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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拳头羊毫笔不敌等级差距
送交者:  2021年05月01日09:07:35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毕汝谐(作家 纽约)


幼时,我和邓英淘(邓力群之子)似乎是一对天敌;我们俩都是独身子,自高自大,眼里没谁;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就打了一架——我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他把我的脑门打出了包;打架耗时五分钟,为了确认谁是胜利者,双方却激辩了半个小时!     

后来,我和邓英淘三天两头打架,景山学校小学部有个安静的后院,是我们俩固定的战场;而我始终无法把他打得服服帖帖(按照当年的规矩,他如果连唤我三声哥哥,就算认输了),这厮比我小两岁,小时候,这算是相当大的年龄差;而邓英淘不屈不挠,硬是跟我打成了平手,让我觉得脸面没处搁。

为了改进打架技术,我专门预备了一个小本本,进行实战总结。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的小节是这样的:今天左右出拳快速,可惜还没有达到连珠炮的地步。 

打架、打架、打架,我和 邓英淘 不断地打架;直到有一天——我们打到天黑,不分胜负,只得歇手。这时,邓力群派司机把大红旗轿车开到景山学校来接 邓英淘 回家;我眼见邓英淘 舒舒服服地坐上大红旗车,而我却只能拖着疲惫之身骑自行车回家。在这一刻,我忽而明白了,我与 邓英淘 的打架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我用铁拳头强迫 邓英淘 唤我一万声哥哥,也不敌自行车与大红旗的等级差距!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和邓英淘打架了。

文革后,我们家好不容易进步为行政副部级医疗正部级(全国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者是一个定数,走一人方能补一人);而人家邓力群飞黄腾达,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堂堂副国级(甚至,左王陈云王震一度提名 邓力群 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如此一来,我和邓英淘的等级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好在我早已对此认命了。

北京上层社会等级之森严,令人不寒而栗。

——我有个老朋友是副部长之子,他攀高娶了一位当红副总理的女儿;结果是婚礼那天女方娘家无一人露面,以示抗议。 

——徐向前有个女儿嫁给了平民百姓之子;邻人经常听到这位弱势女婿大声呼喊"不要以势压人,不要以势压人!" 

邓英淘和其父 邓力群 一样,是真正的左派,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左派。 邓英淘在山西插队时,为了抗旱,在地里干了五天五夜没回村,落下毛病,以致早早离世。

我与 邓英淘 针尖对麦芒,几十年不说话;但是我内心很尊重这些真正的左派,还有张宏良等等。

说过铁拳头再说羊毫笔—— 

小时候,我和童天齐(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童大林之子)是同班同学,我们一度每天结伴上学下学,情同手足。那个时候,景山学校在童大林的直接领导下搞教育改革,拒绝使用全国统一教材,而以繁体字的古文观止作为小学语文课本,还编印了儿童学诗的课外教材,内有大批唐诗宋诗,强令我等熟读成诵。久而久之,我 和童天齐 也开始写诗了。我记得我写过一首诗,最后一句是:天齐伴我回家行。童天齐为此受了刺激,在作文里写道: 毕汝谐 竟然能够写出这样好的诗,我落后了,我一定要追赶他。

作为中宣部秘书长之子, 童天齐 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条件。1962年六一儿童节这一天,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童天齐的作文雨,就此一下子把我甩出几条街了!当时,儿童文学权威谢冰心因老伴儿吴文藻教授划成右派,急于改善政治处境,立刻抓住这个机会献媚高官,把一篇小学生的作文吹嘘得天花乱坠! 

童天齐 还收到5块钱稿费(在毛泽东时代,5块钱是个钱呢);一夜之间, 童天齐 变成了人人夸赞的小作家,名利兼收。

我幼小的心灵备受刺激,痛苦万分。我隐隐觉得自己永远追不上童天齐了,就像飞毛腿永远追不上摩托车手一样。在 童天齐 背后,有着无比强大、不可匹敌的国家力量(童大林家有红色保密电话机,可以直通毛刘周朱办公室)。 

且说 童天齐 也为等级差距所苦,他曾经跟我抱怨:我们家和 许立群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家一起出游,他们家很风光,我们家很寒酸。我暗忖:如果你们家很寒酸,我们这些人还活不活呢?   

