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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泄漏了新冠病毒?
送交者:  2021年06月18日09:46:5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本文图片将稍后添加)


本文的完整标题:新冠疫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事故-泄漏病毒造成的吗?

写作仓促,本文如有疏漏、错误之处,请各位网友不吝批评、指正,只要我们能得出最完善、可靠、可信的结论,其它的都不重要。

我们拭目以待,看看liars都有谁。

2021年5月26日,拜登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在三个月内查明COVID-19源自动物(人类与受感染动物的接触),还是源自实验室事故。

这是一个巧妙的,确保不会对美国不利的调查。它预先限定了调查的选项和边界:只在“动物来源”和“实验室事故来源”中调查,不予调查或预先排除了其它可能性。在这一限定下,无论调查结果是两者中的哪一种,都不会产生“美国应对新冠疫情负重大责任”的结论。如果病毒来自动物,那么自然与美国完全无关;如果疫情是源自实验室事故导致的泄漏,那么发生泄漏的,当然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当然也是无辜的,美国顶多只需要检讨一下自己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关联、合作关系就可以了。

所以,调查刚刚启动,美国的责任已经撇清了,这一调查的实际意义,是为了决定:到底是由动物背锅,还是由武毒所、中国完全背锅。

拜登所发起的调查,会给人们疫情的真正的真相吗?这个调查,值得你期待吗?

一个不完备,天生严重残缺的调查是不可信赖的,是很难给人们真正的真相的。

新冠疫情的来源是否只有拜登要求调查的两种可能性?新冠疫情的来源至少有三种可能性:动物来源,病毒泄漏,病毒投放。拜登的调查预先排除了“病毒投放”的可能性。

在调查展开之前,拜登似乎已经确定了“病毒投放”不可能发生。但更正常的做法是,在调查之前,不应先入为主地排除任何重大选项,任何选项的确认或排除,都应该发生在调查、分析、讨论、辩论之后,至少,可以将“病毒投放”列为次要选项,完全不必冒然将其摘除在调查之外。

拜登为什么急着将“人为投放”排除?美国政、科、媒各界为什么一再刻意强调“实验室事故”-“病毒泄漏”,而一直回避“病毒投放”?是“病毒投放”天然不可能发生吗?他们的做法只是一种无心之举吗?

“病毒泄漏”,“病毒投放”在责任结论上有着重大的区别。

“病毒泄漏”的潜台词是:新冠病毒就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如果结论是“病毒泄漏”,那么武汉病毒研究所就注定是泄漏的直接责任主体了,与此同时,美国的病毒研究机构就全都安全上岸,洗白责任了;

“病毒投放”就大不相同了。被投放的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完全可以来自其它某个地方,病毒的投放地与病毒的来源地可以是全然无关的,可以是远隔重洋,相距千里、万里之外的。如果调查“病毒投放”,那么美国的众多病毒研究机构将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同等的嫌疑,将成为同等的调查对象。这是拜登和美国政府不愿面对的,甚至是他们深为恐惧的一种局面。哪个国家在病毒研究领域最领先,哪个国家的功能增益(G-o-F,Gain-of-Function)研究历史最悠久,最深入,成果最丰硕,这是勿庸多言的。

拜登的调查,和过去一年多以来美国科、媒、政界及WHO将“新冠实验室来源”说斥为“阴谋论”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将证据、逻辑链最坚实的选项预先排除在外,以编织、维护他们需要的所谓“真相。
如果不心虚,心里没有鬼,那么何须紧张?何不沉住气,通过完备的调查评估、分析所有可能性,等调查清楚之后再下结论?何必急不可奈地刻意一早就排除这个,排除那个?为什么要排除?因为它不是真相,还是因为它是对你们大不利的真相?

习近平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或不可言说的苦衷。那么,美国呢?一年多来,美国科、媒、政等各界的所谓主流,强力控制、垄断言论,封锁、排斥异议声音,将对新冠起源的质疑、探讨污名化为“阴谋论”,打着科学的幌子压制、禁止新冠起源相关的科学讨论、科学辩论,压制论文发表。。。在一个民主国家,他们做着极权国家同样的事情。我们需要静心想一想:他们只是在帮习近平捂盖子?他们只是在为武汉病毒研究所两肋插刀?他们这么够义气?他们只是被收买,被利用了这么简单吗?

