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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增长与正增长:文明演进的动力从何而来
送交者:  2021年10月18日09:44:3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为什么人类经济在过去二三百年,驶出“零增长时代”隧道,进入“正增长时代”?《商贸与文明》的答案是,“商贸秩序”的拓展。在现代化之前,“暴力秩序”是人类文明的主导模式,往往造成零增长;而商贸秩序的崛起,才使得正增长成为可能


  老高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本世纪以来声誉鹊起,出版了难以胜数的好书,俨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顽强坚守、硕果仅存的重镇之一,功莫大焉!最近得知,该社又出版了张笑宇的“文明三部曲”的前两本:2021年3月出版了第一本《技术与文明》;半年后的9月,出版了第二本《商贸与文明》;他的第三本《产业与文明》想来也很快会呱呱坠地。
  张笑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文化纵横》杂志社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从上中学开始,就得知一个事实:工业革命前人类社会发展缓慢,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几个世纪,经济才快速增长,科技突飞猛进,人类的平均寿命和人口总数也随之上涨。为什么奇迹降临人类?既往的关于现代社会如何诞生的叙述,基本是以“政治发展史就是民主进步史”为解释框架的。
  致力于写作文明通史的张笑宇,则突破既往叙事体系,创造了“零增长秩序”和“正增长秩序”这一对范畴,以此透视世界几千年的文明史,指出王图霸业、千古英雄都不过是暴力游戏的反复。他从新的角度理解文明兴衰,解释人类为何步入“正增长时代”的系统。
  他的这两本书很快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商贸与文明》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和“罗辑思维”主讲人罗胖(罗振宇)分别作序。我是先看到刘瑜的序,她阐述了:我们为什么应该认同宪政体制?商贸是一个重要理由,她介绍《商贸与文明》的这个观点,引起我的兴趣,随后去了解这两本书,又发现罗胖的序,很短,也挺有道理。这里我就将两人的序转载于下。
  中共对媒体、出版界的钳制,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学者往往要与严酷的审查制度斗智斗勇。最近我读邓野的《蒋介石的战略布局 1939-1941》(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就得知一段内情:这本书原稿有60万字,写的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各自的战略布局和博弈互动。但是送审就是通不过,无法出版。作者不是邓小平的亲侄子吗?那又怎么样?这层关系帮不上忙。万不得已,作者只好删去有关“毛泽东的战略布局”这一部分内容,留待将来风向有变,审查口径松动了,再作为姊妹篇争取出版。全书就删去了三分之一,只留下蒋介石在1939年到1941年这一阶段战略布局的内容,40万字,这才顺利出版了。
  虽然删去了这么重要的三分之一,但毕竟让我们读到了非常重要的三分之二。我在最近一期《读书之乐》节目中讲述了对这部书的读后感,将于明天(17日)晚上十点上线。(顺便说一句,我的《读书之乐》都是星期天晚上十点上线,这是第七期了。上个周末的第六期,介绍刘家驹的遗著《光荣的背后》,拜电影《长津湖》之赐,到今天有了3.1万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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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历史的隧道

  刘瑜,出处:微信公众号:单读;《商贸与文明》(张笑宇著)序一


  《商贸与文明》是张笑宇的“文明三部曲”写作计划中的第二本,上一本是《技术与文明》,下一本是《产业与文明》,这几本书加起来,可以说构成一部解读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通史。作为一个“85后”,张笑宇居然有写一部“文明通史”的雄心,真是令人惊愕。更令人惊愕的是,他真的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写出来了。以碎片化的方式去分析某些历史事件并不难,难的是把无数历史事件和人物给整合起来,把“历史故事”整合成“理论故事”。看完《商贸与文明》,我认为张笑宇做到了。事实上,他不但讲出了一个理论故事,而且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有原创性和说服力。
  这个“理论故事”是什么?优雅的理论往往具有简洁之美,《商贸与文明》的框架也并不复杂。此书从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基本事实开始讨论:为什么人类经济在过去二三百年,从“零增长时代”进入了“正增长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大体而言,人类经济是“零增长”的。即使有增长,这种增长也往往被它自身的果实——人口增长——稀释,落入所谓马尔萨斯陷阱。书中提到,以中国而言,从北宋到明代,人均GDP只在水平线上波动,而到1840年,甚至降至公元980年的70%。但是,过去二三百年,人类突然走出了历史的隧道,进入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辽阔地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短短一个多世纪,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从31岁跃至72岁,人口从17亿跃至78亿,吞噬人类文明数千年的马尔萨斯陷阱居然消失了。这就是现代化以来的“正增长时代”。
  何以如此?《商贸与文明》的答案是,“商贸秩序”的拓展。在现代化之前,“暴力秩序”是人类文明的主导模式,而“零增长”正是暴力秩序的后果。换言之,暴力秩序的主导地位往往造成零增长,而商贸秩序的崛起使得正增长成为可能。如果说本书有一个“中心思想”,大致就是如此。

