，于毅夫与阎宝航、王卓然、杜重远、王化一、高崇民、卢广绩、车向枕等张学良核心幕僚在北京秘密组建了抗日救亡团体“复东会”（前身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得知“复东会”的活动后，蒋介石与旅欧归国的张学良商量，建议将张的复东会与他的复兴社（中华民族复兴社，也称蓝衣社）合并为“四维学会”（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934年5月12日（一说5月9日），以“实践礼义廉耻，奉行三民主义，恢复固有领土，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的四维学会在汉口成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一说蒋、张分任正副会长），作为该组织张方骨干的于毅夫利用四维学会的广大交际网，继续为平津间谍站提供国民政府军政情报。

一九三五年夏，由于叛徒告密，上海地下情报组织核心遭破坏（佐尔格小组总部在上海，尽管佐尔格本人因营救牛兰夫妇暴露已于1932年11月离开上海，并于1933年秋组建了佐尔格日本小组），平津情报站负责人张放被迫离开北平前往苏联，直到此时，于毅夫与张放的合作才告一段落。

张放是于毅夫的燕大同学和单线联系人，而张放的入党介绍人和曾经的单线上级，恰恰是于毅夫的同僚，张学良的头号智囊、首席情报官、特务头子黎天才（李渤海）。

佐尔格团队成员包括苏、中、日、美、波兰等国的共产党员及直属于第三国际的非苏联籍国际党员，佐尔格团队有时被称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一些其团队成员也以为自己是在为共产国际工作；但佐尔格本人并不向共产国际汇报，他隶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即情报局，并直接服务于第四局。佐尔格团队、平津间谍站实际上是在为苏联红军总部工作。

1980年，于毅夫的女儿向他了解当年地下情报工作的情况。于毅夫想了三天后对女儿说：“孩子，我从事的工作属于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很多事情，我只能带到天堂去，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汇报了。我和你张放叔叔干的都是党的秘密工作。。。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的请求了。”

佐尔格还有一个重要性不亚于方文的中国助手，第三国际共产党员陈翰笙（同时是著名经济学家、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院士，美国学术界公认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最高权威），他的国际党员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加拉罕（加拉罕对华宣言发表者，曾任苏联驻华全权大使）。1935年11月，陈翰笙的组织关系由苏共转到中共。

于毅夫的党籍情况应该和陈翰笙相同。公开资料称他“1936年正式加入中共”，33年春即加入平津间谍站的于毅夫不可能36年才入党，他肯定早已是由国际党员，并于36年转为中共党员。和陈翰笙一样，张学良也极有可能是李大钊、加拉罕介绍加入第三国际的。于毅夫最避讳、最不能启齿、最需要带到天堂去的，恐怕并非他自已的个人秘密，而是张学良的身份隐秘。

张学良主持华北军政事务的1931~1933年间，平津和华北被捕的数百共产党员，绝大多数以各种形式先后获释，经办人分别是黎天才、王卓然、潘文郁等张学良核心幕僚。

1933年初，借孙殿英请求保释韩麟符（李大钊的重要助手之一，领导南昌起义的联席会议主席团7名委员之一）之机，张学良派黎天才、潘文郁出面，未经任何正式手续，将韩麟符、杜真生、郑丕烈、李希逸、许权中、刘尊棋六名中共党员或前共产党员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释放（另说，刘尊棋是张学良另一重要幕僚王卓然1933年5月营救出狱的）。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因热河不战沦陷通电下野，离任赴上海前，毒瘾缠身、形销骨立的张学良没有忘记让黎天才再释放一批北平监狱的政治犯。

主持鄂豫皖“剿总”及武昌行营时期

主持鄂豫皖“剿总”及武昌行营期间（1934年3月~1935年9月），张学良通过其机要秘书潘文郁（即潘东周），向中共北京特科提供了大批机密文件、军事情报。

1988年5月，牺牲53年后，潘文郁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1年7月，26岁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潘文郁在北平被捕（潘1925年8月入党，并跨党加入了正“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不久，他被李大钊曾经的左右手黎天才（原名李渤海）以假自首并登报脱党的方式营救出狱，8月，潘文郁被中共开除出党。黎天才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亦为陈兴亚)政训部秘书。黎天才当年（1927年）也是由张学良假手陈兴亚，以假自首、假悔过的方式营救出狱的，黎天才获释后名义上跟随陈兴亚，实际上秘密为张学良工作。

黎天才将潘文郁安顿在北平城东一所公寓，让他潜心完成个人心愿--翻译《资本论》。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潘文郁翻译的，署名作者为潘冬舟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两个分册（约40万字）在北平东亚书局先后出版发行。这两个分册连同陈启修翻译的第一分册（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是《资本论》最早的中文译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晚于1933年初，潘文郁正式出现在张学良身边，担任其机要秘书，作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共产理论家，潘还承担了为张学良讲授共产理论、马列著作的任务。

1934年2月，张学良旅欧归国，他伪装推崇法西斯主义，用“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等言论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在身份更隐秘的亲密同志宋美龄的助力下，张学良重获兵权。1934年3月，张学良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职权。同年4月2日，军事委员会晋升张学良为陆军一级上将。1935年3月2日，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张学良改任行营主任，继续主持华中地区军政事务。

获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后，张学良立即将黎天才召至武汉，责成他组建鄂豫皖“剿总”情报机构—机要处，并任命其为少将处长。黎还兼任鄂豫皖“剿总”政训处副处长，处长为贺衷寒。

