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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迎来百年寿辰,学者总结八条教训
送交者:  2021年06月09日10:31:5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共产实践之弊远远大于设计之利。国际共运肇难如此之烈,当然得用力拧绞经验训诫、提炼防堵原则。否则,百年来的巨额“学费”就白白缴纳了,中国与人类还有可能重蹈复辙。只要还有穷人,共产主义就存在社会土壤,仍然有可能披新衣而还阳


  老高按:中共百年,北京将要大张旗鼓地庆寿,自不待言,刚才读到RFI报道:北京警方公告,将于6月12至13日在天安门地区及长安街沿线举行建党百年庆祝大会核心要素演练,并实施交通管制。中共官媒和控制下的网络,百年贺寿文章更是铺天盖地。
  让我想起那句扫兴的法国隽语: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中共百年自然也是海外思想文化界的一个大话题。鄙人不才,写不了鸿篇巨帙来评点中共百年轨迹、世纪寿辰,但也接受了媒体专访,从某些侧面来帮中共总结长寿秘诀之一二;我还在推特上自设了一个栏目:【党史三百则】,搜捡中共官方正统党史中没提、少提或者错提的史实,拾遗补缺,居然读者不少,每则浏览量少则六、七千,多则三、四万,多少能起到避免历史虚无主义,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共百年历史经验教训的作用。
  几家肯定被中共打入另册的媒体,联合主办了关于中共百年的征文,陆续在网上刊出。我偶尔也会拜读。今天读到裴毅然的《百年中国共运回眸——防赤八诫》,感觉他讲的八条教训,汇聚了众多先贤哲人的吉光片羽,虽是裴氏一家之言,却可能启发更多读者也都来为中共党运国运总结、归纳各自的感悟。他的语言风格是文白夹杂,可能某些读者不很适应?希望不构成大碍。


  百年中国共运回眸——防赤八诫

  裴毅然,议报、民主中国、纵览中国


  赤潮祸世百年,从最根本的源头上,套用一句熟语:“都是理想惹的祸”。社会发展离不开理想灯塔,因此各朝各代总有借披理想外衣或被理想所惑的兴乱者,分辨正义理想与兴乱邪说实为提炼赤难训诫之重头。为防赤潮再起,循灾因堵漏缺,止乱于初,扼灾于苗,尤须补上历时性文化漏洞,即提高全社会理性层次、加强辨误能力、提高“度”之掌控——既有理想又不偏方向。
  马克思主义炫称“科学社会主义”,披罩“无私”靓衣,倚靠世人拨辨新说的时间差,赤旗一时新艳,惑力强劲。因此,针对靓丽“无私”、时间差“彼岸”,训诫相应为二:⑴一切以灭私为旨的“主义”均为邪说;⑵一切以“彼岸”证效的革命方案均须抵制。社会进化必须持守的基本原则:以经验为据、以实践为准。只能用实践证效之策济贫扶困,不能仅凭主观理想。
  百年中国共运,前后八千余万国人陪葬[①]。笔者提炼防赤训诫为八——

  1、现实第一

  共运赤难核心谬因乃哲学性问题:理想与现实之关系。人类进步需要理想牵引,进步动力亦源于济世愿望,但理想必须合乎客观现实,主观的“应然”必须符合客观的“实然”,而非客观“实然”倒趋逆吻主观“应然”。追求理想不可降低已有文明水平为代价,更不能为理想而毁现实。
  人类只能渐趋完美,要求立时完美,势必脱离现实。丘吉尔名言:“完美即瘫痪”。共产主义追求“完美”,自称“最后斗争”,各赤国无一不瘫痪。
  西方学界掷评乌托邦——
  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愚蠢的极致……把乌托邦主义看作现代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种邪恶力量。[②]
  马克思主义以“未来”名义重新安排社会秩序,所谓“只接受未来检验”,实为躲避现实检验,各国共运一路滴淌暴力血腥,无法以现实为证。历史一再证明:文明只能缓进渐变,拾阶而上,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所有“最后斗争”“直入天堂”,定为裹邪之说。
  美国学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社会进步并不是一种批发的买卖,而是零售的生意。[③]
  人类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看得太远,今天的局部修正,就是通往美好明天的台阶,积量变才能成质变,直接质变,一锹挖口井,可能乎?