  一

  为什么“商贸秩序”的拓展带来正增长?这个道理自然没有人比亚当·斯密等古典自由主义者说得更加清楚。第一,分工带来效率;第二,规模带来需求。商贸活动把人类极其有限的社区拓展成一个无边无际的网络,并通过这张网络激活人类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在一个规模有限的社区里,没有人会为只有三五个人需要的药物进行投资,但是在一个规模巨大的网络里,三五十万人的需求则可能刺激投资冒险。在一个没有分工的世界里,一个人要制造一支铅笔都是一项极难完成的任务,但是在一个分工细密的世界里,500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可以在一天之内造出数万支铅笔。
  最精妙的是,这种从有限社区到无限世界的连接,大体是“自发拓展的秩序”,它并不要求这张网络上的人们彼此相亲相爱、同文同种,不要求他们无私奉献,追求天下大同,也不需要皇上去强行划分五花八门的“匠籍”,它只要求人类有点“贪婪”——愿意为自身的利益而劳作奔波,或者有点“懒惰”——更愿意使用冲水马桶而不是茅坑,更愿意乘车或飞机而不是走路去远行。它对人的要求如此之低,以至于它注定成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自均衡”。在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粟特人已经在中亚地区的商路上川流不息;在明朝皇帝早就停止资助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荷兰人仍然在东南亚海面上往来不止;在官府可能都找不到几个翻译的时候,商人郑芝龙已经学会了六种语言,熟悉中日西三种文化背景;当哥伦布拿着西班牙女王的特许状去征服星辰大海时,注意,是哥伦布恳请女王资助他的航行,而不是相反。国王往往是铸造铜墙铁壁的隔绝者,商人则是在铜墙铁壁的缝隙里穿针引线的连接者。
  在不断扩大的需求和不断提高的效率面前,商贸活动的神奇“炼金术”出现了。之所以称其为“炼金术”,是因为这几乎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过程,大批前现代的人类从来没有听说过甚至从未梦到过的“新奇事物”出现了:铅笔、电灯、火车、好莱坞电影、银行、股票、苹果手机、波音飞机……正是这些“无中生有”涌现出来的事物,构成我们所看到的“正增长”。
  暴力秩序导致零增长,因为暴力秩序往往意味着零和游戏。道理很简单,暴力集团自身并不从事生产:皇粮交得多了,农民手里留的余粮自然就少了;老百姓服徭役的时间长了,在自家农田里干活的时间当然就短了;国家垄断盐铁了,商人就只能眼巴巴看着官府发财。商贸集团刺激生产,“把饼做大”,暴力集团往往只是重组资源、“重新切饼”而已。甚至,在很多历史时刻,暴力秩序在“把饼做小”方面能力非凡——当皇粮越交越多,徭役越服越多,垄断覆盖面越来越大,以至于民众发现辛苦劳作一年却一无所获,他们干脆停止生产。商贸集团激励“无中生有”,而暴力集团则可能“化有为无”。

