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想象革命？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有远大的理想，有改天换地的精神，有消灭一切毒蛇猛兽、铲除一切人间害人虫的决心和气魄。革命是我们的生命。

    但是，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和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怎样才能想象革命呢？怎样的革命才是现实的、可预期的，如毛主席所说，“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的、“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这是个问题。一方面，在2012年以后一度蓬勃发展的左派青年小组在2018年受了大的挫折，他们的“革命路线”也随之破产了，这些小组的领袖大多数也已经“淡出”了。还有一些同志并没有放弃理想，但是也难免陷入相当的彷徨和迷茫，除了“坚持”以外，暂时还不能够清楚地看到坚持的前途在哪里。

    另一方面，新一代的青少年进步小组正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这些新的小组，朝气蓬勃、斗志昂扬，但是并没有经受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考验，还不了解斗争的残酷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为什么在经历了一次大的风浪之后，有些人被淘汰了，有些人却能够迎难而上，在大风大浪中脱颖而出，迎接下一场战斗？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对于未来的胜利有没有信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人是有思想、有预见能力的动物。人的行为是受自己对未来的预见指导的。无论是干革命还是谋生活，我们的将来有没有“盼头”是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的一个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中国的革命事业有没有“盼头”呢？为此，有必要先讨论一些实际问题。

二十世纪的革命经验

         革命是改天换地的事业。但是，中国的“天”怎么改、“地”怎么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前人的经验。

    二十世纪世界各国的革命（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反革命）大概有这么几种情况：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以及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

    了解红色中国网的同志知道，2018年的夏天，在红色中国网与部分左派青年同志之间爆发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帝国主义国家”的争论。在那场争论中，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按照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正确理解，如果中国果然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从而可以通过剥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区而攫取大量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不仅不能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且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将有能力收买工人贵族、培植改良主义，建立起资本主义范围内的阶级妥协（见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6083；远航一号，“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6136）。

    反对我们的同志不承认我们的观点，并且指出，沙皇俄国也是帝国主义国家，并且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这里且不论俄国革命的胜利是由当时沙俄的帝国主义性质决定的还是由其半外围的性质决定的，仅就俄国革命的形式来说，俄国革命是通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彼得格勒以及莫斯科的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大战严重地削弱了沙皇俄国；更主要的，是因为在战争中沙皇俄国不得不进行全面动员，从而造成了工人和劳动农民掌握武装的情况。这两种条件在今天的中国都不具备。

    如远航一号在以前论证过的，由于世界各国劳动群众政治觉悟的增长以及现代战争形式的变化，在中国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会再发生以消灭敌对国全部战争潜力为目标的全面战争，资产阶级也不再敢实行“全民皆兵”式的动员（见远航一号，“中国资产阶级会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吗？”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8110）。由于这些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不会出现主要大城市的工人掌握大量武装而资产阶级军队濒于土崩瓦解的状况。事实上，在1917年以后，除了在一些国家曾经发生过由激进军官集团发动的军事政变以外，在世界各国就再没有发生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情形。

    那么，未来的中国革命能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呢？也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在上一次革命的时候，中国社会是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剥削劳动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联系的其他国内反动派。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工业国，未来革命的主力军是城市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与对象与上一次革命相比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决定了新的革命不可能照搬旧的革命策略。

    目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些外围国家，在资产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仍然有按照农村包围城市的指导思想坚持革命斗争的力量。很多青年同志对于印共（毛）的斗争抱有很大的期待。这种期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目前，印共（毛）的军事斗争进入了困难阶段，其根据地和游击区与十多年前相比都大大缩小了。印共（毛）掌握的武装力量目前不到一万人。相比之下，印度资产阶级的正规军和各种准军事部队有大约200万人，还不算各种地方“民兵”和地主武装。从社会基础来说，印共（毛）主要依靠的是山区少数民族，在印度大多数劳动群众中的影响力有限。印度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主要受国大党、印共（马）和印共的影响。前者是印度历史悠久的资产阶级政党，后两者是老牌修正主义党。

    自1989年以来，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诸多外围、半外围国家政权更迭的一种主要形式。所谓“颜色革命”，在形式上是通过持续的、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和示威活动对通常是采取独裁、专制政体的统治者施加压力，直至对方被迫放弃政权，实现政权更迭。这种“颜色革命”，通常在表面上是由一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活跃分子领导，但往往得到资产阶级某一派的默许或支持，在许多情况下还有若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介入。工人阶级在历次“颜色革命”中往往处于政治上不自觉的状态。

    如果对历次“颜色革命”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凡属于“成功”的“颜色革命”，其最后“成功”都不是由于单纯的街头抗议乃至“国际制裁”的压力，而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特别是在斗争的最后关头资产阶级军队选择“中立”或公开支持反对派。因此，即使是所谓“成功”的颜色革命，最后的结局也是资产阶级的一派代替另一派，不仅工人阶级白白牺牲，连小资产阶级也得不到实质性的好处。不仅如此，一旦形势稳定下来并且资产阶级感到政治上有必要，昨天还“支持民主”的军方，今天就可以反过来镇压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埃及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缅甸的情形也类似。