他们是不是很清白,很无辜?本文不多作展开了,我们看看下面的资料吧。

2017年12月19日,美国政府解除了一项有关“增强型”危险病原体研究的禁令,重新允许科学家申请联邦经费,开展制造具有更强致病能力或传播能力病原体的研究。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说:“功能获得性研究非常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快速演化的、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的病原体,并制定有效对策。”

柯林斯认为,最新政策框架形成了对功能获得性研究(Gain-of-Function,G-o-F)的“强有力的监管”,而多学科审查流程将促使此类研究“安全、可靠和负责任”地实施。

始于2014年10月22日,由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对“功能增强”研究实施的禁令就此宣告结束。

我不反对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调查石正丽等中国科学家。但是我想再次强调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G-o-F主持研究纪录的石正丽们是可疑的,而那些从2011年起就开始G-o-F研究的资深老手、功能增益的顶级权威们却可以免于怀疑,置身调查之外?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查?

注: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觉:石正丽是“病毒跨物种传播”领域的业内权威之一,因此自然就是功能增益研究(即功能获得性研究G-o-F)的积极参与者。事实上,石正丽所做的工作是病毒搜集、分离、分析、发现,她做的是“读”的工作,而非“写”的工作。“写”的工作,即基因编辑、基因改造,才是功能增益的工作内容。石正丽没有以主持者身份发表过功能增益相关的论文。2015年秋北卡病毒嵌合实验的主持者是Ralph S Baric,第一作者是Vineet D Menachery,石正丽在该实验中的贡献只是提供了rsSHC014病毒的刺突蛋白质粒和基因序列。
还有一个错误的媒体讯息:美国人在帮助石正丽等中国科学家开展功能增益研究。事实相反,是石正丽等人帮助了美国人的功能增益研究,为其提供了病毒的样本。至少从公开的论文看,展开功能增益研究的是美国人,而非中国人。

拜登可不管这一套。调查别人家的孩子就足够了,自己家的孩子都是天然清白、无辜的,不管他们有过多少前科。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是不会让调查失去控制,引火烧自已家的。

李铁吸麻后带马子飙法拉利,不料造成一起严重车祸,仓皇逃逸。
李刚负责调查车祸事件,他召集会议,郑重其事地对一众手下说:我要求你们加倍努力,调查全市所有的BMW、奔驰、奥迪、桑塔纳,务必9天之内从中找出肇事者和肇事车辆,向我报告。我们一定要给遇难者的家属一个交代。
毕会后,李刚给老婆打电话:给我问问铁子,今天是不是又开法拉利出去疯了?

从拜登的声明判断,李刚很可能已经清楚李铁的所做所为了。当然,李刚主持的肇事调查是不会查到法拉利和李铁头上的。

在拜登声明发出后,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出意外地再次来到了风口浪尖,成为火力全开的媒体、舆论口诛笔伐的目标。这几天,武汉病毒研究所几乎成了所有海外媒体、网友认定的准泄毒犯。

可以开始正题了。

武汉新冠疫情,全球新冠大疫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泄漏”所造成的吗?这个问题,其实去年7月我就专文分析过一次。今天,我不想重复去年的语言,我要从其它的角度,再次阐明:新冠疫情根本就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事故泄漏造成的!”。

我们用反证的思路来展开推敲、探讨。

一个明显的判断是:假定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在病毒所及邻近,有一个或若干个泄漏点。那么,新冠疫情应该以这些泄漏点为中心,伴随着(早期)感染者的人际接触向周边扩散。

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两个园区,一个是武昌区的小洪山园区,一个是江夏区的郑店园区。小洪山园区实验室的最高等级是P3,P4实验室在郑店园区,郑店园区也有P3实验室。

