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實踐之弊遠遠大於設計之利。國際共運肇難如此之烈，當然得用力擰絞經驗訓誡、提煉防堵原則。否則，百年來的巨額“學費”就白白繳納了，中國與人類還有可能重蹈復轍。只要還有窮人，共產主義就存在社會土壤，仍然有可能披新衣而還陽


　　老高按：中共百年，北京將要大張旗鼓地慶壽，自不待言，剛才讀到RFI報道：北京警方公告，將於6月12至13日在天安門地區及長安街沿線舉行建黨百年慶祝大會核心要素演練，並實施交通管制。中共官媒和控制下的網絡，百年賀壽文章更是鋪天蓋地。
　　讓我想起那句掃興的法國雋語：批評不自由，則讚美無意義。
　　中共百年自然也是海外思想文化界的一個大話題。鄙人不才，寫不了鴻篇巨帙來評點中共百年軌跡、世紀壽辰，但也接受了媒體專訪，從某些側面來幫中共總結長壽秘訣之一二；我還在推特上自設了一個欄目：【黨史三百則】，搜撿中共官方正統黨史中沒提、少提或者錯提的史實，拾遺補缺，居然讀者不少，每則瀏覽量少則六、七千，多則三、四萬，多少能起到避免歷史虛無主義，完整、準確地理解中共百年歷史經驗教訓的作用。
　　幾家肯定被中共打入另冊的媒體，聯合主辦了關於中共百年的徵文，陸續在網上刊出。我偶爾也會拜讀。今天讀到裴毅然的《百年中國共運回眸——防赤八誡》，感覺他講的八條教訓，匯聚了眾多先賢哲人的吉光片羽，雖是裴氏一家之言，卻可能啟發更多讀者也都來為中共黨運國運總結、歸納各自的感悟。他的語言風格是文白夾雜，可能某些讀者不很適應？希望不構成大礙。


　　百年中國共運回眸——防赤八誡

　　裴毅然，議報、民主中國、縱覽中國


　　赤潮禍世百年，從最根本的源頭上，套用一句熟語：“都是理想惹的禍”。社會發展離不開理想燈塔，因此各朝各代總有借披理想外衣或被理想所惑的興亂者，分辨正義理想與興亂邪說實為提煉赤難訓誡之重頭。為防赤潮再起，循災因堵漏缺，止亂於初，扼災於苗，尤須補上歷時性文化漏洞，即提高全社會理性層次、加強辨誤能力、提高“度”之掌控——既有理想又不偏方向。
　　馬克思主義炫稱“科學社會主義”，披罩“無私”靚衣，倚靠世人撥辨新說的時間差，赤旗一時新艷，惑力強勁。因此，針對靚麗“無私”、時間差“彼岸”，訓誡相應為二：⑴一切以滅私為旨的“主義”均為邪說；⑵一切以“彼岸”證效的革命方案均須抵制。社會進化必須持守的基本原則：以經驗為據、以實踐為準。只能用實踐證效之策濟貧扶困，不能僅憑主觀理想。
　　百年中國共運，前後八千餘萬國人陪葬[①]。筆者提煉防赤訓誡為八——

　　1、現實第一

　　共運赤難核心謬因乃哲學性問題：理想與現實之關係。人類進步需要理想牽引，進步動力亦源於濟世願望，但理想必須合乎客觀現實，主觀的“應然”必須符合客觀的“實然”，而非客觀“實然”倒趨逆吻主觀“應然”。追求理想不可降低已有文明水平為代價，更不能為理想而毀現實。
　　人類只能漸趨完美，要求立時完美，勢必脫離現實。丘吉爾名言：“完美即癱瘓”。共產主義追求“完美”，自稱“最後鬥爭”，各赤國無一不癱瘓。
　　西方學界擲評烏托邦——
　　烏托邦主義是人類愚蠢的極致……把烏托邦主義看作現代歷史中最黑暗的一種邪惡力量。[②]
　　馬克思主義以“未來”名義重新安排社會秩序，所謂“只接受未來檢驗”，實為躲避現實檢驗，各國共運一路滴淌暴力血腥，無法以現實為證。歷史一再證明：文明只能緩進漸變，拾階而上，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所有“最後鬥爭”“直入天堂”，定為裹邪之說。
　　美國學者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社會進步並不是一種批發的買賣，而是零售的生意。[③]
　　人類認識能力有限，不可能看得太遠，今天的局部修正，就是通往美好明天的台階，積量變才能成質變，直接質變，一鍬挖口井，可能乎？

