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荣耀

（序篇）

谁在对病毒进行功能增益改造？中国科学家还是美国科学家？

谁设计、制造了新冠病毒，中国科学家还是美国科学家？

谁才是系统性掩盖新冠病毒来源真相的最大黑手？

我们需要真相。

明辨真相，最需要的不是高深的专业知识，而是基本常识、基本逻辑，或许还包括对真相的渴望，对谎言、欺骗、愚弄的深恶痛绝。

功能增益研究，奥巴马禁令，禁令撤销，疫情出现

功能增益研究，也称为功能获得性研究（Gain-of-Function，缩写为G-o-F）或增加功能研究，是指通过基因编辑、基因改造手段，人为增强病毒（及其它病原体）的致病能力或传播能力。

鉴于“功能增益研究”存在巨大的潜在危险，鉴于美国及世界各国多次发生实验室泄漏事故的一再警示，2014年10月17日，奥巴马政府颁布了一项“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暂停了对流感、SARS、MERS相关的功能增益研究的政府资金支持，并要求对功能增益研究进行广泛、健全、客观、严格的审议，确保联邦对功能增益研究的有效监督。暂停令全文参见：
http://www.phe.gov/s3/dualuse/Documents/gain-of-function.pdf

奥巴马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并没有绝对禁止功能增益研究，它允许通过客观、严格的审议，个别批准某些功能增益研究实验或某些类别的功能增益研究实验。

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也被称为奥巴马禁令。

时隔3年，2017年12月19日，川普（Trump）政府撤销了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允许美国科学家重新申请联邦经费，开展功能增益研究，即人为增强病毒（或其它病原体）致病能力、传播能力的病毒基因改造研究。

功能增益研究支持者声称，该类研究模拟了自然界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病毒突变，有预测、预防大流行病的作用。功能增益研究的重要支持者，Trump政府撤销奥巴马禁令的主力推手之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在禁令解除时说：“功能获得性研究非常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快速演化的、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的病原体，并制定有效对策。”

2017年12月撤销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2019年底新冠疫情发生，这只是个巧合吗？

自2017年12月到2019年，美国病毒学家们在功能增益研究领域难道一事无成，没有制造出任何一种危险病毒吗？美国病毒学家制造出的危险病毒中，肯定没有新冠病毒吗？

新冠大疫情发生后，对2017年12月Trump政府撤销奥巴马禁令，对大疫情恰好发生于功能增益研究重启两年后，美国政界、科学界、媒体界上上下下一个个装聋作哑、讳莫如深、百般回避。

唯一的例外是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2021年6月8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办的“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听证会上，博明提出，美国应以身作则，停止功能增益研究，并恢复奥巴马政府的功能增益研究禁令。博明说：“功能增益研究旨在帮助预测当前的大流行病，但实际上可能反而为这次大流行埋下了种子”。

众议院共和党新冠病毒溯源报告

2021年8月2日（星期一），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Rep. Michael McCaul, R-TX）所领导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公布了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有关内容为去年9月同一个研究团队所公布的新冠病毒起源最终调查报告的补充延续。参见美国之音新闻： 美众院共和党更新新冠溯源报告：“大量证据直指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house-gop-report-update-on-covid-origins-and-wiv-20210802/5987404.html

这是一篇用谎言、捏造、伪证构筑的报告，是一篇偏执、低劣，毫无客观、公正、严谨、缜密可言的贼喊捉贼的栽赃报告。堂堂美利坚合众国的众议员们会集体撒谎？不是他们在撒谎，就是我在撒谎。我的上述评价是否恰如其分？究竟是我在撒谎？还是这些位高权重，身份显赫的众议员们在集体撒谎？请诸位自行判断吧。

美国之音新闻说，麦考尔在声明中称，“我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正进行‘功能增益’的研究，而且我们知道是在不安全的状态下进行的，”

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过，或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吗？