先说小洪山园区。大家考虑一下,如果病毒泄漏发生在小洪山园区,那么疫情应该首先出现在园区所在的长江东岸的武昌区?还是应该首先出现在长江对岸的江汉区?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是,12月1日发病的居家脑梗老人(不见得是最早的感染者),居所却不在武昌区,而是在长江西岸的江汉区一带。这是“病毒泄漏说”的第一个反例。



如果小洪山园区发生了病毒泄漏,那么园区周围各泄漏点的病毒浓度应当最高,离泄漏点越远,病毒浓度越低。因此,泄漏点邻近区域的感染比例应该最高、重症率也应该最高,随着远离泄漏点,感染比例、重症率应逐渐下降。当然,距离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绝不会出现与之截然相反的情况。但是,2019年12月30日前收治的新冠早期患者,绝大多数来自华南海鲜市场所在的江汉区;这些患者中的大多数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这批患者中的重症患者,绝大多数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小洪山园区的泄漏,怎么会在长江西岸产生远多于东岸的早期患者、重症患者?怎么会在隔江的华南海鲜市场产生爆发点?怎么会在长江西岸造成比东岸严重得多的早期疫情?长江东岸小洪山园区泄漏出的病毒,是怎样渡过或跨越大江,在西岸形成泄漏点,产生大爆发的?这是“病毒泄漏说”无法解释的第二组反例。



华南海鲜市场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小洪山园区)的位置关系图1,2


继续。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小洪山园区附近有武汉大学医学部、湖北大学、武昌南站等经常发生人群聚集的场所。如果病毒自小洪山园区泄漏,为什么将在这几个人群聚集场所首先形成任何爆发点。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几个场所既没有形成爆发,也没有显著的早期疫情;长江东岸没有任何一处出现疫情爆发点,但在长江西岸,距小洪山园区直线距离12公里的华南海鲜市场,却产生的疫情的爆发点?这是“病毒泄漏说”无法解释的第三组反例。

疫情在华南海鲜市场爆发,但在距该市场不足1公里的汉口火车站、汉口汽车站却奇怪地都没有造成爆发感染。汉口火车站、汉口汽车站、华南海鲜市场三地与小洪山园区直线距离皆为12公里,汉口火车站、汉口汽车站比华南海鲜市场人群更密集,人员流动更频繁。是什么原因让新冠病毒“特意”“挑中”了华南海鲜市场,而放过了汉口火车站、汉口汽车站,没有在这两地产生大爆发?这是“病毒泄漏说”无法解释的第四组反例。

不先在近处感染,不先在长江同侧感染,不在大学园区爆发,不在火车站爆发,不在汽车站爆发,唯独在华南海鲜市场爆发并集中制造重症患者,这是为什么?“实验室事故泄漏”的新冠病毒是如何学会挑挑拣拣,因地因人而宜的?

上述四组反例证明:武汉疫情,包括华南海鲜市场的感染爆发,根本就不是小洪山园区实验室事故-病毒泄漏造成的!

小洪山园区没有泄漏病毒,那么郑店园区呢?请看下面这张地图。


地图中,数字1代表华南海鲜市场所在的江汉区,数字4代表小洪山园区所在的武昌区,江夏区在地图的最南部,地图已标明郑店园区所在的郑店镇的位置。可查知,江夏区政府与武昌区政府的直线距离为48公里,由此判断,郑店园区与华南海鲜市场的直线距离超过50公里,相比小洪山园区,它要远得多,不仅隔水,而且间山。新冠疫情不是由小洪山园区病毒泄漏造成的,那么,是否可能是郑店园区病毒泄漏导致的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如果郑店园区发生泄漏,那么,先行感染的区域将是江夏区,在病毒扩散到长江西岸的江汉区,在华南海鲜市场形成爆发之前,它将先行在长江东侧的江夏区、武昌区、洪山区造成感染,并在这三个区的某些地点形成爆发。前面的四组反例对郑店园区仍然适用。

至此,可以肯定地得出以下结论:
新冠疫情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泄漏造成的;
在疫情出现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发生新冠病毒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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