　　2、尊重傳統

　　共產主義徹底否棄傳統，顛覆一切秩序，大亂甲乙，赤難直接成因。傳統之所以必須尊重，就在於它是人類經驗倉庫，凝含一系列歷史理性，尊重傳統就是帶上祖先最好的東西。法國法學家讓•多馬（Jean Domat，1625～1696）：慣例乃自然法的一部分。[④]長期形成的慣例實為博弈之果，存在即合理，凝含種種實踐經驗。
　　開來只能立足繼往，立足既有台階，儘量利用已積澱的經驗、已有建築材料。盡棄傳統豈非極其愚蠢地退回周口店，一切從頭摸起？不沿着既有台階前進的革命，勢必偏離理性中軸，拐入旁門左道。中國共運肇難如此慘烈，跌入吾華歷史黑暗谷底，從最低標準再出發。二十一世紀初，王蒙：“對我來說，今天中國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worst。（比最差稍好）”[⑤]
　　社會秩序的核心就在於各種利益關係的精細協調、精密碼放價值序列。與時俱進的制度修訂，合理性只能來自實踐試錯，無法人為設計。中國這樣的古國大國，現代化轉型必須帶着傳統一起走，驟然與傳統脫節，失去檢驗新說標尺，一切亂套失控。赤色革命宣稱只接受未來檢驗，當下一切（包括赤區災難）失去檢驗赤色革命合法性，實踐失去檢驗“真理”的資格，吾華由是走向絕地。
　　美國人類學家克萊德•克盧布哈恩（Clyde Kluckhohn，1905～1960）：
　　一個社會要想從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來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離開文化傳統的基礎而求變求新，其結果必然招致悲劇。[⑥]
　　1775年美國“大陸會議”，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著名講演詞——
　　我只有一盞指路明燈，那就是經驗之燈。除了以往的經驗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判斷未來。[⑦]
　　世界近代史也證明：成功的社會變革多為漸進銜接型，可逆可改，留有校正餘地。如英國光榮革命（1689），如西北歐、北美、亞洲四小龍（韓台港新）、約旦、摩洛哥、印度……這些成功範例所凝結的經驗得到廣泛認可。
　　激進論、突變說，以主觀設計否定客觀經驗，危險係數極高。社會變革，牽一髮動全身，不經實踐，各項變量難以預測，寧慢勿錯，寧可摸着石子過河，腳踏實地，安全第一。斷裂式突變，與傳統完全脫鈎，棄經驗而就未知，革命成賭博，脫軌列車，勢必墜淵。“五四”左翼士林認定現代化必須首棄傳統，中國現代化走了大彎路直接首因。
　　傳統≠消極，保守≠落後，尊重傳統=尊重自然。吾華經典“中庸”、古希臘箴言“凡事勿過度”，不走極端、可控可逆，至要箴言。

　　3、防堵艷說

　　創新之日即易錯之時。大膽設計，必須小心求證，豈能倚新自聖？艷說求靚，必悖常俗，以新求艷，以靚炫世。史實證明：越靚麗的“主義”勢必越脫離現實，因為距離現實越遠才可能越顯靚麗。懸幌“終極解決一切”，一定是無法到達的烏托邦。至少兩三百年內，人類只能在通往美好的路上。再則，真若到達盡善盡美的終點（不必發展也不可能發展），豈非相當可怕？
　　士林向以救世濟民為職志（“開萬世之太平”），先天左傾，容易接受大尺度變革方案。這一士林弱點，恰為馬克思主義所趁。追麗逐艷，迷醉幻影，人性重大弱點，赤潮發韌濫觴。
　　德國詩人弗•荷爾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 1770～1843）：
　　總是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⑧]
　　認清邪說、褪其靚衣，需要一定時間，存在致命“時間差”。英國坎特伯雷大教長休立特•約翰森（Hewlett Johnson 1874～1966），1930～50年代訪蘇訪華，不斷為赤色共運高聲辯護。1953年，大教長出版《中國：新的創造性時代》，宣稱在中國看到二十年前蘇聯出現的“人間天國”——
　　中國正在上演一出宗教性的戲劇，它對貪婪的憎惡和基督教完全一致。
　　（中國）正在把人從物質占有的本能中解放出來，為建立在更高基礎上的新社會鋪平道路。……他們的小我消失了。我們夢想了多少年的真正基督教的因素在中國實現了。[⑨]
　　1965年，伯蘭特•羅素仍在挺共：“中國人曾歷經磨難，但他們的英雄主義拯救了他們，他們應該成功。願成功是他們的！”[⑩]1972年，費正清認為中國文革乃“影響深遠的道德十字軍遠征”，將人性引向“自我犧牲和為別人服務的方向”，管理中國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典範，值得美國仿效。[11]
　　人文學科乃錯誤高發區域，各種主義各套邏輯，解釋歷史、規劃未來、校正現實。意識形態決定價值排列秩序、看待事物的立場角度，每一場大型社會運動均起於意識形態之萍末。西方社會學家：
　　觀念一旦確立就擁有很強大的力量。最後我們看到，歷史上的大動盪就是由這些基本觀念的變化造成的。
　　信仰使人成為自己夢想的奴隸。[12]
　　世上本就不存在一鑰開千鎖的“主義”，治世良方也不可能從一種“主義”中提取，只能綜合各維度經驗不斷調試修正。任何人都不可能窮盡所有經驗，誰都無法成為導航萬世的上帝。