“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过功能增益研究”是一个谎言，因而麦考尔所说“我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正进行功能增益的研究”也是谎言。还有一个关联谎言：“美国某些机构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这些谎言是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方式，捏造出来的。基于如下两项事实：
a) 美国某些机构资助过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搜集与研究；
b) 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过蝙蝠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研究。
将“蝙蝠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研究”偷换为“功能增益研究”，“美国某些机构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这一谎言就捏造出来了。这一谎言相当有迷惑力，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蝙蝠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研究”与“功能增益研究”根本不是一回事。

资助过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美国机构、组织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生态健康联盟等。但是，这些机构都未资助过子虚乌有的“功能增益研究”项目，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开展过“功能增益研究”项目。生态健康联盟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最重要合作项目是“预测：中国病原体探索”项目(PREDICT：China Pathogen Discovery)”，它是“新发传染病PREDICT”项目的一个子项目。PREDICT项目是生态健康联盟等机构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下创办的一个全球性合作项目，始于2009年，这一项目与31~35个国家有合作关系，美国通过这一国际合作在这些国家搜寻野生动物中的病毒样本，中国是其中之一。石正丽团队在这一中美合作中收集、分离蝙蝠冠状病毒，并研究它们的其跨物种传播能力，特殊蝙蝠冠状病毒rsSHC014、rs3367的发现，及石正丽团队、皮特·达萨克（Peter Daszak，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团队2013年10月30日联合发表的Nature Science论文（使用ACE2受体的蝙蝠类SARS样冠状病毒的分离和特征）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12711
，都是这一合作的成果。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接受资助的回报，是将他们在中国采集、分离得到的病毒样本提供给生态健康联盟。基于这种合作，大批来自中国的病毒样本被生态健康联盟运送至美国，充实、丰富了美国的病毒库，并用于美国科学家的病毒研究，包括功能增益研究。据统计，自2008年4月至2018年9月，通过PREDICT项目，美国从中国共获得了上万件动物及人体病毒。

美国之音新闻中说，“我们（麦考尔）联系了达萨克，希望能获得尚未获得解答的一些问题的答案，但他从来没有回覆过”；新闻中还说，根据已公开的电邮记录，美国国家卫生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通过达萨克所领导的“生态健康联盟”向中国提供了9项资助，用于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而过去15年来，达萨克一直将此资助部分用于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
可以肯定，提及的9项资助无一与功能增益研究有关，否则，麦考尔的报告就会将之作为指证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证据。事实上，众议院报告没有提供任何一项确凿可信的证据。麦考尔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如同这份报告所述，有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证明所有问题都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麦考尔的所谓的“优势证据”、“大量证据”、，要么是谎言、捏造、伪证，要么是谣言、流言，要么是想象、猜测，没有一项是真实确凿可靠的。有关资助只说明，美国国立卫生院、生态健康联盟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事实上，全世界的病毒学家都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包括众多美国病毒学家，包括美国功能增益研究的代表人物，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国际病毒学顶级权威Ralph S. Baric（拉尔夫.巴里克）。

石正丽团队和Ralph S. Baric团队都在从事（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领域的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方式、研究内容有着本质的区别：Ralph S. Baric团队在研究改造病毒基因，人为制造核苷酸或氨基酸的突变，使病毒更具跨物种传播能力和致病能力的方法和途径；相比之下，石正丽团队则在研究，哪些蝙蝠来源的冠状病毒具有跨物种传播能力，它为什么具有跨物种传播能力。Ralph S. Baric团队是在主动地人为创造、增强或扩展病毒的致病能力、传播能力、宿主范围，而石正丽团队是在对自然来源的蝙蝠冠状病毒的跨物种传播能力进行发现和解读。Ralph S. Baric团队开展、实施过大量功能增益研究和试验，而石正丽团队没有开展、实施过功能增益研究和试验。

