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思潮，其灾难性后果迄今笼罩，如今酿造这些问题的大陆依旧，期待回答的空白依旧。余英时先生论证说明，仁人志士们的奋斗裹挟在并推动了激进主义主流思潮，故而走向了初衷的反面，我们前进着退回到五四起点
老高按：余英时先生去年8月以91岁高龄辞世，引起广泛的震惊和哀悼，各方人士纷纷撰文缅怀吊唁，一时文章众多，不及细阅，匆匆浏览之后存下来待日后反刍。最近陆续展读了秦晖、葛兆光等学者的文章，文中聚焦折射的余英时，有血有肉有骨。其中有一篇北明女士2018年提交给余英时的采访提问，虽然没有得到余英时的回答，但所提诸问，有些正为我辈苦思未得其解，与大家分享。余英时会怎么回答？我们又如何回答？
余英时先生曾在新泽西定居多年，逝世后安葬在普林斯顿公墓，紧挨其父母余协中、尤亚贤夫妇的合葬墓。我曾两次前往拜谒，第二次去是2021年10月下旬，墓碑仍未建好。（高伐林摄）
不再有回答的专访：中国激进思潮九问—祭余英时先生
北明，纵览中国
中国史学界泰斗余英时先生2021年8月1日在美国普林斯顿家中辞世，顿成中国汉语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唯一可慰者是余英时先生91高龄辞世，生前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最后还完成了个人回忆录。与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史学家罗素一样，他是生前完成自己研究课题并全部成果形诸于文字、公之于众，成为社会公器的极少数学者大家，可谓治学立言功德圆满。于汉语世界，将中国古代思想灵命之根置于七十年文化荒漠之中，是中国文明继绝存亡、民族复兴的鸿福。
不过作为前社科院学人和现职业记者，北明却有遗憾：2018年4月，我获余先生应允准备对他进行专访，我拟定了问题八、九个，按计划传真奉上。或许因为我的陈述太长、主旨不清，或许因为我继而战战兢兢不敢坚持，这些问题有去无回，没了下文。十数年来我因近水楼台，又蒙先生不弃，数次专访都顺利，这一次耽心他年迈体弱，犹豫中不敢催促，觉得总有机会，拿上问题，面聆教诲。余先生辞世，震惊之余发现，这些问题成了永远不会有回答的天问。
那次专访针对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思潮，其灾难性后果迄今笼罩中国，所拟问题大都与国运百年轮回有关。如今酿造这些问题的大陆依旧，期待回答的空白依旧。多年来大陆知识人的一个共识是，中国近代面临西方文明挑战期间，一直试图实现文明转型，却始终不能成功，从清末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历经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包括苏维埃领导的中共革命，甚至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为此奋斗，真可谓前赴后继，代代不息，结果总是归于失败，我们原地踏步，毫无进步。何以如此？令人费解。但是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清晰地论证了中国近代以来，现实其实一直在变，我们一直在进步、以斩断历史的方式向前迈进，而且越进越快。余英时先生“事”“理”并行的论述，有力地说明，并非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的奋斗不起作用，而是这些奋斗，由于裹挟在并推动了激进主义主流思潮，故而走向了初衷的反面，迎来了必然的恶果，我们前进着退回到起点：“以五四为起点，我们不妨说，经过70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然而其中原因和路径，却至今不为人所认知，有些人甚至将其恶果归因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我奉给余先生的那些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现在余先生已飘然而去，带走了答案。我将这些问题略加修整，公诸于世，以此祭奠中国一代史学大师的离去。
1，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何成为专制制度最有力的障碍？
