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图片将稍后添加）


本文的完整标题：新冠疫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事故-泄漏病毒造成的吗？

写作仓促，本文如有疏漏、错误之处，请各位网友不吝批评、指正，只要我们能得出最完善、可靠、可信的结论，其它的都不重要。

我们拭目以待，看看liars都有谁。

2021年5月26日，拜登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在三个月内查明COVID-19源自动物（人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还是源自实验室事故。

这是一个巧妙的，确保不会对美国不利的调查。它预先限定了调查的选项和边界：只在“动物来源”和“实验室事故来源”中调查，不予调查或预先排除了其它可能性。在这一限定下，无论调查结果是两者中的哪一种，都不会产生“美国应对新冠疫情负重大责任”的结论。如果病毒来自动物，那么自然与美国完全无关；如果疫情是源自实验室事故导致的泄漏，那么发生泄漏的，当然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当然也是无辜的，美国顶多只需要检讨一下自己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关联、合作关系就可以了。

所以，调查刚刚启动，美国的责任已经撇清了，这一调查的实际意义，是为了决定：到底是由动物背锅，还是由武毒所、中国完全背锅。

拜登所发起的调查，会给人们疫情的真正的真相吗？这个调查，值得你期待吗？

一个不完备，天生严重残缺的调查是不可信赖的，是很难给人们真正的真相的。

新冠疫情的来源是否只有拜登要求调查的两种可能性？新冠疫情的来源至少有三种可能性：动物来源，病毒泄漏，病毒投放。拜登的调查预先排除了“病毒投放”的可能性。

在调查展开之前，拜登似乎已经确定了“病毒投放”不可能发生。但更正常的做法是，在调查之前，不应先入为主地排除任何重大选项，任何选项的确认或排除，都应该发生在调查、分析、讨论、辩论之后，至少，可以将“病毒投放”列为次要选项，完全不必冒然将其摘除在调查之外。

拜登为什么急着将“人为投放”排除？美国政、科、媒各界为什么一再刻意强调“实验室事故”-“病毒泄漏”，而一直回避“病毒投放”？是“病毒投放”天然不可能发生吗？他们的做法只是一种无心之举吗？

“病毒泄漏”，“病毒投放”在责任结论上有着重大的区别。

“病毒泄漏”的潜台词是：新冠病毒就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如果结论是“病毒泄漏”，那么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注定是泄漏的直接责任主体了，与此同时，美国的病毒研究机构就全都安全上岸，洗白责任了；

“病毒投放”就大不相同了。被投放的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完全可以来自其它某个地方，病毒的投放地与病毒的来源地可以是全然无关的，可以是远隔重洋，相距千里、万里之外的。如果调查“病毒投放”，那么美国的众多病毒研究机构将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同等的嫌疑，将成为同等的调查对象。这是拜登和美国政府不愿面对的，甚至是他们深为恐惧的一种局面。哪个国家在病毒研究领域最领先，哪个国家的功能增益（G-o-F，Gain-of-Function）研究历史最悠久，最深入，成果最丰硕，这是勿庸多言的。

拜登的调查，和过去一年多以来美国科、媒、政界及WHO将“新冠实验室来源”说斥为“阴谋论”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将证据、逻辑链最坚实的选项预先排除在外，以编织、维护他们需要的所谓“真相。
如果不心虚，心里没有鬼，那么何须紧张？何不沉住气，通过完备的调查评估、分析所有可能性，等调查清楚之后再下结论？何必急不可奈地刻意一早就排除这个，排除那个？为什么要排除？因为它不是真相，还是因为它是对你们大不利的真相？

习近平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或不可言说的苦衷。那么，美国呢？一年多来，美国科、媒、政等各界的所谓主流，强力控制、垄断言论，封锁、排斥异议声音，将对新冠起源的质疑、探讨污名化为“阴谋论”，打着科学的幌子压制、禁止新冠起源相关的科学讨论、科学辩论，压制论文发表。。。在一个民主国家，他们做着极权国家同样的事情。我们需要静心想一想：他们只是在帮习近平捂盖子？他们只是在为武汉病毒研究所两肋插刀？他们这么够义气？他们只是被收买，被利用了这么简单吗？