以上区别是基于这两个团队发表过的论文而作出的判断。石正丽团队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功能增益研究论文，或者说，他们没有任何人为增强病毒致病能力或传播能力的论文记录。有许多人指控石正丽团队进行功能增益研究，但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提供过石正丽团队的具体功能增益研究记录，没有一个人提供过真正属于石正丽团队的功能增益论文。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报告也不例外，这一报告未提供任何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具体功能增益研究记录，未提供任何一篇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论文。没有一项确凿可靠的证据，但这些了不起的众议员们敢说：我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

关于葛行义（石正丽团队成员）、石正丽列名Ralph S. Baric团队功能增益论文问题的澄清。2015年11月9日，Ralph S. Baric团队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发表了一篇著名的病毒嵌合-功能增益论文：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产生人类流行疫情的潜力）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m.3985
，论文相关研究用SHC014的刺突蛋白和SARS-CoV-MA15的主干合成了可使人、小鼠致病并可使实验小鼠致死的嵌合病毒SHC014-MA15，葛行义、石正丽分别列名该论文的第9、第14作者（该论文最次要的作者）。

葛行义的贡献是向Ralph S. Baric团队提供了WIV（rs3367）假病毒感染人体细胞的实验，这一实验是前面提到过的2013年10月30日石正丽团队、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团队《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论文的核心实验，葛行义是该论文的第一作者，论文的通讯作者是石正丽和彼得·达扎克。葛行义的实验是2013年论文的核心实验，但对Ralph S. Baric团队2015年论文来说，则是一个非必要的关联性、对照性实验。因为2013年论文的病毒主角是rs3367（WIV1），而2015年论文的病毒主角则是SHC014（rsSHC014）。rs3367和rsSHC014同为可结合人类ACE2的罕见蝙蝠冠状病毒，它们有一定的对照研究价值。葛行义应该没有，也毫无必要重做2013年论文实验，他应该只是向Ralph S. Baric团队提供了当时实验的有关资料。

石正丽的贡献是，Ralph S. Baric团队使用了石正丽团队上传到国际基因库的SHC014（rsSHC014）的全基因组序列（上传于2013年4月8日）中的刺突蛋白基因序列部分，同时使用了来自石正丽团队的SHC014刺突蛋白质粒。SHC014刺突蛋白质粒很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提供给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的生态健康联盟，再由生态健康联盟提供给Ralph S. Baric团队的。即，石正丽的两项贡献很可能都不是专门为Ralph S. Baric团队提供的，这可能就是她列名14作者，也就是最次要作者的原因。

以上二段说明，葛行义、石正丽虽然都列名为2015年论文的作者，但他们并没有参与相关的功能增益研究和功能增益实验，而且，他们对论文的贡献很可能都不是专门为该论文所做的。相关分析还可参见：新冠，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一）。

大量事实，特别是论文证据证明，一再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不是石正丽团队，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甚至不是中国科学家，而是美国科学家，美国科学家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就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国际病毒学顶级权威Ralph S. Baric。

注：某些中国科学家也做过功能增益研究，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主任陈化兰（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拥有中国另一家P4实验室）。2013年5月，继美国病毒学家河冈义裕、荷兰医学教授富希耶的H5N1（甲型流感病毒H5N1亚型）功能增益研究（2011年）之后，陈化兰利用H5N1和H1N1两种流感病毒合成了一种新病毒，具有在哺乳动物间传播的能力，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陈化兰被英国《自然》杂志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以上我们用较大篇幅说明了，麦考尔“我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正进行‘功能增益’的研究“这一言论是不实的谎言和构陷。

请问麦考尔及参与调查报告的美国众议员们，
你们不知道美国众多病毒学家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这一事实吗？
你们不知道美国病毒学家发表过诸多功能增益研究论文这一事实吗？
你们说，你们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那么，你们能列举出任何一篇石正丽团队或武汉病毒研究所发表的功能增益研究论文吗？
你们不知道美国政府支持功能增益研究，并以联邦资金资助美国科学家的功能增益研究这些事实吗？