    2019年，香港群众（主要是香港小资产阶级）企图在香港复制“颜色革命”的模式，但是在香港根本不具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部分倒戈的条件。除此以外，香港工人阶级没有发动起来（不是说香港工人应该被“发动”，香港工人拒绝被“发动”符合他们的实际物质利益），香港小资产阶级又采取了歧视、排斥内地劳动群众的错误立场，加之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意淌香港这滩浑水，香港群众运动必然要陷入失败。

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这样说来，二十世纪革命（与反革命）的几条主要经验 —— 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持久人民战争、“颜色革命”—— 在今天的中国都行不通。

    那么，前方的道路在哪里呢？我们说，作为革命者，应当要想象革命，不仅应当想象革命，而且还必须敢于想象革命、善于想象革命。

    要做到善于想象革命，就不能拘泥于前人、外国人的经验，就要敢于、善于探索前人和外国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就要敢于和善于摸索出属于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新路。

    要做到这点，就要努力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相比有哪些特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这样，才能找到未来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未来中国革命的优点 —— 以往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失败了，或者他们的经验不再适用了，凭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就有可能胜利？

    了解红色中国网的同志知道，若干年来，我们一直主张，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从“中帝论”（主张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论点）出发不可能寻找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如上，现在不存在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条件），而从中国是一个半外围国家的认识出发，却有可能寻找到这样一条道路。

    什么叫“半外围”呢？首先，不要把“半外围”与“半殖民地”混淆起来。“半外围”是相对于“外围”说的。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这表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已经几乎不存在前资本主义残余，表现在中国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主要的工业国，表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很大的增长，已经不存在前资本主义形态的剥削阶级。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并不掌握大量的尖端技术（能够带来超额垄断利润的技术），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掌握（极个别领域除外）。这一方面是因为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的阻挠，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导致一旦中国资本家掌握某项技术，哪项技术在世界市场上就会丧失其垄断特性，而逐步沦为一般的竞争性技术，从而无法给中国资本家带来超额垄断利润。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况：大约在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开始放慢，与世界技术前沿接近的速度也在放慢。为了维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而过度投资又反过来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已经有很多论述，在未来的几个月还会提供更多的统计证据。本来，在2007年以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是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但是近年来已经下降到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并且这个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

    如果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能制止，会给中国资本主义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一种可能是，利润率下降到一定水平以下，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而外资撤逃，中国的资本家也纷纷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发生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崩溃。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就会发生急剧变化。但是，毕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还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未来的经济危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爆发，经济危机会不会转化为政治危机，都有待于未来的实际发展来验证。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随着利润率的下降，中国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那样，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率会逐步放慢，但并不崩溃。我们主要来讨论这第二种假想情形。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地位，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无法在世界技术前沿与主要核心国家展开竞争（或者这种竞争会导致参与竞争的资本家利润率一起下降，将垄断行业变为竞争性行业）。另外，中国也不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无法通过高价值自然资源出口取得某些阶段性的超额利润（如中东石油出口国）。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中国资本主义只能依靠残酷剥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这不仅表现在比较低的工资水平，更多地是表现在超长的劳动时间（平均每个工人的年劳动时间在2300小时以上，比一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年劳动时间多出三分之一到一半）和非人的劳动强度（从而过劳死、工人绝望自杀频频发生）。但是，为了维持这样的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必须剥夺工人的各项民主权利，剥夺工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的权利，并用专制手段对工人的反抗进行镇压。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作为中国特色的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所以，对于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的需要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永远不可能与中国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就社会福利、政治民主等问题达成稳定的妥协。

    但是，现在这种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的物质基础出现了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见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48370），为了维持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体制所必需的青壮农民工劳动力正在迅速萎缩。2016年时，在2.82亿农民工中，尚有约9000万年龄在30岁以下；到了2019年，在2.91亿农民工中，只有7300万年龄在30岁以下。在短短三年时间中，30岁以下农民工的总数减少了1700万，平均每年减少约570万。2020年，农民工总数减少到2.86亿，其中30岁以下的减少到约6500万，比上一年减少了800万。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情形特殊。即使不考虑2020年，以2019年为起点，如果30岁以下农民工平均每年减少570万，那么到2032年，中国30岁以下的农民工将完全消失！

    我们知道，无论是制造业的血汗工厂还是现在新兴的为网络平台服务的外卖员和快递员，对工人身体健康的消耗都极大，只有30岁以下的青年工人才勉强可以承受并连续工作数年。一旦30岁以下青年农民工完全消失，中国资本主义几个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就将陷入没有足够的工人供其残酷剥削的窘境。

