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提出「韧性威权」之概念——比「后极权主义」更准确，但仍显得有些轻忽。2003年1月，黎安友在《民主》杂志发表〈威权主义的韧性〉一文，认为「中国没有出现民主转型，反而是完成了由极权主义向经典威权政权的转型，并且似乎变得越来越稳定了」。

「韧性威权时代」中国的观念场域尚未定于一尊。体制内开明派政治评论员马立诚概括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二十年间的八种社会思潮，差不多可以涵盖观念场域有限度的「众声喧哗」。

邓小平理论，二马先富派的遮羞布：我的钱是党的钱！

官方意识形态，涵盖江泽民「三个代表」及胡锦涛「科学发展观」。马立诚支持「改革开放」，试图维护后邓理论中偏向自由化的一面，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他承认，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中国出现腐败丛生、贫富分化等诸多问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新一轮洋务运动，在政治思想的开放上还不如洋务运动。邓小平在政治改革——即放弃中共一党独裁——上寸步不让，体现了其被毛形容为「开钢铁公司的」之顽固专横特质。邓先后罢黜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不能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的总书记，并在一九八九年调动野战军屠杀抗议民众，不惜「杀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由此可见，邓毛是一体的。

在经济层面，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论，一旦在「市场经济」之前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名存实亡。这是一套欧威尔式的「新语」，在上世纪八〇年代，却是必不可少的保护伞，正如台湾学者朱敬一所说：分明是私有财产，偏偏要用什么「包产到户」去形容；分明是家里私养了驴马，却迂迴说「交通工具不算财产」；分明是在搞自由化，却坚决反对自由化；分明是在走市场经济，却说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但它又不单单是改革者自我保护的战术，扭曲的语言体现的了扭曲的现实：在中国，「市场经济」不是清教徒观念秩序之下以保障私有产权和契约精神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是太子党「先富起来」的遮羞布。一旦太子党抓紧钱袋子、刀把子、枪桿子和笔桿子，「市场经济」就黯然退场，「国进民退」乃至新一波公私合营就开始了。所以，马云和马化腾等非太子党的「先富派」才争先恐后地宣称，「我的钱不是我的钱，我的钱是党的钱」。

毛左：歌颂习近平企图东山再起

「毛左」的核心思想是坚持毛主义，坚持文革正确，坚持阶级斗争，坚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时反西方。「毛左」反对中国参与全球化、加入世贸组织，认为中国因此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之附庸。「毛左」大都反邓，认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走资派」的定义是正确的，并进而批判江泽民和朱镕基是「洋务派」和「卖国贼」。在邓小平时代及后邓小平时代，「毛左」的观点基本无法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中流》等「毛左」传统刊物被叫停，「毛左」的舆论阵地退缩到「乌有之乡」网站。但掌权的「走资派」对「毛左」大致网开一面。

「毛左」的成分颇为复杂，包括毛时代的一些退休官员和文胆（如毛时代的冶金部副部长马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等）、信奉毛主义的学者（如经济学家郎咸平、北大文学教授孔庆东）其基本盘是未能在「改革开放」中获利的底层青年或对现实不满却找不到正确出路的「愤青」（如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成员）。

他们的观点涉及面颇广，如郎咸平主张「以大政府主义和中央集权来就诊国企改革」（此一观点在胡温后期和习近平时代被官方部分采纳）；如巩献田反对《物权法》，认为保护个人财产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如张宏良肯定文革，认为「文革创造了与现代化社会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毛左」一度涌到薄熙来「唱红打黑」高潮期的重庆，以薄熙来为盟主，为之摇旗吶喊。薄熙来垮台后，「毛左」一度偃旗息鼓。当习近平呈现出作为薄熙来之升级版的真面目之后，「毛左」转而歌颂习近平，企图东山再起。

新左派：一国两制已过时，对港得全面管制

新左派在维护毛泽东、反西方上跟老左派一样，只是他们使用的理论工具更新潮、更时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常常挂在嘴边的人名是萨伊德（Edward Said）、杭士基（Noam Chomsky）、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等。他们的文风亦如翻译文字，食洋不化，以洋治洋。西方左派有一定的真诚度，敢于批判其所处社会的种种问题；中国的新左派则从来不敢批评中国社会的癥结所在——共产党一党专制，却将中国的问题全都归结到西方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大都身处体制内（学术界），并受当局的纵容和支持。

胡锦涛时代后期，新左派向国家主义靠拢。北大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着史》一书中提出中国中心主义史观；王绍光和胡鞍钢鼓吹提升国家吸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控制能力；由自由派转向新左派的文学评论家摩罗赤裸裸地为希特勒翻案，认为希特勒敢于反抗英美强权，虽败犹荣，中国应当向希特勒学习，其《中国站起来了》一书在中国公开出版；曾在香港中联办任职的北大法学博士强世功公然宣称一国两制已过时，中央要对香港实行全面管制——他们相信政治的实质就是暴力和征服，中国的国家意志就是党国意志，党是灵魂，国是肉身。新左派已沦为新纳粹。

民主社会主义：谢韬那代人能走的最远处

它与自由主义较为接近，持这种观点的多为已退休的体制内开明派，以被整肃之前的《炎黄春秋》杂志和「共识网」等为言论阵地。最系统地论述这一观点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曾当过右派的谢韬。谢韬在《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道路有所反思，更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而瑞典等西北欧国家成功实践了社会民主自由，「构成社会民主自由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而其核心是民主」。北欧模式是中国学习的榜样。