  2、尊重传统

  共产主义彻底否弃传统,颠覆一切秩序,大乱甲乙,赤难直接成因。传统之所以必须尊重,就在于它是人类经验仓库,凝含一系列历史理性,尊重传统就是带上祖先最好的东西。法国法学家让•多马(Jean Domat,1625~1696):惯例乃自然法的一部分。[④]长期形成的惯例实为博弈之果,存在即合理,凝含种种实践经验。
  开来只能立足继往,立足既有台阶,尽量利用已积淀的经验、已有建筑材料。尽弃传统岂非极其愚蠢地退回周口店,一切从头摸起?不沿着既有台阶前进的革命,势必偏离理性中轴,拐入旁门左道。中国共运肇难如此惨烈,跌入吾华历史黑暗谷底,从最低标准再出发。二十一世纪初,王蒙:“对我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worst。(比最差稍好)”[⑤]
  社会秩序的核心就在于各种利益关系的精细协调、精密码放价值序列。与时俱进的制度修订,合理性只能来自实践试错,无法人为设计。中国这样的古国大国,现代化转型必须带着传统一起走,骤然与传统脱节,失去检验新说标尺,一切乱套失控。赤色革命宣称只接受未来检验,当下一切(包括赤区灾难)失去检验赤色革命合法性,实践失去检验“真理”的资格,吾华由是走向绝地。
  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卢布哈恩(Clyde Kluckhohn,1905~1960):
  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⑥]
  1775年美国“大陆会议”,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著名讲演词——
  我只有一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以往的经验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判断未来。[⑦]
  世界近代史也证明:成功的社会变革多为渐进衔接型,可逆可改,留有校正余地。如英国光荣革命(1689),如西北欧、北美、亚洲四小龙(韩台港新)、约旦、摩洛哥、印度……这些成功范例所凝结的经验得到广泛认可。
  激进论、突变说,以主观设计否定客观经验,危险系数极高。社会变革,牵一发动全身,不经实践,各项变量难以预测,宁慢勿错,宁可摸着石子过河,脚踏实地,安全第一。断裂式突变,与传统完全脱钩,弃经验而就未知,革命成赌博,脱轨列车,势必坠渊。“五四”左翼士林认定现代化必须首弃传统,中国现代化走了大弯路直接首因。
  传统≠消极,保守≠落后,尊重传统=尊重自然。吾华经典“中庸”、古希腊箴言“凡事勿过度”,不走极端、可控可逆,至要箴言。

  3、防堵艳说

  创新之日即易错之时。大胆设计,必须小心求证,岂能倚新自圣?艳说求靓,必悖常俗,以新求艳,以靓炫世。史实证明:越靓丽的“主义”势必越脱离现实,因为距离现实越远才可能越显靓丽。悬幌“终极解决一切”,一定是无法到达的乌托邦。至少两三百年内,人类只能在通往美好的路上。再则,真若到达尽善尽美的终点(不必发展也不可能发展),岂非相当可怕?
  士林向以救世济民为职志(“开万世之太平”),先天左倾,容易接受大尺度变革方案。这一士林弱点,恰为马克思主义所趁。追丽逐艳,迷醉幻影,人性重大弱点,赤潮发韧滥觞。
  德国诗人弗•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 1770~1843):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⑧]
  认清邪说、褪其靓衣,需要一定时间,存在致命“时间差”。英国坎特伯雷大教长休立特•约翰森(Hewlett Johnson 1874~1966),1930~50年代访苏访华,不断为赤色共运高声辩护。1953年,大教长出版《中国:新的创造性时代》,宣称在中国看到二十年前苏联出现的“人间天国”——
  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戏剧,它对贪婪的憎恶和基督教完全一致。
  (中国)正在把人从物质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来,为建立在更高基础上的新社会铺平道路。……他们的小我消失了。我们梦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国实现了。[⑨]
  1965年,伯兰特•罗素仍在挺共:“中国人曾历经磨难,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拯救了他们,他们应该成功。愿成功是他们的!”[⑩]1972年,费正清认为中国文革乃“影响深远的道德十字军远征”,将人性引向“自我牺牲和为别人服务的方向”,管理中国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典范,值得美国仿效。[11]
  人文学科乃错误高发区域,各种主义各套逻辑,解释历史、规划未来、校正现实。意识形态决定价值排列秩序、看待事物的立场角度,每一场大型社会运动均起于意识形态之萍末。西方社会学家:
  观念一旦确立就拥有很强大的力量。最后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大动荡就是由这些基本观念的变化造成的。
  信仰使人成为自己梦想的奴隶。
[12]
  世上本就不存在一钥开千锁的“主义”,治世良方也不可能从一种“主义”中提取,只能综合各维度经验不断调试修正。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经验,谁都无法成为导航万世的上帝。

