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表演

昨晚，举世瞩目的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精彩的开幕仪式令人难忘，中国代表团的惊艳出场更让所有华夏子孙热血沸腾。北京也由此成为历史上首个“双奥之城”。

回溯上个世纪初，积弱积贫背景下的国人发出无奈而锥心之问：中国何时才能参加奥运会？何时能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整整九十年前，第一位登上奥运舞台的中国人刘长春，带着四万万中国同胞的期待出征洛杉矶，既是希望的起源，也满含着心酸、屈辱与无奈。

从更重要的历史层面来看，刘长春的参赛，对奥运会和对中国人来说，都有重要意义。中国派出仅有一名运动员的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有四个宗旨：（1）打破日本利用奥运会将傀儡政权合法化的阴谋；（2）有一个中国人参赛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3）促进世界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4）让中国从世界运动大赛中得到观摩学习的机会。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冬奥会与农历春节萦绕的喜庆氛围，是当下中国对百年前那份奥运憧憬的回应。“双奥之城”，前无古人。这份“完美”，在于从落后者到引领者，中国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完成逆袭；在于昔日的“东亚病夫”，已发展为举世瞩目的体育大国，并成为奥运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奥运在让中国发生深刻改变的同时，中国也丰富着奥林匹克精神和文化内涵，并为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均衡及可持续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1932年，刘长春出征洛杉矶奥运会

文 | 徐国琦

来源 | 《奥林匹克之梦》

中国计划投身国际奥委会，是在20世纪初。 

根据国际奥委会在1914年6月15—23日巴黎会议的记录，在萨拉热窝事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和美国、英国等国家一起，是被获准参加当时定在1916年柏林举办的奥运会的33个国家之一。

 大战过后，国际奥委会在1919年决定，只有成员国才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比赛，只有国家奥委会才能派运动员参赛。也许是受到新规定的激发并得到青年会的资助，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1年成立，并在1922年获得国际奥委会认可为中国奥委会。同在1922年，王正廷成为国际奥委会第一位中国委员，也是第二位来自亚洲的委员。 

但中国直到1932年才首次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这次参赛与其说是出于对这项赛事的热爱，不如说是决心进行国际化。原本，在1932年5月，中国的官方体育机构因为缺乏资金，已决定不参加第10届奥运会，计划只派沈嗣良作为观察员出席，就像1928年派出宋如海一样。根据沈嗣良的回忆，新成立的南京政府拒绝为他的行程给予资助。但就在1932年6月12日，上海的知名报纸《申报》报道伪满洲国将派出运动员刘长春和于希渭参加奥运比赛，以达到日本人在国际上将其合法化的目的。刘长春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短跑名将，日本甚至声称洛杉矶组委会已经接受了这个计划。

刘长春等人参加1930年全国运动会的报道 

上述报道后来证明为误报。在史汀生主义的指导下，联合国不会承认伪满洲国。洛杉矶组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下，也拒绝让傀儡政府派代表团。但日本政府计划通过派出两名中国运动员，来实现伪满洲国参赛，这一目的却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舆论得知这一计划之后大为震怒。面对骚动，中国体育组织终于决定参加奥运会，以中国的名义派刘长春和于希渭出赛。刘长春在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就移居到北平，他发表声明，宣称自己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绝不会代表傀儡政权参赛。最后也只有他能够成行，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因为于希渭很快就被日本人软禁在家，以防他代表中国出席比赛。 

未能前往洛杉矶的于希渭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委员，一听到中国准备参加奥运会的消息，就立刻行动。因为向洛杉矶组委会报名的最后限期6月18日已经过了。6月26日，组委会接受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申请。中国社会精英在完成参赛的书面工作之后，开展了一场向大众募捐的活动。东北军事长官张学良捐出八千元，北平市长周达文给了刘长春一套新制服。在中国1932年参加奥运会的过程中，还有几位重要人物发挥了关键作用，较为显要的有天津市前市长张学铭、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和郝更生。张伯苓、王正廷等名流，也支持中国派运动员到洛杉矶代表国家参赛。 

7月8日，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一起离开上海奔赴美国。在启程前的送别仪式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主席王正廷把中国国旗和几面中华体协的旗帜交给刘长春，提醒他：因为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比赛，所有的目光都会投到他身上，期待他能为中国赢得荣誉。王正廷还告诉刘长春：最重要的地方在于让中国的旗帜与其他国家的旗帜一起飘扬，这是本次参赛最具象征意味的地方。当刘长春登上去洛杉矶的船时，人们进行了一个特别的庆祝仪式，三呼国家万岁以送他们的英雄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刘长春在7月29日抵达洛杉矶，正好是开幕式的前一天。 

王正廷授旗给刘长春 

即使是美国人，也明白中国一人代表团的重要性。 

奥运会官方报道描绘刘长春是“代表四亿人民的孤单代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报道：“来自中国和哥伦比亚的一人代表团获得了众多掌声。中国运动员有四位官员随同，而哥伦比亚的乔治·佩里（Jorge Perry）则是孤身一人。”一位观察员评论道：“中国！有一位男孩得到我的欢呼，就只有他自己和几位教练。”刘长春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的短跑比赛，但连前六名也没能进去。9月16日他回到中国时，表达了没有赢得奖牌、没能为国争光的失望心情。 