他们是不是很清白，很无辜？本文不多作展开了，我们看看下面的资料吧。

2017年12月19日，美国政府解除了一项有关“增强型”危险病原体研究的禁令，重新允许科学家申请联邦经费，开展制造具有更强致病能力或传播能力病原体的研究。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说：“功能获得性研究非常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快速演化的、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的病原体，并制定有效对策。”

柯林斯认为，最新政策框架形成了对功能获得性研究（Gain-of-Function，G-o-F）的“强有力的监管”，而多学科审查流程将促使此类研究“安全、可靠和负责任”地实施。

始于2014年10月22日，由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对“功能增强”研究实施的禁令就此宣告结束。

我不反对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调查石正丽等中国科学家。但是我想再次强调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G-o-F主持研究纪录的石正丽们是可疑的，而那些从2011年起就开始G-o-F研究的资深老手、功能增益的顶级权威们却可以免于怀疑，置身调查之外？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查？

注：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觉：石正丽是“病毒跨物种传播”领域的业内权威之一，因此自然就是功能增益研究（即功能获得性研究G-o-F）的积极参与者。事实上，石正丽所做的工作是病毒搜集、分离、分析、发现，她做的是“读”的工作，而非“写”的工作。“写”的工作，即基因编辑、基因改造，才是功能增益的工作内容。石正丽没有以主持者身份发表过功能增益相关的论文。2015年秋北卡病毒嵌合实验的主持者是Ralph S Baric，第一作者是Vineet D Menachery，石正丽在该实验中的贡献只是提供了rsSHC014病毒的刺突蛋白质粒和基因序列。
还有一个错误的媒体讯息：美国人在帮助石正丽等中国科学家开展功能增益研究。事实相反，是石正丽等人帮助了美国人的功能增益研究，为其提供了病毒的样本。至少从公开的论文看，展开功能增益研究的是美国人，而非中国人。

拜登可不管这一套。调查别人家的孩子就足够了，自己家的孩子都是天然清白、无辜的，不管他们有过多少前科。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是不会让调查失去控制，引火烧自已家的。

李铁吸麻后带马子飙法拉利，不料造成一起严重车祸，仓皇逃逸。
李刚负责调查车祸事件，他召集会议，郑重其事地对一众手下说：我要求你们加倍努力，调查全市所有的BMW、奔驰、奥迪、桑塔纳，务必9天之内从中找出肇事者和肇事车辆，向我报告。我们一定要给遇难者的家属一个交代。
毕会后，李刚给老婆打电话：给我问问铁子，今天是不是又开法拉利出去疯了？

从拜登的声明判断，李刚很可能已经清楚李铁的所做所为了。当然，李刚主持的肇事调查是不会查到法拉利和李铁头上的。

在拜登声明发出后，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出意外地再次来到了风口浪尖，成为火力全开的媒体、舆论口诛笔伐的目标。这几天，武汉病毒研究所几乎成了所有海外媒体、网友认定的准泄毒犯。

可以开始正题了。

武汉新冠疫情，全球新冠大疫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泄漏”所造成的吗？这个问题，其实去年7月我就专文分析过一次。今天，我不想重复去年的语言，我要从其它的角度，再次阐明：新冠疫情根本就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事故泄漏造成的！”。

我们用反证的思路来展开推敲、探讨。

一个明显的判断是：假定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在病毒所及邻近，有一个或若干个泄漏点。那么，新冠疫情应该以这些泄漏点为中心，伴随着（早期）感染者的人际接触向周边扩散。

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两个园区，一个是武昌区的小洪山园区，一个是江夏区的郑店园区。小洪山园区实验室的最高等级是P3，P4实验室在郑店园区，郑店园区也有P3实验室。