潘文郁及其它几位前共产党人，如吴雨铭、李希逸等也被黎天才、张学良召入鄂豫皖“剿总”机要处。潘文郁还继续为张学良讲授共产理论、马列著作。同时担任张共产课程老师的还有吴雨铭。潘主要讲授理论课程，如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等等；而吴则为张讲解中国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国内工农革命实践等内容。

张学良当时家住武昌徐家棚，办公地为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两地车程约40多分钟，张学良常要他们随车讲课。

吴雨铭是1921年入党的中共资深党员，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常委及中共南京市委书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5月起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1931年1月因参加罗章龙为首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吴雨铭是罗章龙的同乡、同学、助手），对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反对其扶植王明、操纵中共，被共产国际和中共开除出党，随即于2月在天津被捕，后被黎天才营救出狱，加入张学良幕僚团队。

李希逸（李逸），1924年入党，曾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天津市委书记，代理北京市委书记，同样因参加罗章龙组织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被开除党籍，旋即被捕。33年春，即将赴青海屯垦的的孙殿英（1933年5月，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向张学良请求保释韩麟符，张学良借机派黎天才、潘文郁出面，未经正式手续，将韩麟符、杜真生、郑丕烈、李希逸、许权中、刘尊棋六名中共党员或前共产党人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释放（另说，六人中的刘尊棋是1933年5月由张学良另一核心幕僚王卓然营救出狱的）。李希逸出狱后随韩麟符到孙殿英军中工作，任政训处宣传科长（韩麟符为少将政训处长），为学兵队讲授马列主义常识。1934年1月至3月，孙殿英兵败宁夏（被西北四马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联手击败）后，张学良或黎天才将李希逸也召至武昌。

潘文郁、吴雨铭在鄂豫皖“剿总”的职务都是机要处中校秘书，李希逸的职务估计与二人相同。

潘文郁既是鄂豫皖“剿总”的机要处成员，同时又是中共北京特科的秘密成员。潘北京特科的单线联络人是杨青林，杨的公开身份是北京公安局（一说法院）工作人员。杨青林不时奔走于北平-武昌两地，潘文郁经常将剿总机要处的机密文件、军事情报交给杨青林，杨带回北京特科后，北京特科再电告中共中央及苏区。杨青林来去匆匆，有时文件未来得及抄录完成，潘文郁便将文件原件交给杨青林，包括一些只发给“剿总”长官及直属各厅、处、组的密级极高的文件。

潘文郁提供的情报、文件在红军反围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鄂豫皖“剿总”统辖包括中央军、东北军及其它部队在内的十几万大军，仅调入鄂豫皖的东北军就有16个师另4个旅，八十多个团。但是，这支庞大的军队面对仅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屡吃败仗，损兵折将，难见一胜；第五次反围剿（始于1933年9月25日）初期，中央红军常常能适时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也与潘文郁提供的某些情报有很大关系。

1934年11月，北平特科被国民政府北平宪兵副司令、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破获，除少数外出人员外，身在北平的20余名特科成员全部被捕，包括杨青林，潘文郁提供的一些鄂豫皖剿总机密文件原件也被查获，潘的特科秘密成员身份暴露。

蒋介石一再严令张学良将潘文郁解送南京。但张、潘二人相交、相知太深，潘知道太多张的秘密，张学良无法将活着的潘文郁交给蒋介石。经过再三拖延，1935年2月，别无选择的张学良忍痛将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长（1928年），前中共宣传部负责人，王明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曾经的周恩来翻译、李立三助手、向忠发“文胆”，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马列理论家，《资本论》中译本最早的一批翻译者之一，“精通六国语言”、才华横溢的潘东周枪决于武昌徐家棚（徐家棚为张学良住所-武汉公馆所在地）。

与潘东周同一时期暴露被捕的，还有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张学良警卫师独立105师的营长）、中共地下党员李泽民，以及张学良亲信将领，时任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表侄李在石。潘文郁的顶头上司黎天才未被深究，仅承担了用人不当的责任。蒋介石不知道黎天才与张学良的隐秘关系渊源，一直自作多情地以为黎天才是他的人，是他安插在张学良身边的眼线，直到西安事变当晚召黎天才来问话时都未觉悟。蒋介石曾亲自任命黎天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副处长（1932年下半年，当时黎天才还未公开出现在张学良身边），之后还在南昌专门召见黎以示信任、恩宠，并让邓文仪（蒋介石侍从秘书）交给黎一个密码本。

鄂豫皖“剿总”机要处的其它前共产党人吴雨铭、李希逸等也未被潘文郁事件波及，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职权，10月，他们随张学良移驻西安，继续任职西北“剿总”机要部门。罗章龙晚年回忆，象黎天才、潘文郁、吴雨铭、李希逸这样先后进入张学良军中的“前共产党人”有20余人。

侦破、覆灭北京特科，致使潘文郁暴露、被杀的蒋介石堂侄孙蒋孝先在西安事变中被张学良部下枪杀，主要说法之一为，他被独立105师师长刘多荃下令就地枪决。刘多荃是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1955年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的堂兄。刘澜波1928年入党，“九·一八”事变后，按照党的指示进入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秘密发展党员。次年（1932年）10月，刘澜波被任命为东北军骑兵2师少校书记官，骑2师师长为张学良最贴心的将领（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试图以黄显声替换驻防河北保定的东北军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西安事变爆发后万福麟将黄显声软禁）、中共特别党员黄显声（公开资料显示，黄显声秘密入党时间为1936年8月）。如其堂兄刘多荃及黄显声，刘澜波也深得张学良信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