1932年奥运会常常会被世界史尤其是美国史所掩盖，因为当时世界正面临经济大危机。即便如此，刘长春的参赛，对奥运会和对中国人来说，都有重要意义。正如郝更生在刘赴洛杉矶前的声明中所讲解的，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有四个宗旨： 

（1）打破日本利用奥运会将傀儡政权合法化的阴谋。

（2）有一个中国人参赛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3）促进世界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4）让中国从世界运动大赛中得到观摩学习的机会。

再者，刘长春可以在大会上向人们讲述日本在他的家乡东北的侵略行为，为中国在世界赢得公众的支持。刘长春在洛杉矶期间，频频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接触，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他参赛的重要之处，也在于将奥运会的经验带回中国，他在奥运会期间坚持写下的日记，后来刊登在中国一份报纸上。 

刘长春参赛所穿制服 

刘长春也为自己在中国国际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自豪。他后来写道，虽然没有赢得任何奖牌，但他的“初衷是要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此行“达到了这个目的”。沈嗣良投入了很多精力到1932年奥运会中，他写道：

“当第十届世界运动会在碌衫矶（洛杉矶）举行的时候，会场里破天荒第一遭的忽然发现了大中华民国的国旗和代表，这是何等足以使全世界注意而称道的一件事！这是何等足以使国人欣慰自豪而兴奋的一件事！……我国的参加，使中华民国的国旗，在会场中占着一个地位，确乎鼓起大会无限的精神，同时也使全世界注意到老大的中国，还保存着少年的精神，要在运动界里与列强角逐，绝没有自弃的观念和任人宰割的可能。”

中国参加1932年奥运会，是中国进入国际舞台的一个转折点，再也没人能将时间转回到早前与外界隔绝的日子。但还是有一些中国人为刘长春的表现感到失望，主张中国应该放弃参加西方的运动会。例如，天津报纸《大公报》的一篇社评提议中国人与其去参加奥运会，不如在“土体育”上多下功夫。作者还说，西方体育运动不适合中国这样的穷国，中国人无法在世界比赛中胜出。这种失败主义社评的写法，真实映照出了中国人取胜的热望，也表明了中国人总体上有多认真对待奥运赛事。 

通过1932年奥运会，大部分关心体育的中国人，对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水平有了现实的认识，不再期待他们在奖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取而代之，他们把眼光放在外交收获上——表达他们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得到世界社会认可的机会。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期待与奥林匹克目标相吻合，顾拜旦说过：“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奋斗；其精髓不是获胜，而是奋力拼搏。”

第二、第三次参加奥运会

中国人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更大的热潮。 

政府对柏林奥运会的强烈兴趣，源于其企图积极地通过体育来参与国际事务，这次派出了一个更大的代表团，共有69名中国运动员参赛，政府支付代表团的全部费用。有趣的是，许多代表团成员来自香港，例如足球队的22名球员中就有17个是香港人。 

除了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代表团，中国还派出42人的研学团体，到柏林和其他欧洲城市研究学习欧洲的体育。这个团体由郝更生带领，包括9位政府官员、23位高等学府的代表、9位来自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学员和1位军事代表。他们的行程共40余天，游历了德国、瑞典、意大利、丹麦、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

中国代表团抵达柏林参加奥运会 

尽管这次中国运动员团队要大很多，而且以精彩的武术表演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们还是没有在柏林奥运会上赢到奖牌。许多中国人为在篮球赛中败给日本队而沮丧，中国媒体声称中国可以败给其他任何队伍，但不能败给侵略中国的日本。中国篮球队的表现，在中国国内受到了强烈批评。 

批评之外，也有反思。政府高官林森写道：

“我国参加本届世运会失败，不能归咎少数选手技术不良，是与全国民体育有关，此不仅在运动队中是荣辱得失问题，而且是中国整个民族在体力上表现之强弱问题，亦即为与民族存亡有关的问题。我们要复兴民族，固必要增加人口，但根本上还要先求人民健康增进，欲人民健康增进，唯有促进国民体育之发展。”

也有部分中国人辩称，奖牌不是唯一的目标。比如沈嗣良在奥运会结束后评论说：大会“中国的旗帜在各处飘扬，在大街上可以和其他国家的旗帜一起，很明显地看到。我们代表团的英姿，迈着整齐的步伐，和其他人一样受过良好的训练，并且参加比赛，这一切都是很好的宣传。至少其他人现在知道了，我们是被看重的一个国家。”他坚持认为：

“作为一个国家而赢得国际认同的成就，对于我们来说价值千金，远远超过我们在旅途中所花费［的金钱］……我相信［运动员们］所完成的，甚于数为大使在数年间所取得的成就。”

政府的官方报道也指出，中国参与奥运会的主要目标在于“鼓舞国民民族精神，增高国际地位”。通过参加1932年和1936年的奥运会，中国人希望向世界展示一张新的面孔，一个新的身份形象——还有对日本侵略的蔑视。

媒体报道中国在1936年奥运会的情况 

1948年，国内战事激烈，中国参加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 

在奖牌方面，中国代表团再次空手而回。当时的情况特别艰难：代表团资金短缺，无法像其他代表团一样住在奥运村，最后只得住到一所小学里，须自己烹煮食物。代表团的回程票也得靠团长王正廷个人张罗，好在最后幸运地借钱买到了。在这样的困境下，实现参赛已是最重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