余先生，我注意到近代思想史上“学衡”一脉保守主义者们如陈寅恪、吴宓，“尊孔奉儒”、“昌明国粹”、“无偏不党、不激不随”，不仅在民国时代坚持独立于当时的执政党，在49年之后，尤其是文革遭遇迫害时，也一如既往表现出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精神。相反，那时不少倡导新学的自由主义者们，如张其昀、贺麟、朱光潜、冯友兰，民国时代就介入“党争”，有的还成为民国时期国民党“最优秀的教授党员”，49年中国易帜之后，也是他们与当局合作，自觉接受改造，用陈寅恪的话是“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我在自己的观察和经验中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代的前辈中，面对邪恶和威胁坚贞不屈、知白守黑的人，大都是对社会和他人苦难心怀悲悯的人，也都有读圣贤书的经历。比如揭露中国穷人卖血感染艾滋病之中国“血祸”的高耀洁医生，她走遍中国十几个省份救助艾滋病人而遭受打压不屈服，在八十高龄被迫流亡美国，她前半生受民国时代的教育长大，《论语》至今背得滚瓜烂熟；还有河南已故的当年国军连长耿谆，抗战期间身上八处弹伤自杀未果，被俘到日本做劳工，组织逃亡失败，归国发起对日索赔艰难不已，但是他对日本看守行恕道，对后来日本地震灾难心怀悲悯，带病捐字画救灾，身临文革中他个人的苦难，则为了母亲的安危而隐忍不发。他为人谦卑有礼，君子之风……让人感慨不已。我注意到他不仅善书法，书架的书也有《史记》、《四书集注》、《四书五经》、《唐宋文举要》等一类古籍。
而观察我辈人的反抗奴役的运动，大多数一贯抗共态度坚定，言论明确彻底，其中一些甚至坚定彻底到不能见容同一阵营里的歧见。可是这类坚定的反共斗士一旦个人境遇改善，或得到当局一些好处，比方给个红地毯走走，或给个高帽子戴戴，则往往失去独立人格尊严，甚至开始歌功颂德，转变立场。
一个事实是，正是那些平时不激不随、不卑不亢，而拥有传统道德自觉意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往往在政治上能够守住底线，成为坚定彻底的专制极权的不合作者——用吴宓的话说是“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我辈本此信仰，故虽然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绝不从世俗为转移”。
我的另一项调查是，在前东欧诸国，不计成败得失，宠辱不惊的情形，往往发生在信仰者——基督徒——身上。
余先生，您能解释这种现象吗？
2，中国为何至今走不出激进主义旧窠？（为使问题本身清晰，本题括号中的文字是本文发表时增加的。）
您在论述政治变革应有相应的文化为前提时，曾以提问的方式指出过近代以来中国激进主义的悲剧：“何以近百年来我们这样重视政治的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政治竟是这样波折最多、进步最迟缓的一个环节呢？”。（您在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香港演讲中，逐一考察了近代史上一次比一次激烈，一层比一层深入的激进主义行为，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层面的革新，到康梁在政制层面的戊戌变法，在到谭嗣同进一步对中国伦理道德秩序的批判，接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直接从政治进入到文化层面了，康有为几乎被看成是一个保守的象征了。辛亥革命尚未对从传统文化彻底否定，针对中国宗教，孙中山还说过“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学是哲学之母”的话，可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变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了。您指出，“由此可见‘五四’比变法、革命时代的思想又激进多了。康有为还借用孔子、孟子大同，谭嗣同还讲‘仁’，革命派也强调‘国粹’。‘五四’的领袖则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要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
在关于中国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以及文化重建问题的论述中，您对中国思想的贫困和激进大趋势早有定论，您最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就下写了这些论述，而对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精神文明、人文价值的强调，您早在五十年代就有明确结论。我在阅读这些论述期间有一个鲜明的感受：这些论述如同是今天写的，完全对应今天中国思想界至少是民间民主思潮的情况。（从不多的资料中，我们看到，由于中国激进主义在文革时期的恶劣表现，台湾的知识人，早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对传统文化重新致敬，殷海光在生命的晚岁，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可是深受激进主义之害的中国，似乎看不到反省的迹象。无论宪政派改革派、还是基督教救国派、都把传统儒学与共产党文化相提并论，把中国历史和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段论，批为封建社会和腐朽文化。台湾自由主义都可以反省，中国深受其害），为何中国至今走不出激进主义窠臼呢？
3，您怎么看“文化”概念淡出中国思想界这个现象？