  二

  既然商贸秩序是“自发扩展的秩序”,合乎人性的贪婪与懒惰,何以暴力秩序主导人类文明几千年,而直到最近几个世纪,商贸秩序才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最简单的解释,当然是暴力秩序对商贸秩序的压制。郑成功父子苦心经营其海上商贸帝国数十年,一度富可敌国,但是敌不过康熙一纸“寸板不许下水”的“迁界令”。宋代曾经产生清明上河图中的如梦繁华,但是曾经的“资本主义萌芽”凋零于忽必烈的铁蹄。威尼斯曾是地中海的商业中心,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帝国的崛起,其商贸传奇逐渐让位于暴力秩序。
  因此,阅读文明史,我们发现,商贸秩序的建立不是“自发扩展”那么简单。通过交易相互获利是人的天性,通过暴力垄断权力同样是人的天性,而后一种天性常常战胜前一种天性。“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商人遇到兵,有钱也说不清。在暴力集团和商贸集团,或者说,在暴力集团和其他任何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的“不对称性”:枪可以打死人,其他任何社会资源都砸不死人。这种不对称性,或许正是为什么商贸秩序需要几千年的努力才形成对暴力秩序的突围。
  突围何以可能?
  历史上,商贸集团的无奈选择往往是:收买暴力集团、依附暴力集团或干脆构建自己的暴力机器。开篇不久,书中就谈到中世纪欧洲很多城市向王权“购买”自治权的故事。依附也是一个选择,威尼斯名义上称臣于东罗马帝国,郑芝龙接受了大明王朝的招安。有些则干脆构建自己的暴力机器:威尼斯建立了自己强大的军队,以至于可以攻占君士坦丁堡;汉萨同盟与条顿骑士团“长期合作共赢”;东印度公司当然建立了自己的私家武装。于是,商贸集团获得星星点点的正增长机会,在漫长的零增长隧道掀起一丝丝的微风。
  但是,对暴力集团的这种收买或依附谈何容易?一个城市想买“自治权”,问题是王权愿意卖“自治权”吗?正如张笑宇所言,对于被清军屠城的扬州人来说,中世纪欧洲城市的“重金购买自治”何其奢侈?何况在烽烟四起的年代,各方暴力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依附谁、收买谁?押错了宝可能带来灭顶之灾。郑芝龙父子才投靠了大明王朝,不久皇上就换成了爱新觉罗。汉萨同盟刚刚搞定了丹麦王国,这边大英帝国又开始崛起。至于建立自己的武装,国家才是“专业”建构暴力机器的,商人集团何以在“非专业领域”形成竞争力?
  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商贸秩序往往如飞火流萤,不成气候,只能在暴力秩序薄弱的历史环境中存活,一旦暴力秩序强化,商贸秩序大多灰飞烟灭。迦太基的商业文明曾璀璨一时,但在罗马兵团的碾压下成为昨日传奇;粟特人曾经在中亚地区如鱼得水,但面对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势力一落千丈;威尼斯共和城市的崛起,得益于欧洲中世纪强大帝国的缺失,但是随着周边帝国的壮大,它亦开始黯然失色。换言之,在历史上多数时期,暴力集团和商贸集团此消彼长,侏罗纪公园里,弱小的哺乳动物只能在恐龙不出没的地带悄然演化。
  或许,商贸秩序近代以来的最终突围,不是因为它们对暴力集团投降的诚意,而要归功于它制造“正增长”的能力。16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加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杀伤力越来越强,时间也越来越长,胜负也越来越取决于各国的“综合实力”,而不仅仅是国王们临时招兵买马的能力。这种情势的变化加大了暴力集团对商贸集团的依赖性——国王们越来越需要商贸集团的金融创新能力、军事技术创新能力、后勤供给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等来打赢“全面战争”。国王们发现,在新时代,不再仅仅是商贸集团需要收买、依附暴力机器,暴力机器也需要收买、依附商贸集团才能维系自身长久的生命力。
  于是,尊重产权、尊重法治和构建政府信用反而成为强权的可持续生存策略,而那些杀鸡取卵式的君主或许因手持利剑而得逞一时,却因为吓跑了商贸集团,最终切断了正增长的水源。商贸集团或许手无寸铁,但它们最终因其“无中生有”的能力而以柔克刚。这也是张笑宇论述中最意味深长的部分。如果说“交易带来增长”是老生常谈,强调“商贸集团”和“暴力集团”的相互依附与合作,以此来解释各国文明发展的涨落,则是此书带给我们的独特洞见。