你们是怎么看待上述事实的？这些事实为什么没有出现、体现在你们的报告里？这些事实难道不应该是一份负责任的、无遮掩的，全面、客观、公正、可靠、令人信服的溯源调查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吗？

麦考尔声称，有大量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中制造，并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他呼吁，对武汉病毒研究所展开全面调查。

新冠病毒源自没有功能增益研究记录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而不是源自赤裸裸地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美国病毒研究机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没有发表过一篇功能增益研究论文的石正丽团队、武汉病毒研究所需要被全面调查，而对发表过大量功能增益研究论文的美国病毒学家们，如Ralph S. Baric团队，却无须任何调查，这又是什么样的逻辑？

2017年12月美国政府撤销功能增益研究暂停令，2019年底新冠疫情发生，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吗？自2017年12月功能增益研究重启到2019年，美国病毒学家们在功能增益研究领域难道一事无成，没有制造出任何一种危险病毒吗？美国病毒学家制造出的危险病毒中，肯定没有新冠病毒吗？这些问题，不需要正视，不需要调查吗，美国政府，无耻的美国政客们，你们不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作出澄清吗？

正视、检视、反思、反省自身的问题对你们来说太难了！对美国科学家的功能增益研究，对美国政府支持、资助本国功能增益研究，你们一再选择性无视、缄口不言，你们一再回避自我调查，逃避自身责任问题。你们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吗？如果不心虚，心里没有鬼，你们需要这么做吗？为什么不主动自我调查并向世人公示，排除、澄清自己的责任，证明自身的清白？是不是因为它将只能证明你们的不清白？

美国之音新闻说，报告还引述了巴里克博士2020年接受意大利媒体访谈时的说法：“你可以在不留痕迹的情况下制造病毒。然而，您想寻找的答案只能在武汉实验室的档案中找到。”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技术水平比Ralph S. Baric还高，比美国顶级病毒权威还牛B吗？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技术水平牛B到连Ralph S. Baric都自叹不如了吗？中国的病毒研究水平已经超越美国，领先世界了吗？武汉病毒研究所能不留痕迹地制造病毒，而Ralph S. Baric和美国病毒学家却做不到吗？新冠病毒来源的答案只能在武汉实验室的档案中，却不会在美国实验室的档案中，不会在Ralph S. Baric的北卡实验室档案中吗？你的常识能支持你作出这些判断吗？

Ralph S. Baric是设计、制造新冠病毒的最大嫌疑人，几乎可以肯定，新冠病毒就是Ralph S. Baric或其团队成员设计、制造的，参见：
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一）
科学疯子设计的病毒集大成者（二）

用凶手的伪证来构陷、栽赃无辜者，亏你们想得出，你们的创意让我惊讶得下巴都掉了。

美国之音新闻称，由共和党人组成的众议院中国工作组负责人麦考尔议员强调，这场疫情势必要让中国为其掩盖行为付出代价。

麦考尔称，“这将包括国会通过立法，制裁参与掩盖行动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和中国共产党官员，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掩盖，造成了超过400多万人死亡，相关人员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中国共产党官员有掩盖疫情真相的行为，这是无法回避和否认的。他们为什么掩盖？以后的文章会作出说明。中共官员实施了掩盖行动，而美国政界、媒体界、科学家全都坦坦荡荡，光明磊落，没有对新冠病毒的来源施以掩盖？是这样吗？

言论自由是民主国家之所以成为民主国家的基石。但某个著名的民主国家，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却悍然把言论自由原则踩在脚下，该国的政府机构、官员、媒体巨头、科学权威们“不约而同地”实施言论控制，在各大平台封禁异议声音甚至封号，在各大刊物压制或选择性地控制论文发表，打着科学的幌子压制、禁止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科学讨论、科学辩论。这是不是事实？这还是民主国家吗？这种行径和极权国家有多大分别？是什么令你们如此心虚，如此恐惧，如此惶惶不安，让你们不顾形象，不要脸面，不惜代价地践踏先贤铺垫、确立的，美国赖以为傲的言论自由基石，全力以赴地、系统性地控制言论，防民之口？