    当然，上面的数字计算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线性外推。现实经济的发展更加复杂，到2030年以后，中国的青年农民工应该也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到那时，中国的青年农民工规模将比现在极大地缩小，能够适应中国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模式的劳动力也将严重短缺。

    这将带来几个方面的后果。首先，随着青年劳动力的短缺，以及上述的利润率的下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在2030年以后可能会快速放慢，直至陷入完全的停滞，其情形可能会与现在的欧美国家类似。另一方面，青年劳动力的短缺会大大地提高这一部分劳动力的斗争能力，迫使不同行业的资本家用更高的工资来争夺有限的青年劳动力，而工人斗争能力的增强又会反过来加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危机。

    有的同志可能会提出，资本家会不会用机器换人、自动化等办法来应对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呢？这个问题以后可以再详细探讨。这里仅仅指出，机器换人仅适合于一些特定的劳动过程，其技术可能性被资产阶级媒体极大地夸大了，而且自动化需要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会进一步加重利润率下降的危机。

    如果中国经济陷入完全停滞，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的欧美各国，虽然尚未发生革命，但是已经普遍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旧秩序正处于慢性瓦解的过程中。

    就中国来说，经济停滞对于资本主义秩序的打击将更加沉重。这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始终依赖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模式。以往，广大劳动群众勉强还可以忍受这种剥削模式，是因为劳动者平均的实际工资在过去一直快速增长，使得广大劳动群众多少有一些“盼头”，农民工还可以盼着有朝一日成为城里人（或者最低限度回家盖几间房），城市工人的后代还可以盼着“消费升级”，工农子女还可以盼着自己比父母一辈过得更好，小资还可以盼着过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甚至实现“阶级跃升”，从而各自有相对充足的心理理由来抵消生理上被压到极限的负担。然而，一旦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大放慢并陷入完全的停滞，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增长也必然放慢并停滞，甚至下降，那样，广大劳动群众承受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心理依托将完全丧失。这种心理依托一旦丧失，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剥削模式便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面崩溃。这种崩溃，可能表现为大量的、频繁的、无法全面镇压的自发罢工，还可能表现为普遍的怠工和破坏行为，并且像新冠病毒一样，迅速地在工人中传播开来，竞相效仿。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法不责众”，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将全面瓦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将在恶性循环中迅速瘫痪。

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 反抗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总罢工”

    如上所述，未来的中国革命不会走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也不会走“颜色革命”的道路。但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过一种工人阶级“总罢工”的设想。

    这种“总罢工”的设想，就是说，当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斗争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可以发动全国范围的、各行各业的总罢工，通过使得资本主义经济陷入瘫痪的办法，迫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投降。根据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罗莎&＃8729;卢森堡曾经指出，这种“总罢工”未必是由一个统一的机关领导、在全国工人中同时发动，而是可以采取遍布全国的大量自发罢工此起彼伏的形式。

    未来中国工人革命的道路，可能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没有统一领导的全国范围“总罢工”的形式 —— 反抗超长劳动时间、极高劳动强度的“总罢工”。

    那么，这种自发的但是全国范围的“总罢工”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我们反对庸俗的“灌输论”（那种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掌握真理并有资格向工人阶级单方面“灌输”的思想）。但是，我们从来不否认，纯粹自发的、非政治性的工人斗争不可能自动地带来社会主义。但是，全国范围的、普遍的、自发的工人斗争虽然不可能自动地带来社会主义，却可以带来社会主义生长所需要的丰沃的土壤。正是在这种全国普遍的工人斗争中，才会产生出一大批经过实际斗争锻炼的工人阶级优秀分子。这些工人阶级优秀分子又可以与小资产阶级出身但已经初步站到了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革命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建立起新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的、普遍的工人斗争中陷入瘫痪，资产阶级将陷入动摇和混乱。当资本主义经济陷入瘫痪时，国内外垄断资本还可以勉强维持，但大批中小资本家将陷入全面破产。中小资本家虽然其经济力量有限，但人数相对较多，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主要社会基础。随着大批中小资本家破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将陷入严重的分裂和内讧。

    这时，会有一部分资本家集团，为了挽救本集团的短期和眼前利益，不惜牺牲整个资产阶级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资产阶级国家也会丧失维持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能力。在广大劳动群众斗争的压力以及资产阶级内部某些集团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资产阶级国家将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用牺牲本阶级长远利益的办法，来换取短期的生存和稳定。比如，满足广大劳动群众限制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某些要求；比如，允许若干行业的工人按照民主原则组织工会；比如，允许区、乡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实行自由选举。

    然而，这样的让步，一旦开始，就将一发不可收拾。随着大量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脱颖而出，随着事实上或者公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随着资产阶级地方统治的瘫痪和瓦解，将首先在一部分地方出现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只要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能将所有的无产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团结起来，消除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消极影响，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城乡半无产阶级和进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同盟军的社会主义人民大同盟，分化、瓦解资产阶级，孤立并打击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从而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