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许多知识分子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责任感。近现代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但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依旧走不出周期性的循环呢？现代文明为什么总是离中国那么远呢？

满清末年，戊戌变法，后来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共产党改朝换代，等等，知识分子都起到作用了，但是呢，什么作用呢？要么是头脑激进，要么是政治幼稚。到了共产党上台之后，到反右之时，许多知识分子，搞到连命都丢了，家破人亡，可以说是遭到了灭顶之灾。

文革之中，知识分子，要么随魔乱舞，要么沉默寡言，要么深陷囹圄，游街示众。文革之后，又开始活跃起来，八九六四，反官倒，参与政治热情高涨，不能审时度势，最后不少流亡海外。

现在呢？看到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徐贲，身在美国，对中国政治热情洋溢，经常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感。百岁老人杨绛去世，他发文《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看了此文，好象觉得他没有生活在中国大陆过。我佩服他的思考，但总是觉得这个人天真幼稚。拿美国那样的公民社会的标准，要求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不是有点可笑吗？

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由于环境所迫，即使发声，也不能象身在美国的徐贲那样无所顾忌。事实上，杨绛女士的小说《洗澡》，并不单纯是一本小说，她的声音在小说里面有所表达。她的《干校六记》，也是一种声音。知识分子未必就一定要用谩骂，公开批评，道德说教，或者象徐先生那样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用他们的作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观点，有什么不可以呢？

比如说另一位老人，周有光，也经常有他独到的思考，有他自己的方式，写他自己的文章。比如说他的一个观点，说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他说需要改变的正是中国国情而不是民主。周的观点比杨绛女士更加鲜明，表达也直接。

一个多元社会应当允许，容忍，宽容不同人的不同观点和不同表达方式，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用他徐贲那样的方式发言。

徐贲的另一篇文章《中国教育如何培养出自干五》，更加的幼稚可笑。中国的教育，本来就是以培养所谓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为目的，所有的中小学，没有公民课，但都有政治课，大学都有马克思主义研究室教研室之类。所有大学都有党委，系有总支，学生会有团委，等等，整个架构，就是为培养自干五为目的的。这有什么奇怪的吗？这只能说明了共产党的教育很成功啊，目的达到了啊。

我非常反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也不认同知识分子所谓以天下为己任的想法和做法。事实上，知识分子的那种幼稚病经常被政客利用。而中国一直走不出怪圈，正是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引领的。

当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的不少所谓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清，对中国的危害影响至今。这种教训还不够吗？象陈独秀，本来是很好的知识分子，可是就是天真，幼稚，明明不懂政治，却偏偏要去搞政治，被苏联利用，用完被扫地出门，后果是把苏联的所谓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引进中国，引狼入室，摧毁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邪路歪路不归路，祸害中国至今。

在当时，胡适与李大钊等人有过“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观点。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其实和现在的知识分子一样，喜欢夸夸其谈，对所谓社会主义一知半解。而胡适先生比较注重研究和解决问题。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有句老话，叫“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可是呢，实际情况是，即使牵出来遛遛，对于那些没见过骡子和马的人来说，还是搞不清楚是骡子是马，结果人们往往相信夸夸其谈的。呵呵，你看，当时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这头骡子当成马牵回家了吧。呵呵。经过这么多年，发现当时选错了，原来胡适是对的。这有什么用呢？

尊重每一个个人，容忍和宽容与自己不同意见，不同做法，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所谓“学阀”，“大师”，他们是专制主义的化身，由他们来引领中国转型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