  4、分权制衡

  再贤明的领袖也可能犯错,再伟大的个人也难敌集体智慧,国家命运决不可拴系一人之识、握于一人之手。三权分立虽存弊端(易引纷争),但能及时纠错,防止独裁,利弊相权,历史现阶段最精密的政治制度。尤其较之一党专政,中共都很清楚矮了一大截。毛泽东独裁祸国,中共无法程序性制止,解决“四人帮”仍靠老套路宫廷政变,中国政治目前仍处于暴力集权封建低层次。
  欧美民主政制凝结政治操作各种历史经验,兼顾人性方方面面。三权分立历经欧美三百余年修订调整日臻完善,模仿照抄,成本最低,便宜可靠,为什么非要“中国特色”?还不是中共强硬坚持赤色意识形态、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坚持“一元化领导”、“不松劲”?!

  5、保障自由

  自由的价值根柢在于保护个体权益,任何人为灾难均起于对个权的剥夺,如大饥荒时期规定不准给濒临饿死的“两劳”人员邮寄食品。[13]1975~76年英国皇家学院邀请数学家杨乐、张广厚访英,因“个人出访审查极严”而搁置。1977年,对方再发邀请(瑞士国际函数论会议),中科院外事局递呈报告月余,经政治局在京成员一一画圈,两位数学家才得出访(文革后首例)[1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迁徙自由、无择业自由、无进出境自由……直至无思考自由。今天,中国仍没有第一台阶的言论自由,更无组党自由,任何集会(包括家庭教会)都会有麻烦,甚至会入狱(2020-2-15北大法学博士许志永因厦门聚会被捕)。[15]
  自由为现代人文理念轴心。自由不仅为创造之源,言论自由还保障对各种新说的及时拨辨。同一体系内思维运行同轨,很难发现体系本身的庐山之限。东汉王充(27~97?)已看到“二论相订”的必要性——
  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论衡•案书》)
  自由保证多元,各体系通过互诘浮露局限、修订完善。绝对尊奉一种学说一则主义,等于拒绝辨谬剔误,很愚蠢的固步自封。辨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得走出庐山,才能终识“庐山真面目”。

  6、警惕革命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青年壮志,雄视天下,一揽子解决人类所有问题,天翻地覆慨而慷。然社会纷繁复杂,起底变革,各种变量难以预测。百年赤难惨烈证明:宁改良勿革命,宁慢勿迫,尤须警惕青年革命。曾经也是革命青年的钱理群(1939~ ,中右),晚年引用米兰•昆德拉名言警示后人:“青春是可怕的”。[16]青春热情冲动,发愿宏大而识见尚浅,不易看到社会问题牵涉的方方面面。
  北伐时期青年学生大面积信仰激进赤说,先红后黑的陈公博(1892~1946):“学校未入世的青年都是好奇立异的,也是比较单纯的,三民主义太复杂了,焉有共产主义那样明了!”[17]1932年,章太炎:“现在青年第一个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18]

  7、告别暴力

  西方知识界从法国大革命看到暴力革命的巨大负弊。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认定秩序乃自由的前提:
  当古老的生活见解和规则被取消时,那种损失是无法加以估计的。从那个时刻起,我们就没有指南来驾御我们了,我们也不可能明确知道我们在驶向哪一个港口。
  我体会到这场变革不是带来了改进,而是需要一段漫长的年代才能多少弥补这场哲学式革命的后果,才能使国家回到她原来的立足点上来。
  柏克精辟分析:英美革命以维护传统价值为宗旨,法国大革命则以破坏传统为目的;英美革命指导思想以现实为基础,法国革命则以抽象哲学观念为依据。[19]英国的保守正来自对英法革命的深刻剖识,确立非暴力原则。保守主义也是英国得以摒拒赤潮的文化绝缘层。
  秩序本身就是革命质量的保证,至少保持前后衔接,减低变革成本。现代文明度也集中体现于非暴力。任何暴力革命学说,源头上即应堵截。
  中国一日不送客马列,中共一日还能“不忘初心”(坚持马克思主义),吾华赤难就尚未结束,就还在为马克思主义缴纳暴力性“学费”,中国人民还在熬受红色暴力。