从此,我与 童天齐 面和心不和;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羡慕嫉妒恨;为了发泄对 童天齐 的嫉妒和仇恨,1962年除夕之夜,我用白粉笔在童大林小院的朱门上,画了一只歪脖乌龟。童家人宽宏大量,不与我这个毛孩子一般见识。 

经谢冰心恬不知耻地这么一吹,全国各地一些小读者给童天齐写恭维信;童天齐自是飘飘然,不可一世。

我气得半死,恨不得拉上 童天齐 一起跳崖, 同归于尽 ! 

世人只知女人善妒,却不知文人的嫉妒心比女人强烈一百倍! 

——文革初期,我去中央民族学院看红卫兵造反成果展览,会场一角堆放着吴文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谢冰心家的大量衣物;还有两个粗制滥造的木头人,上面写着这两位的名字,木头人谢冰心披着华丽的貂皮大衣,那些贫穷女人积极地往貂皮大衣上啐吐沫、甩鼻涕;而我在旁怒视木头人谢冰心 ,狞笑道:你活该。 

我不甘失败,企图以个人奋斗与 童天齐 继续较量;我发奋图强,勤奋地创作短篇小说;有一篇小说专门挖苦、讽刺童天齐,主人公的性格非常古怪,而名字就叫古天奇。我向各种文学期刊投稿,很快就被退稿了。

有一封退稿信说:你的文笔很流畅:可是对生活的理解太简单,肤浅。 这和你年纪小有关。

于是。我痛下决心,学习哲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家姐在中国科技大学用过的辩证唯物主义教材以及 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  

而 童天齐 的文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于中央级报纸杂志发表; 用北京土话来说,这叫气死活人不偿命。 

转眼到了1965年初冬, 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 召开,周扬发表了题为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要求大家做又会做工又能种田又会打仗又会写作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当晚,我在北京晚报读到这个报告的摘要,周扬明确表明:从今往后,中国将不再有专业作家这一职业,大家都是工农兵,唯一的区别只是少数工农兵是会写作的,而大多数工农兵是不会写作的,仅此而已。 

即便如此,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也愿意做 少数会写作的工农兵,而不愿意 归身于 广大的不会写作的工农兵。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我继续练笔,孜孜不倦;于1966年寒假创作一篇两万字的短篇小说鹰击长空(两万字是短篇小说的极限,再长就是中篇小说了),讲的是一个十几岁的资本家子弟,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入共青团怀抱的故事;我拿给语文老师同学好友传阅,人人称赞有加。所有人都认为这篇小说已经达到发表水平,绰绰有余。语文老师还说毕汝谐是奇才,将来在写作上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把鹰击长空挂号寄给了上海的少年文艺杂志。少年文艺的编辑们看后很惊讶,他们不相信我是15岁的少年,认为我是成年人,而且是颇为老练的写作者。

他们说要发函到我的学校进行例行调查,我表示同意。景山学校收到少年文艺编辑部的调查函以后,由我的班主任回信说小说肯定是 毕汝谐 写的,而 毕汝谐平时的作文都是小说化的。他还举了个例子:命题作文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别的同学写的都是学雷锋做好事啊、捡钱包啊、助人为乐呀等等,而毕汝谐写的是在解放前领导工人闹罢工的故事,把自己写得像刘少奇李立三一样了不起。

信函一来一往将近两个月,调查结束了。少年文艺的责任编辑表示两万字的小说篇幅较长,他们打算分成4期、每期5000字连载;不是放在少年习作的栏目里,而是作为成年人作品推出。

可是,恰在这时出了岔子;景山学校校长方玄初(笔名敢峰)赶时髦,亲自率领我们下乡劳动一个月;我们去了河北遵化县大寨公社(不是山西那个大寨),是当年著名的穷棒子合作社,社长叫王国藩,曾经受到毛泽东表彰,很有名。