这是谢韬那一代老人所能走到的最远处。他们的局限是，无法脱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框架。北欧模式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其经济是市场经济，其政治是议会民主，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北欧模式只适宜于仅有数百万人口且资源丰富的小国（即便如此，过度福利也给瑞典等国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目前已难以为继），北欧模式无法为人口和资源状况完全与之迥异的中国所效仿。

自由主义：《零八宪章》后出现内在流亡者

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基本上是世俗自由主义，其光谱较为广泛，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无所不包。很多世俗自由主义者对基督教文明并不友善。在西方积累数百年的各种自由主义从上世纪八〇年代一股脑地进入中国思想场域，知识分子来不及咀嚼、消化，照单全收。

不过，如果寻求自由主义的最大交集，正如其代表人物徐友渔所说：「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对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尊重和保护。」上世纪八〇年代，自由主义是民间主流思潮，经过天安门屠杀之后，在九〇年代初期和中期蛰伏、酝酿，在九〇年代末期再度兴起。由于网路和自媒体的出现、以南方报系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的涌现，自由主义在2008年之前的舆论场域拥有极大影响力。

从2008年中共镇压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体的《零八宪章》运动之后，自由主义逐渐式微。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对媒体、大学和NGO的严酷迫害，使自由主义所拓展的民间空间和思想资源几乎归零，很多自由主义者被迫流亡海外或成为「内在的流亡者」，也成为新一轮的「思想史上失踪者」。

民族主义：21世纪是中美对决的世纪

1990年代末以《中国可以说不》等书籍走红为标志，民族主义异军突起——据说该书发行超过三百万册，书商和作者用麻袋装从经销商那里收到的现金，然后移民美国。这就是中国式的、言行脱节的民族主义。近年来，中国的民间情绪跟希特勒崛起之前的威玛德国非常相似，反美、反日的思潮和活动此起彼伏，官方有意培植和诱导该思潮为其所用。

民族主义思潮的高峰，为军方学者刘明福在2010年出版《中国梦》一书。刘认为，21世纪是中美对决的世纪，中国要通过战争来结束美国的霸主地位，实现「战斗崛起」：「中国时代的第一个标志，就是确立在世界的领袖地位，发挥对国际社会的引领作用。」习近平对此书颇为欣赏，将该书思想纳入其执政理念，提出以「中国梦」为核心的「习近平思想」。由此，习近平本人成为民族主义旗手。

民粹主义：从红卫兵到「汉奸榜」

近代以来中国多次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沼，如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等；毛泽东是操弄民粹主义的大师，毛时代历次政治运动都有民粹主义的成分，其登峰造极就是红卫兵和造反派运动。

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藉助网路等新技术的力量，对异见人士发起人肉搜索和网路公审。近年来，民粹主义的代表性事件有：经济学家茅于轼因批评毛泽东，毛粉组织「公诉团」，到茅于轼的居家及工作场所骚扰，进而在「乌有之乡」网站设置「汉奸榜」，号召民众动用私刑惩罚「汉奸」，刘晓波、茅于轼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皆名列其中；杨佳杀死多名警察（并非虐待他的警察）之后，被民粹主义者推崇为大侠和英雄，艾未未是将杨佳造神的重要推手，他本人被推特上的民粹思潮奉为「艾神」。民粹主义者跟毛派有高度重合性。

新儒家：充当大外宣马前卒的孔子学院

当代中国新儒家跟上世纪五〇年代的海外新儒家不同。天安门屠杀之后，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成为知识界「自我疗伤」的一种方式。当代本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蒋庆否定海外新儒家，认为后者偏安于学院、不敢实现政治理想，且认同西方民主自由价值、不敢坚守固有的儒家文化。蒋庆主张重建儒家，将中国建成政教合一的国家，以实行王道统治——这是康有为的思路。中国当代新儒家中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宪政理念的是秋风（姚中秋），他认为应当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宪政在中国古已有之，孔子是公民社会的开创者——这是钱穆的思路。

胡温时代，新儒家颇为走红，民间创办儒家私塾和学院层出不穷（游走于中港台的南怀瑾成为权贵富豪竞相交往的文化明星）。孔子塑像一度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一侧，后来因为党内反弹太大，又悄然撤走；孔子学院作为中国「软实力」的象征遍布世界各国的着名学府，充当大外宣的马前卒——2020年，因孔子学院在西方被认定为间谍学院，中共又悄然改名。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与共产专制思想尚未完成有机整合。

万国来朝后，中国迈向「野蛮崛起」

以上八种思潮，第一种邓小平理论是官方意识形态，其他七种都处于在野状态，其中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等五种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则遭到官方的敌视和打压。

该时代结束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万国来朝」是中国迈向「野蛮崛起」的起点。

作者简介

余杰

1973年生于成都，1992年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98年出版处女作《火与冰》，畅销百万，其文字和思想影响了中国一代年轻人。2012年赴美，抛弃如同「动物农庄」般野蛮残酷的中国，誓言「今生不做中国人」，并致力于在思想观念上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解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传统，进而在华语文化圈推广英美清教徒精神与保守主义价值，也就是其独树一帜的「右独」理念。

余杰集政治评论家、散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倡导者于一身，着作六十余种，涵盖当代政治、古典文学、近代思想史、民国历史、台湾民主运动史、基督教公共神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多次入选「最具影响力的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并获颁「汤清基督教文艺奖」、「公民勇气奖」等奖项。

着作包含《徬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那明亮的地方：台湾民主地图》、《不自由国度的自由人：刘晓波的生命与思想世界》、《人是被光照的微尘：基督与生命系列访谈录》、《1927：民国之死》、《1927：共和崩溃》、《用常识治国》等书。

※本文摘取自《大光：宗教改革、观念对决与国族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