您的相关论述，从事（历史）和理（学理）两个方面指出文化的独立性格和对政治的奠基作用。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与传统，是那个国家民族政治制度的基础和土壤。但历史和现实如您所指出的：“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为激烈。他们之间尽管也有极大的分歧，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份“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经过五四以来一百多年的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如今大陆的状况是，“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或思想的范畴，似乎已经退出中国当代大多数民主人士和知识人的思维，当然也退出了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基本上成了一个边缘的存在，无足轻重，这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一般有政治觉悟的人们，甚至不会注意到文化的缺席，也不会意识到文化废墟的存在。中国古代（汉）关于治理国家，本来有“临政善治”和“退而更化”的论述，中国文化中也有深厚的民主、人权、仁政的资源，可是如今为要改造国家政治，似乎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依据的文化资源，只有要么个人愤然而起，暴虎凭河（一般写做“暴虎冯河”，冯读píng。——老高注）；要么群体忍耐，犬儒乡愿。反而是历来反对中国正统文化的中国当局，这些年会倡导（儒家）文化并把它作为自己向外扩张的软实力。您怎么看文化在思想界和中国文明进程中的缺失这种现象呢？
4，基督教能否肩负起中国文明重建的使命？
大陆有数量不多的知识人，确认基督教信仰对于中国文明转型的极端重要性。这些人大都是基督徒或牧师。跟康有为希望改孔子学说为国教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只有接受基督教为国教，才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为西方政治文明源自基督教教信仰。
这种见解与十八、九世纪到中国的一些传教士的见解基本一致，美国传教士明恩（Arthur Henderson Smith）论中国人的性格，针对张之洞关于铁路（奏折）甚至可以杜绝船员监守自盗的弊端，曾经指出，物质文明不能消除精神弊病，甚至选举投票箱的引进也不会使中国人成为讲民主的民族，他强调道德精神的重要性。这应该说是主张“退而结网”，而不再“临渊羡鱼”。
也有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如刘军宁、刘仲敬，两位是大陆保守主义的代表），强调保守主义第一要义就是其神学基础，认为正统的保守主义必然认可基督教；同时认为，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不是正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
近代以来在中国激进主义主流思潮中，中国思想界保守主义始终严重缺席，（原因正如您指出的，因为中国剧烈变动中始终没有可以保守的东西）但事实上，上述有基督教信仰的知识人，区别于五四时代的“学衡派”，构成了中国当代保守主义的一个新阵营，是中国看取西方文明的中坚力量，也是中国民间反对本土文化的中坚力量。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基督教能肩负起中国的文明重建的使命吗？
5，如何学习西方？怎样去除中国病因？
您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1984）一文中指出：“中、西方的病象尽有相似之处，而病因则有别。‘五四’人物是把内科病当外科病来诊断的，因此他们的治疗方式不出手术割治和器官移植的范围。”这真是一语中的，而且形象又生动，把不容易表述的问题比喻得特别清楚。我理解，向西方学习，应该是研究和看取他们的结构系统、思维方式及其内在逻辑，而不是搬来他们的外在模式套在中国身体上。中国的病因是什么？具体怎样避免外在的器官移植而能取西方所长、自我内在更新？（资料：目前中国基督徒约占人口的1.8％，这是2017年8月11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报告》估算出结果，这个报告中包括《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作者是胡应强牧师、华东神学院副教务长。）
6，您如何看待美国战后对日本的政治成功改造？