　　4、分權制衡

　　再賢明的領袖也可能犯錯，再偉大的個人也難敵集體智慧，國家命運決不可拴系一人之識、握於一人之手。三權分立雖存弊端（易引紛爭），但能及時糾錯，防止獨裁，利弊相權，歷史現階段最精密的政治制度。尤其較之一黨專政，中共都很清楚矮了一大截。毛澤東獨裁禍國，中共無法程序性制止，解決“四人幫”仍靠老套路宮廷政變，中國政治目前仍處於暴力集權封建低層次。
　　歐美民主政制凝結政治操作各種歷史經驗，兼顧人性方方面面。三權分立歷經歐美三百餘年修訂調整日臻完善，模仿照抄，成本最低，便宜可靠，為什麼非要“中國特色”？還不是中共強硬堅持赤色意識形態、抵制“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堅持“一元化領導”、“不鬆勁”？！

　　5、保障自由

　　自由的價值根柢在於保護個體權益，任何人為災難均起於對個權的剝奪，如大饑荒時期規定不准給瀕臨餓死的“兩勞”人員郵寄食品。[13]1975～76年英國皇家學院邀請數學家楊樂、張廣厚訪英，因“個人出訪審查極嚴”而擱置。1977年，對方再發邀請（瑞士國際函數論會議），中科院外事局遞呈報告月余，經政治局在京成員一一畫圈，兩位數學家才得出訪（文革後首例）[14]。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無遷徙自由、無擇業自由、無進出境自由……直至無思考自由。今天，中國仍沒有第一台階的言論自由，更無組黨自由，任何集會（包括家庭教會）都會有麻煩，甚至會入獄（2020-2-15北大法學博士許志永因廈門聚會被捕）。[15]
　　自由為現代人文理念軸心。自由不僅為創造之源，言論自由還保障對各種新說的及時撥辨。同一體系內思維運行同軌，很難發現體系本身的廬山之限。東漢王充（27～97？）已看到“二論相訂”的必要性——
　　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論衡•案書》）
　　自由保證多元，各體系通過互詰浮露局限、修訂完善。絕對尊奉一種學說一則主義，等於拒絕辨謬剔誤，很愚蠢的固步自封。辨識馬克思主義當然也得走出廬山，才能終識“廬山真面目”。

　　6、警惕革命

　　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馬克思30歲，恩格斯28歲。青年壯志，雄視天下，一攬子解決人類所有問題，天翻地覆慨而慷。然社會紛繁複雜，起底變革，各種變量難以預測。百年赤難慘烈證明：寧改良勿革命，寧慢勿迫，尤須警惕青年革命。曾經也是革命青年的錢理群（1939～ ，中右），晚年引用米蘭•昆德拉名言警示後人：“青春是可怕的”。[16]青春熱情衝動，發願宏大而識見尚淺，不易看到社會問題牽涉的方方面面。
　　北伐時期青年學生大面積信仰激進赤說，先紅後黑的陳公博（1892～1946）：“學校未入世的青年都是好奇立異的，也是比較單純的，三民主義太複雜了，焉有共產主義那樣明了！”[17]1932年，章太炎：“現在青年第一個弱點，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18]

　　7、告別暴力

　　西方知識界從法國大革命看到暴力革命的巨大負弊。英國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認定秩序乃自由的前提：
　　當古老的生活見解和規則被取消時，那種損失是無法加以估計的。從那個時刻起，我們就沒有指南來駕御我們了，我們也不可能明確知道我們在駛向哪一個港口。
　　我體會到這場變革不是帶來了改進，而是需要一段漫長的年代才能多少彌補這場哲學式革命的後果，才能使國家回到她原來的立足點上來。
　　柏克精闢分析：英美革命以維護傳統價值為宗旨，法國大革命則以破壞傳統為目的；英美革命指導思想以現實為基礎，法國革命則以抽象哲學觀念為依據。[19]英國的保守正來自對英法革命的深刻剖識，確立非暴力原則。保守主義也是英國得以摒拒赤潮的文化絕緣層。
　　秩序本身就是革命質量的保證，至少保持前後銜接，減低變革成本。現代文明度也集中體現於非暴力。任何暴力革命學說，源頭上即應堵截。
　　中國一日不送客馬列，中共一日還能“不忘初心”（堅持馬克思主義），吾華赤難就尚未結束，就還在為馬克思主義繳納暴力性“學費”，中國人民還在熬受紅色暴力。