  8、“平等”之辩

  平等,赤潮借以发韧的价值初始支点,最有煽动力的号召语。但是,历史现阶段还只能达到基础平等——生存权平等、教育权平等、种族平等、法律平等,尚不可能达到财富平等、机遇平等、能力平等、实现愿望平等……非洲贫困孩子的命运如何与欧美中上层家庭孩子“平等”?就是欧美国家,不同阶层孩子的人生旅途也不可能“平等”。同时,欲望无限而“蛋糕”有限,“平等”实现各种愿望本无客观可能。硬要一律平等,不承认差异的必然性,不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势必摧毁殖富机制,共同富裕只能得到共同贫困,均富成均贫。
  “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深陷赤漩,自就“平等”缚绳。1974-12-26毛泽东谓周恩来: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20]
  不同努力不同禀赋得到不同结果,也是一种平等,一种更重要的平等——保持社会整体平衡的平等。公有共产只顾穷人一头,不同工而同酬,等于鼓励不劳可获,制造更大不公——弱者剥削强者。追求单一“平等”而打碎整体平衡(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以偏概全以小损大,除微疵而毁整器。

  结语

  共产主义非不熟之果,并非生产力尚未达到相应阶段而失败,而是原理错误原点歪斜,永不可能也不应实现。共产之弊远远大于设计之利,全球赤国一律经济瘫痪、持续饥荒、政治恐怖、特权腐败。实践证明:失去绩效酬差,根本无法“按劳取酬”,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破坏生产力。人性本私应私,理性制度只能兼私含公而非灭私纯公。
  辨邪说于新兴,识凶险于初萌,史学最重要功能。国际共运肇难如此之烈,当然得用力拧绞经验训诫、提炼防堵原则。否则,巨额“学费”就白白缴纳了,人类还有可能重蹈复辙。“共产”“平等”对穷人诱力永存。只要还有穷人,共产主义就存在社会土壤,仍有可能披新衣而还阳。因此,必须警惕各种花哨艳说(挂幌拯溺济贫),说得越靓,越得提高警惕!

  2021年4月  Princeton
  本文为尚未出版拙著《这是为什么?——“右”难及成因》总结部分,2021年3月18日哥伦比亚大学网上演讲内容。

  注释:
  [①] 1949年前2000万,1949~1957年415万余(土改60万、镇反70万、剿匪260万、抗美援朝20万、肃反5.3万),1959~1961大饥荒4000万,1966~1976文革2000万。
  [②] (美)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Jerome Meisner):《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15。
  [③] 胡适:〈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自由中国》(台北)1949-11-20。《胡适选集•政论》,文星书店(台北)1966年,页192。
  [④] 转引自(英)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法国革命论》(1790),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9年,页198。
  [⑤]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06年,页228。
  [⑥] 转引自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北京)2004年,页429。
  [⑦] 帕特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宁死〉。晓柳主编:《历史深处的声音》,海南出版社1999年,页57。
  [⑧] 转引自:(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页29。
  [⑨]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189~190。
  [⑩] (英)伯兰特•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上海)1996年,页1。
  [11]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190。
  [12]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群众心理研究》,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51、115。
  [13] 巫宁坤:《一滴泪》,远景出版公司(台北)2002年,页95。
  [14] 〈杨乐回忆当年以个人身分出国•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都画了圈〉,《中国青年报》(北京)2007-8-22。《报刊文摘》(上海)2007-8-27摘转。
  [1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许志永
  [16] 《钱理群文选——拒绝遗忘》,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90。
  [17]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23。
  [18] 章太炎:〈今日青年之弱点〉,晓柳编:《历史深处的声音》,海南出版社1999年,页169。
  [19] 柏克:《法国大革命》,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8年,页104、174、页iii、xi(译者序言)。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4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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