二战日本战败之后，麦克阿瑟在日本的行动（“建立一个新的日本”，“这个日本会给予日本人民自由、正义和某种安全”，证明西方政治文明能够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前提下，人为地建立起来。美军战后占领日本期间，在尊重天皇本人基础上，麦克阿瑟首先下达“公民自由权指令”释放政治犯，解散镇压机构，取消新闻检查制度，解除对宗教信仰的限制，接下来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帮助日本制定了“崭新的、开明的宪法”，这部宪法把君主专制变成了君主宪政，实现了国会立法、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规定不得拥有陆海空三军及其他战争潜能，规定了国民义务与权利，还给予了妇女选举和被选举权。这部宪法是美国总统制和英国议会制的结合体，日本的神道文化和武士道传统被这部宪法屏蔽了。这部宪法在日本民众中广为讨论并获得了通过。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个前提是：日本是二战战败国，麦克阿瑟将军是盟国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将军，亲自主持了投降协议，日本是在美军军事压力下，完成这一良性改造的。当然麦克阿瑟具体操作的手段非常文明仁慈，而且绝对尊重失败一方的国格和天皇陛下人格。
而中国在49年之后，被另一种强权改造成为极权专制国家。麦克阿瑟代表的战后美国文明强权，毛泽东斯大林代表的专制强权，在政治制度上，都把一些国家成功地改造了。
我最近又检阅了八国联军时期，联军组成的“天津临时政府”对天津的改造，这个临时政府把天津改造并建设成了一个初具规模文明城市，疏浚河道、修筑道路、建立医院及卫生设施、建立公共交通、照明、人口普查、司法制度、巡警制、行政区划分、税收大幅提高，他们自己则财务制度非常严格……还征用各国联军缴获和看守的清政府的粮食和盐赈济百姓。有细节显示他们同时尊重中国宗教庙宇风俗器物，也并未强迫民众信仰西方宗教。临时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后，民众返回故里，贸易恢复，而且临时政府收到很多民众信函，要求扩大管理区域，要求把土城之外他们所在的地区也纳入管理范围，说明管理是得人心的。这个临时政府总共几个部、局，最多不到20名核心管理成员，加上一个七人组成的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就把天津这么大一个城市改造了。两年以后这个政府把天津交给袁世凯的时候，天津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结构的现代城市，它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城市。
余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否说明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比方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政治可以独立于文化与传统之外？或者说明政治与文化可以在特殊时期，彼此不同步？
7，“中国例外”现实下的前景如何？
我发现世界上除了美国可以享受“例外论”，近代历史也已经证明“中国例外”。这个所谓“例外”，是悖逆世界潮流和反历史逻辑的意思。我本人关于中国现状的记忆和思考，大都与中国例外现象有关，举例如下：
1，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西方文明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却产生了一个钱权连手的权贵阶级，比吉拉斯（Milovan Djilas）指出的“新阶级”在政治上更加野蛮和狡猾；
2，八九年北京民主运动作为当时全球民主潮流中的第一张终结专制的多米诺骨牌，结果是后面的骨牌都倒了，第一张却站立到如今；
3，中国GDP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导致公认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为此把祖宗的家业（水、空气、河流、森林、矿藏、土地）挥霍殆尽，预支了子孙后代的未来；
4，“贫穷是共产主义的温床”曾是上个世纪的人类对共产主义的观察结论，可是富裕起来的中国却更加坚定地走向了专制；
5，这些年中国走出国门实行全球化，却并未如期接纳西方普世价值，反而日益特殊化并向世界输出中国价值；
6，一百多年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结果学到的基本都是西方糟粕：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
您陈述过，陈寅恪先生把中国近代政治变化现象总结为“百年政治退化论”，而近三十年来，共产主义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垮台，中共反而借助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赢得了红利，适应了新的环境，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就像在抗生素攻击下的病毒，一度昏死、却最终活过来了，生命力更强了，对抗生素免疫了。记得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曾经悲观地预言，专制极权由于权力强大而可能永久存在（大意，找不到出处了）。