　　8、“平等”之辯

　　平等，赤潮藉以發韌的價值初始支點，最有煽動力的號召語。但是，歷史現階段還只能達到基礎平等——生存權平等、教育權平等、種族平等、法律平等，尚不可能達到財富平等、機遇平等、能力平等、實現願望平等……非洲貧困孩子的命運如何與歐美中上層家庭孩子“平等”？就是歐美國家，不同階層孩子的人生旅途也不可能“平等”。同時，欲望無限而“蛋糕”有限，“平等”實現各種願望本無客觀可能。硬要一律平等，不承認差異的必然性，不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勢必摧毀殖富機制，共同富裕只能得到共同貧困，均富成均貧。
　　“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深陷赤漩，自就“平等”縛繩。1974-12-26毛澤東謂周恩來：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20]
　　不同努力不同稟賦得到不同結果，也是一種平等，一種更重要的平等——保持社會整體平衡的平等。公有共產只顧窮人一頭，不同工而同酬，等於鼓勵不勞可獲，製造更大不公——弱者剝削強者。追求單一“平等”而打碎整體平衡（損害社會整體利益），以偏概全以小損大，除微疵而毀整器。

　　結語

　　共產主義非不熟之果，並非生產力尚未達到相應階段而失敗，而是原理錯誤原點歪斜，永不可能也不應實現。共產之弊遠遠大於設計之利，全球赤國一律經濟癱瘓、持續饑荒、政治恐怖、特權腐敗。實踐證明：失去績效酬差，根本無法“按勞取酬”，不是發展生產力，而是破壞生產力。人性本私應私，理性制度只能兼私含公而非滅私純公。
　　辨邪說於新興，識兇險於初萌，史學最重要功能。國際共運肇難如此之烈，當然得用力擰絞經驗訓誡、提煉防堵原則。否則，巨額“學費”就白白繳納了，人類還有可能重蹈復轍。“共產”“平等”對窮人誘力永存。只要還有窮人，共產主義就存在社會土壤，仍有可能披新衣而還陽。因此，必須警惕各種花哨艷說（掛幌拯溺濟貧），說得越靚，越得提高警惕！

　　2021年4月  Princeton
　　本文為尚未出版拙著《這是為什麼？——“右”難及成因》總結部分，2021年3月18日哥倫比亞大學網上演講內容。

　　注釋：
　　[①] 1949年前2000萬，1949～1957年415萬餘（土改60萬、鎮反70萬、剿匪260萬、抗美援朝20萬、肅反5.3萬），1959～1961大饑荒4000萬，1966～1976文革2000萬。
　　[②] （美）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Jerome Meisner）：《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1年，頁15。
　　[③] 胡適：〈民主與極權的衝突〉。《自由中國》（台北）1949-11-20。《胡適選集•政論》，文星書店（台北）1966年，頁192。
　　[④] 轉引自（英）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法國革命論》（1790），何兆武等譯，商務印書館（北京）2009年，頁198。
　　[⑤] 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牛津大學出版社（紐約）2006年，頁228。
　　[⑥] 轉引自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三聯書店（北京）2004年，頁429。
　　[⑦] 帕特里克•亨利：〈不自由，毋寧死〉。曉柳主編：《歷史深處的聲音》，海南出版社1999年，頁57。
　　[⑧] 轉引自：（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7年，頁29。
　　[⑨] 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田園書屋（香港）2008年，頁189～190。
　　[⑩] （英）伯蘭特•羅素：《中國問題》，秦悅譯，學林出版社（上海）1996年，頁1。
　　[11] 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田園書屋（香港）2008年，頁190。
　　[12] （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群眾心理研究》，何道寬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51、115。
　　[13] 巫寧坤：《一滴淚》，遠景出版公司（台北）2002年，頁95。
　　[14] 〈楊樂回憶當年以個人身分出國•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員都畫了圈〉，《中國青年報》（北京）2007-8-22。《報刊文摘》（上海）2007-8-27摘轉。
　　[1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許志永
　　[16] 《錢理群文選——拒絕遺忘》，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90。
　　[17] 陳公博：《苦笑錄》，東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頁23。
　　[18] 章太炎：〈今日青年之弱點〉，曉柳編：《歷史深處的聲音》，海南出版社1999年，頁169。
　　[19] 柏克：《法國大革命》，何兆武等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8年，頁104、174、頁iii、xi（譯者序言）。
　　[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8年，頁413～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