  三

  问题在于,这种合作是不稳定的。不但暴力集团随时可能掀翻棋盘,商贸集团也可能挟持暴力集团,使其成为“阶级利益的工具”。如何将合作稳定化?用书中的语言来说,如何将“低级承诺”转化为“高级承诺”?或者,用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的话来说,如何将“不可信的承诺”变成“可信的承诺”?没有可信的承诺,就不会有稳定的预期,没有稳定的预期,就不会有长期的投入与增长。
  在这里,分权宪制作为制度出场了。至少,在制度主义者看来,制度的意义在于以权力制衡替代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谈判,让承诺变得可信。科斯说,企业的存在是为了降低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套用他的语言,强大议会的存在则是为了降低政治家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谈判成本。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商贸秩序往往与分权制衡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罗马的繁荣与其共和体制的发展亦步亦趋,哪怕后来走向帝国,也仍然保留了很多地方的自治。威尼斯的商业繁荣之下,是其独特的“行会民主制”。汉萨同盟的宪章中,规定所有加盟城市必须由任期有限的市议会来治理。哪怕是中国,以商业繁荣而著称的宋代也恰恰最合乎中国士人“君臣共治”的理想。相比之下,在那些盛产威风凛凛的“大帝”的时代,伟人的英姿下往往是工商业的凋零。
  光荣革命则是一个世界史意义上的分水岭。由于每个国王的能力与性格不同、每个年代的问题不同,到17世纪初,英国贵族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就一次次新的危机和国王不断“重新谈判”,因为国王可以随时征税,可以停开议会,可以任意宣战。怎么办?内战、共和、复辟……一番大家熟悉的故事之后,英国终于走到了光荣革命。张笑宇在书中写道,光荣革命的直接动力是宗教冲突,而不是启蒙理念。的确如此;但是,一旦狂热的清教徒们成功地将国王“关进笼子里”,感到安全的就不仅仅是清教徒们,也包括商贸集团在内的其他社会团体。甚至,分赃式的制度安排也会逐渐内化为一套观念体系,所谓启蒙,也可以是“先结婚,后恋爱”这个顺序。
  之所以说光荣革命是一个世界史意义上的分水岭,是因为与威尼斯共和国、汉萨同盟之类孤岛式制度实验不同,这次英国的制度突破具有全球扩散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成了其制度传播的军事支撑,更因为诞生于光荣革命之后的工业革命以其神奇的“炼金术”俘获了全球市场——毕竟,相比马车,火车跑得更快;相比蜡烛,电灯几乎像是一个魔术。更重要的是,“物质文明”从来不仅仅是物质文明,它也传播知识与温情。火车不仅仅是提高运送商品的效率,也缩短亲人之间千山万水的距离;电灯不仅仅照亮工厂,也照亮少年的书桌和医院的急诊室。现代文明无与伦比的魅惑力,才是真正无坚不摧的“坚船利炮”。
  美国则是英国传奇的“二传手”。某种意义上,美国革命也是一场将“低级承诺”改造成“高级承诺”的政治变革。从五月花号停靠北美到18世纪60年代,北美殖民地自治了100多年,七年战争却打破了这种“岁月静好”,任意征税、任意关闭地方议会、任意侵犯产权的情况频繁出现。是分散地、一次次地和英国中央政府“重新谈判”,还是通过革命构建一个全新的制度,以保障分权制衡的稳定性?北美民众选择了后者。此后,众所周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诞生以及美国作为一个“新罗马”的崛起。再一次,我们看到,宪制革命和商贸繁荣如影随形。
  某种程度上,之后的全球史是英美革命的省略号。英国“分权宪制+工业革命”的余波,如同一场海啸,绵绵不绝地从大西洋的一角向全球席卷而去,从俄罗斯到中华帝国,从奥斯曼到日本,从印度到非洲,无不被这场海啸吞噬。固然,帝国的征服逻辑,资本的同化逻辑,以及各个文明内部的文化与政治抵抗,使得这场海啸在无数地方造成惊人的破坏,非洲的奴隶贸易,中国的鸦片战争,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但是,很大程度上,它也是过去二三百年正增长时代的最初动力。