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中国未来？上次电话里，您说“共产党必然垮台”，我周围很多朋友都持此一看法，这是出自一种公义必战胜邪恶的信念，还是出自东欧苏联的历史经验之谈，或是对中国现状的研究结论？
8，中国有可能在实行宪政之后恢复传统中的优势吗？
哈维尔（Vaclav Havel)）曾经预言，极权制度垮台后，本土文化会立即自然自动地恢复。我观察东欧包括俄国，都没有大规模地消灭本土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信仰，这使得专制垮台之后恢复本土文化成为可能。但是中国在49年之后把传统的民间社会，如您指出的：宗族、行会、私立学校、宗教组织、同乡会等，彻底消灭了，中国本土文化也一再受到批判和清理。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学说，传统中国的优秀价值已经沦为陌生的东西。现如今几乎只有西方汉学家才会以赞赏的口气提及“孔孟之道”，比如耶鲁大学的汉学家史景迁，面对中国乱像慨叹说：这可是孔孟之道的国家啊！最近（2018年4月25日）法国总统在美国国会演讲中强调政治家罗斯福的警告：自由的消亡最多只需要一代人，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社会秩序和价值载体，被边缘化以至于消失，已经一百多年、四代人了。我们只有在古籍中，海外学术研究著作中，民国时代的思想争论中，能够看见传统文化的影子。
当今中国现状，不仅政治黑暗、生态环境崩溃，而且历史断代、道德瓦解、文化荒芜、宗教变异（和尚结婚跳舞举国旗开宝马蒙骗钱财）……已经不是社会危机可以描述，而是极端浮华下的荒谬状态了，很多人认为只有尽早结束专制，才可能再言其他。但是这个“其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例如儒家文化，已经日益遥远以至于无了。一旦中国实现宪政民主，曾经的民间社会以及人文传统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复吗？
9，我们这一代的存在有什么意义？（痛苦的问题，请一定说几句）
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重要的特征在于抛弃本土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更可悲的是主张文明转型的主体自身的蜕变。您在论及中国近代激进主义完成从五四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最终又回到五四出发点始点，即个体本位时指出了这一点：“但以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而言，第二循环的激进较之第一循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由于‘五四’一代的传统批判者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对中国文化的长处还有亲身的体验。传统的道统规范和情操对他们的立身处世多少还有一些约束作用。今天新一代的批判者无论在知识上和生活上都已没有机构直接接触传统文化。”他们“对于中国人文传统大概只有一个抽象的观念，……至于连古籍都读不大通的人，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正因此，当代知识人尤其是献身民主事业的人们，在思想上更加彻底激进化了：“往往把极权体制看成中国文化的现代翻版，在这样的心态下，反现状和反中国文化竟合为一体了。”这样的描述，击中要害，伴随着很深的历史感，令人震动。我相应的经验是，不仅由于学养严重欠缺而文化上激进，我们这一代在人格风骨和道德自觉上，慢说与激进主义前辈谭嗣同康有为梁起超一代相比，即便与胡适之、陈独秀一代相比，也相去十万八千里了，更不要说与陈寅恪、吴宓一代保守主义大师相比了。
总体而言，我们这一代算不上知识人，因为没有受过正常的非党派化的教育；算不上革命者，因为没有拿起武器来推翻专制；算不上正常人，因为一出生就被奴役被洗脑；算不上“人”，因为我们没法子具备人之为人的那些特征，如拥有文化与传统、自由意志与信仰、知识与自由言论环境，我们没有“人”的生存环境。除了空有一点良知，我们真正是四顾苍茫，两手空空，一无凭藉。陈寅恪之后，您是最后一代学贯中西的学者，从您掌握的信息和完整的知识结构以及切身的体会看我们的命运，比我们自己看得清楚，您对我们这一代有什么告诫吗？谢谢您。
北明 2018年4月末拟定并奉给余英时先生
编辑于2021年8月10日余英时先生逝世第十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