我因而没有及时收到少年文艺编辑部的这封信(他们称我为毕汝谐小朋友),耽搁了时间;回京后大喜,自信心膨胀——鹰击长空是正经八百的小说,比童天齐那些鸡零狗碎的豆腐块文章强百倍!我立即打电报给编辑大朋友(我这样称呼他们),表示竭诚同意他们的处理方式。然而,这时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报上天天批判三家村。我预感事情不妙, 忐忑不安 。果然,过了大约半个月,我收到他们的退稿信,称因为要停刊搞文化革命,只能割爱。 

 1966年7月号少年文艺是最后一期,上面有本班一位女同学(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之女)的批判邓拓的文章;我不禁仰天长叹:这些大官儿的孩子发表文章真容易啊,而我发表文章可真难呐。

文化革命爆发后,我和童天齐就是另一个Story了。失去中宣部秘书长的托撑, 童天齐 的真实水平暴露无遗,不足虑也。 

   我继续做着热昏的文学梦,决定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文革风雷”;灵感来了,门板也挡不住!我很快就写出了前几章,还草拟了全书的故事梗概以及主要人物关系表;我拿给周围的同学朋友显摆,他们大为惊奇,咸认为一个16岁的少年能够写作像模像样的长篇小说 ,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他们主动帮助我搜集素材、抄写稿子,忙得不亦乐乎。

   我没白天没黑夜地写小说,体力消耗很大,每天要吃五顿饭;半年后,“文革风雷”已达将近30万字,我陶醉在胜利在望的喜悦之中。

写作之余,我还干点别的。1967年春,童大林家搬到弓弦胡同,藏书却还留在童家小院;我得知这个消息,就像馋猫闻到鱼腥,心里痒痒的。 

终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自备麻袋,翻墙进入童家小院,敛了整整一麻袋书籍(孔乙己讲话: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满载而归。

孔乙己讲话: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窃书之后是读书;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童氏藏书,爱不释手;在一本利别尔曼著“计划、利润、奖金”的尾页,看到童大林写的密密麻麻的读后感,大意是经营企业应当利润挂帅而非政治挂帅;我不禁莞尔:童大林果真是名副其实的修正主义者,公然与中央工业七十条唱反调!

文革后,我听说童天齐进了地处东交民巷的外交部直属国际关系研究所,确信他的作家梦算是没戏了。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认识了一位学西班牙语的赵姓姑娘,她也在外交部直属国际关系学院供职。次日,我急不可耐地去东交民巷找赵姑娘,动机有三:一是对这个崇高的学术机构景仰已久;二是对赵姑娘心存爱慕(俺是属皮匠的——缝着的就上);三是想从侧面打听 童天齐的近况。谁知,外交部直属国际关系学院是个半保密单位,来访者只能待在会客室,不得进入办公室。赵姑娘拿给我一些童天齐的学术论文,陈词滥调,毫无学术灵气可言 (插句题外话:童天齐的水平比阿妞不牛差远了) ;从此,我不再视 童天齐 为人生对手了。   

进入新世纪,我主动向童天齐交代了窃书的历史劣迹,我们有如下对话——

童天齐:我们搬到弓弦胡同时,中宣部造反派头头王树人不许我们带走藏书。

我:王树人是学哲学的,我读过他编写的"西方哲学家传记",还看过他在新华文摘上发表的几篇论文;凡事都有两重性;贵藏书落在我的手里,总好过落在造反派手里,至少,不会给令尊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呀。

童天齐沉默不语。

我:中共我就佩服一大一小,大是童大林,小是邓小平。

童天齐不无炫耀意味地说:我爸爸是陆定一、赵紫阳这两个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 

我当然知道这是反话正用,借以提示彼此之间几十年不变的等级差距,便连声道:明白,明白。 

 文革前, 陆定一 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童大林曾经口吐狂言:景山学校培养不出马克思,能够培养出一个希特勒也很好嘛。

事实证明:景山学校既没有培养出马克思,也没有培养出希特勒。

倒是歪打正着地培养出一个毕汝谐——几十年前,毛泽东发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二十岁的 毕汝谐 挺身而出,成为文化革命期间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人;而今,习近平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敢问第二个 毕汝谐 又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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