  四

  显然,此书的目的并非神化商贸力量。事实上,商贸集团和其他社会力量一样,也会因为不受约束而腐化——无论是热那亚商人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的操控,或是东印度公司的殖民主义,或是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对奴隶制的维护,直至今天超级大公司对全球化红利不成比例的攫取,都显示不受约束的社会权力,正如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同样也会成为文明演进的障碍。正如书中所言,商贸秩序的建立并非来源于商贸集团的独大,而恰恰来源于商贸集团、暴力集团和社会力量的平衡。暴力集团的优势是建立秩序,而秩序是一切可信承诺的前提;商贸集团的优势是激发创造力,有了创造力,人类才可能“无中生有”;社会力量的优势则是扶弱济贫,让正增长的光芒不断延伸及至普照众生。
  其实,哪有什么“无中生有”的“炼金术”?“有”来自无数智者的创造力、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辛勤劳作以及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但是,要把这一切组合起来,又需要各种力量被激活的同时相互节制。人类跋山涉水几千年,终于摸索到这个脆弱的平衡,但是今天,权力的蛮横、国家间的角逐、仇商的民粹主义、各国不断升温的民族主义、不平等的扩大等等都可能重新打破这个平衡。当然,我们永远可以寄望的,是人的“贪婪”与“懒惰”,以及这种“贪婪”和“懒惰”所激发的生产力与创造力。想一想,人类居然可以因为贪婪和懒惰而相互连接,并因为这种连接而产生创造力,维系和平,传播知识与温情,这是何等的神奇。
  我们现代人有幸被推出历史漫长的隧道,又怎敢虚掷这种神奇?


  一本社科好书应该是什么样子?

  罗振宇,《商贸与文明》(张笑宇著)序二

  此文标题是我代拟的,我在网上没有查到标题。——老高注

  在这本书的第383—385页,你会看到一张列有长达17条要点的清单。
  那是张笑宇躬耕40万字之后,栽培出的果实。阅读这本书,其实就是旁观这枚果实的渐次长大,参与这枚果实的养成游戏。
  在此,我也试着写下一张列有17条要点的清单。它想回答的是:在我这个读书人眼中,一本社科好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它应该拥有一个“超级问题”的内核。所谓超级问题,就是那种永远被追问,永远也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本书问的“现代社会从何而来?”即是其中极有魅力的一个。
  2. 一个被回答过无数遍的“超级问题”,为什么会在这本书中被再次唤醒?不仅是作者想回答它,而且是因为它应该被重新回答了。即所谓“机缘已到”。正如中国崛起和新冠疫情这两个“超级事实”激活了本书的那个“超级问题”。
  3. 一个“超级问题”被推进的标志,是它不再被看作一个孤立的继发问题,而是一个绵延的原生问题。读者有机会恍然大悟:看似陡然降临的现象,其实不过是某个恒常问题的变形。正如在这本书中,现代社会的基因,被追溯到了腓尼基人甚至更早。
  4. 越是超级问题,就越应该有一个超级简单的观察视角。正如在本书中,仅“正增长秩序”这一概念就带来了惊人的解释力。
  5. 一个有价值的观察视角,应该为人类语言贡献一个新的词汇。正如看完本书,“正增长秩序”这个词你就不会忘了。
  6. 通过这个视角,我们能够窥见一个崭新的动力模型。比如本书中商贸秩序和暴力秩序之间的持续互动。
  7. 这个模型,可以在各种历史条件下被反复检验。好书不怕故事多。
  8. “超级问题”是书的一颗种子。作者陪着我们凝视它,眼看它生根发芽,眼看它抽枝散叶,眼看它挂果圆熟。
  9. 不强行解释。承认例外,呈现例外。
  10. 确认一系列值得珍视的价值。跟在它们身后,既描述其伸展,也描述其蜷曲,既看到其暗淡,也看到其光芒。比如本书中的“信任关系”和“知识炼金术”。
  11. 所有的判断,既有事实基础,也有感性依据。作者有义务带领我们回到他的“顿悟现场”。2018年9月,张笑宇和他的新婚妻子在法国小城科尔马感受到“电光火石”的那个瞬间,即是一例。
  12. 领着读者奔行一段,就稍事休息。指给他们看:这一路,我们收获了什么,然后再起身出发。一本好书总是充满了对读者认知能力的同理心。
  13. 偶有闲笔。
  14. 书中可以有坏事,但是没有坏人。在每一桩恶行背后,都能看到当事者的“不得已”。
  15. 面对这本书的时候,外行,能生出凛然的敬意;同行,能感到意外的诗性。
  16. 读者掩卷之时,心知作者又将启程。
  17. 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尽可以把它抛置在在书房的一角,但是缘分未尽。作者早就在书中埋伏下了一个词、一句话、一张清单。只要你想,这些词句和清单就会照亮你回去的路。
  以上17条,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逐一验证。谨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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