掩盖新冠来源真相、疫情真相的最大黑手不是中国，恰恰是贼喊捉贼，一直假扮无辜受害者的美国。

为什么美国要极力掩盖新冠病毒的起源真相？
为什么川普要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
为什么共和党人一再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栽赃嫁祸？
为什么川普及川粉要一再矮化新冠病毒的危害？
为什么川普要打破疫苗的正常推出程序，批准使用安全性未经充分研究、验证、检验的疫苗？
为什么油管要屏蔽mRNA疫苗发明人的疫苗负面言论并对其封号？

因为川普共和党政府重启了功能增益研究，揭掉了潘多拉灾难之盒上的大自然封印，导致了新冠病毒的人为产生，因为新冠病毒是美国科学家设计制造的。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集体掩盖这一罪责，弱化灾难程度，并用疫苗安抚人心。他们不想让世人知道他们犯下的错误和罪责，他们不想让世人知道新冠病毒的来源真相，他们不想、不敢让世界人民、美国人民知道新冠病毒其实来自美国，其实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美国制造的，其实出自美国病毒学家之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责任，他们掩盖真相、逃避责任的途径有二个，一是让动物背锅，二是利用新冠病毒首先出现于武汉，而武汉恰好有P4实验室这一点，把制造新冠病毒的责任栽赃给中国科学家。

众议院共和党人的这份报告还声称，根据2019年9月和10月武汉的卫星图像显示，在武汉病毒所总部附近周围的当地医院就诊人数显著上升，同时出现类似新冠病毒症状的患者人数也异常增加。

同时，麦考尔在声明中说，“我们认为，病毒是在2019年8月底或9月初外泄出去的。当他们意识到发生事情后，中国共产党官员和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开始拼命掩盖外泄，包括半夜将他们的病毒数据库下线，并申请100多万美元资金用于强化安全措施”。

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吗？绝对不是！参见：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泄漏了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是在2019年8月底或9月初外泄出去的吗？极不可能，因为这一判断违背了无数的疫情事实。如果新冠病毒真的是在2019年8月底或9月初外泄出去的，那么：
为什么一直到2个月之后的11月，武汉才有疫情迹象出现（据南华早报的有关报道）？
https://www.dw.com/zh/%E6%B8%AF%E5%AA%92%E6%B9%96%E5%8C%9711%E6%9C%88%E5%B7%B2%E7%A1%AE%E8%AF%8A%E9%A6%96%E4%BE%8B%E6%96%B0%E5%86%A0/a-52754452
为什么3个月后的12月才有确认的患者？
为什么4个月后的2021年1月武汉才出现疫情的大规模爆发，湖北以外才开始发现新冠患者？
为什么迟至5个月之后，中国政府才对武汉实施封城（1月23日），是中国政府嫌病毒在本国传播得不够失控，对本国国民祸害得不够吗？
为什么在2019年9月、10月、11月、12月这四个月内，没有任何疫情扩散到中国境外的报道或迹象？
为什么直至2021年1月13日首个国际病例（泰国）才出现（确诊）？
为什么直至1月20日首个美国病例（西雅图）才出现（确诊）？
为什么直至1月24日首个欧洲病例（法国波尔多）才出现（确诊）？

报告的编写者们，你们考虑过如何解释上述事实吗？

麦考尔众议员，各位参与调查报告的共和党众议员，除了谎言、捏造、伪证、谣言、流言、揣测、想象，你们的报告里有哪怕一项可靠、确凿的证据吗？你们的报告经得起最简单的推敲吗？你们的报告经得起基本常识、简单逻辑的拷问吗？做出一份如此低劣、偏执、委琐、下作，充斥谎言、伪证、不实之辞的报告，你们是想还世人真相还是要掩盖真相？你们是想澄清责任还是要转嫁责任？你们是在展示你们的智慧、才华、正义、良知，还是在秀你们的无知、丑恶、下作和厚颜无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