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释

既然讲某党庆父史，我们必然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考察它的前身后世，追寻它的来影去踪。以前的哲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至理名言如果不稍加修饰，只是一句空话，只是一句完美的Tautology。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一切历史都是重复出现的当代史——如此说来，才真正有“以史为鉴”的人文意义：一切记录在案的历史，甚至一切不在案的历史，都只不过是不同冠盖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在不变的历史舞台上的人性复现，老生易谈。

我们这里的“帝党”与他们的“帝党”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帝党本来与洋人的不一样，我们后清的帝党与清末的帝党又有巨大差别——别人都是先有帝后有党，党由帝的利益为核心而组成，而我们的帝党，是反过来，先有党，后有帝，并且一旦飞升，灵肉合体，本身既是帝又是党。GCD以前骂GMD是“一党独裁”，咒功了得，一气呵成骂倒了后者，如今在中国历史上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直登帝党独裁的一尊大位。

什么是“后清帝党”？就是清朝皇权覆灭之后的以建立万世帝制为目标的政党。有一句名言，不想作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稍微引申一下，不想作皇帝的党就不是好党派。所以，帝党一经成立就是最好的政党，最合格的政党，唯一正统的政党，唯一有资质的“执政党”，就跟皇帝是唯一有资质的“执政人”一样。所以，中国的现代政治模式，只能是一个“好的，可以胜任帝位”的帝党与几个“不好的，不想作皇帝的”劣党的“肝胆相照”，而不应该是可恶的“平等的共处的多党制”——那不是明明要必然地引起内乱以至于内战吗？中国文明的本质只能是“天无二日” ，恒等于， 一帝一党，或者一党一帝。

中国的国情，说到底，就是帝党独裁——起码中国GCD如是说，如是做。

如果仔细重温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共现在的唯一社会功能就是逆世界潮流而反动。中共的党史叙事，有意无意地选择性遗忘了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一百年前的旧戏，即我们即将展开的“三皇战史”。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正在动荡之中，历史即将出现巨变。当时世界上有两个火药桶，一个在巴尔干半岛，一个在朝鲜半岛。在东亚的某个角落，曾经有三个皇帝在角逐他们的皇运齐天。他们是，大清的清帝，日本的天皇，俄国的沙皇。围绕朝鲜半岛燃起的战火，我们有理由把它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也就是欧洲大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级大战。与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不同，这一“三皇战史”的篇章，给出了“帝制”的含金量标记。其中，一心“脱亚入欧”的日本，先在甲午海战中击溃大清的北洋舰队，逼迫大清割地赔款，然后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国舰队，接替了俄国在东北的利益。日本的“非和平崛起”的后果，直接导致了两个旧帝国的崩溃：清帝在1911年逊位，沙皇在1917年下台。这一段历史，就是帝制的灭亡史——帝制作为一种历史社会组织形态，无可辩驳地退出历史舞台；欧洲的新文明正在对旧帝国摧枯拉朽，亚洲的旧文明，瞬间分崩离析。中国帝制的周期律，作为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帝制苟延残喘最长久的“旧文明”还有继续存在恬颜于世的必要与可能吗？

“三皇战史”反映的是人类文明的大淘汰，优胜劣败，泾渭分明。清末的帝党，不是帝制的最后殉葬者——我们的后清帝党，正在用十四亿中国人民列成他们巨大的殉葬方队，象秦始皇的兵马俑一样，为一个旧文明的新矫形在他们高耸的陵寝中盛显阴威。

七月一日的北京，上演的正是这样一场生祭彩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