先说小洪山园区。大家考虑一下，如果病毒泄漏发生在小洪山园区，那么疫情应该首先出现在园区所在的长江东岸的武昌区？还是应该首先出现在长江对岸的江汉区？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是，12月1日发病的居家脑梗老人（不见得是最早的感染者），居所却不在武昌区，而是在长江西岸的江汉区一带。这是“病毒泄漏说”的第一个反例。



如果小洪山园区发生了病毒泄漏，那么园区周围各泄漏点的病毒浓度应当最高，离泄漏点越远，病毒浓度越低。因此，泄漏点邻近区域的感染比例应该最高、重症率也应该最高，随着远离泄漏点，感染比例、重症率应逐渐下降。当然，距离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绝不会出现与之截然相反的情况。但是，2019年12月30日前收治的新冠早期患者，绝大多数来自华南海鲜市场所在的江汉区；这些患者中的大多数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这批患者中的重症患者，绝大多数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小洪山园区的泄漏，怎么会在长江西岸产生远多于东岸的早期患者、重症患者？怎么会在隔江的华南海鲜市场产生爆发点？怎么会在长江西岸造成比东岸严重得多的早期疫情？长江东岸小洪山园区泄漏出的病毒，是怎样渡过或跨越大江，在西岸形成泄漏点，产生大爆发的？这是“病毒泄漏说”无法解释的第二组反例。



华南海鲜市场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小洪山园区）的位置关系图1,2


继续。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小洪山园区附近有武汉大学医学部、湖北大学、武昌南站等经常发生人群聚集的场所。如果病毒自小洪山园区泄漏，为什么将在这几个人群聚集场所首先形成任何爆发点。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几个场所既没有形成爆发，也没有显著的早期疫情；长江东岸没有任何一处出现疫情爆发点，但在长江西岸，距小洪山园区直线距离12公里的华南海鲜市场，却产生的疫情的爆发点？这是“病毒泄漏说”无法解释的第三组反例。

疫情在华南海鲜市场爆发，但在距该市场不足1公里的汉口火车站、汉口汽车站却奇怪地都没有造成爆发感染。汉口火车站、汉口汽车站、华南海鲜市场三地与小洪山园区直线距离皆为12公里，汉口火车站、汉口汽车站比华南海鲜市场人群更密集，人员流动更频繁。是什么原因让新冠病毒“特意”“挑中”了华南海鲜市场，而放过了汉口火车站、汉口汽车站，没有在这两地产生大爆发？这是“病毒泄漏说”无法解释的第四组反例。

不先在近处感染，不先在长江同侧感染，不在大学园区爆发，不在火车站爆发，不在汽车站爆发，唯独在华南海鲜市场爆发并集中制造重症患者，这是为什么？“实验室事故泄漏”的新冠病毒是如何学会挑挑拣拣，因地因人而宜的？

上述四组反例证明：武汉疫情，包括华南海鲜市场的感染爆发，根本就不是小洪山园区实验室事故-病毒泄漏造成的！

小洪山园区没有泄漏病毒，那么郑店园区呢？请看下面这张地图。


地图中，数字1代表华南海鲜市场所在的江汉区，数字4代表小洪山园区所在的武昌区，江夏区在地图的最南部，地图已标明郑店园区所在的郑店镇的位置。可查知，江夏区政府与武昌区政府的直线距离为48公里，由此判断，郑店园区与华南海鲜市场的直线距离超过50公里，相比小洪山园区，它要远得多，不仅隔水，而且间山。新冠疫情不是由小洪山园区病毒泄漏造成的，那么，是否可能是郑店园区病毒泄漏导致的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如果郑店园区发生泄漏，那么，先行感染的区域将是江夏区，在病毒扩散到长江西岸的江汉区，在华南海鲜市场形成爆发之前，它将先行在长江东侧的江夏区、武昌区、洪山区造成感染，并在这三个区的某些地点形成爆发。前面的四组反例对郑店园区仍然适用。

至此，可以肯定地得出以下结论：
新冠疫情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泄漏造成的；
在疫情出现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发生新冠病毒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