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

认识胡建的时候是七十年代初。

我们父母都在芷江中学工作，也都住在学校里。我家住在小礼堂的边上，前面左边是公共浴室，后面左边是公共厕所，离开大约30多米远。浴室和厕所包括我们住的楼房都靠着一面两米多高的土坎，坎上是一大片菜地，足有三四十米见方。胡建的家在菜地的北面的一排平房教室的中间，与南面的学校食堂遥遥相对。

胡建比我大一点，我也不知道是一岁还是两岁。他是他家最小的，上面有大哥，二哥，和一个姐姐。爸爸妈妈都是语文教师。妈妈叶竹芹老师，洞庭湖畔慈利人，毕业于桃源师范，很早就与胡老师来到芷江教书。叶老师气质高雅，穿着很得体，说话柔和，总是面带微笑。她只给我上过一次课，那是我们的老师病了，她来代课。一口漂亮的普通话朗读，让我们一下就被震住了。其他老师要么是夹生普通话，要么干脆就是家乡口音读课文。只有叶老师的朗读，才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朗读，和朗读的感染力。

叶老师很重视孩子教育。那时是文革后期，小学一直上课，但也只是学毛主席语录，和一点点简单的算术。中学在文革四年以后才刚刚恢复，爸爸就是临时受命组建芷江中学，胡建他父母也是被招来做老师的。但学校也主要是学政治文章，数理化课也上，但非常简单。

胡建的大哥是老三届的，当时好像在机械厂做工人。我有时去胡建家，看见叶老师和大哥讲唐诗宋词，平仄，修辞，还有文学。那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虽然听不懂，但觉得他们讲的都非常高雅美妙。大哥聪明成绩好，只是刚要考大学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命运不济。

我和胡建认识后，加上原来认识的陈晓洪，我们仨是当时住校家属中年龄相仿的小孩，很快就玩到了一起。虽然当时我和晓洪已经因为一年多前的一次“学术争论”生了气不说话，虽然早就消了气，但面子拉不下来仍然还是没有讲话。但通过胡建，我们却能一起玩。胡建是那种脾气很好，很懂事的人，总以我们都能接受的方式说话和行事。

我们玩得多是“打仗”。我们三人每个人召集一帮比我们小的孩子，我们是“司令”，他们是“喽啰”，听我们的指挥，然后我们进行“三国大战”。武器就是手比划成的手枪，子弹就是口里发出的“叭叭！”声。谁的“叭”先发出，只要对方处于暴露的位置，那他就“死”了，弹无虚发，百发百中。我们三拨各自为战，没有联盟，都是敌人。没有裁判，有时候被打“死”的人会狡辩，说我还没有露头怎么会被打“死”？大部分情况下，大家还是很规矩。被打“死”的人会主动站出来，说“我已经死了”，然后去玩去了，以免敌方误会。打到最后还有人“活”着的那一拨就是“三国归晋”的赢家。

一仗下来一般三四十分钟，多则一个小时。但很费精力，要跑，要躲，还要观察。

这种“武战”需要很多人，常常因为人太少而没法“开战”。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文战”的多，就是下象棋。刚开始，我与晓洪不说话，所以都是我们分别与胡建下，但我们俩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不记得我是不是赢过他，总之是输多胜少。胜也是屈指可数，差不多都是输。晓洪也比我好不了多少。三人中，明显他最聪明。

有时候，他与我或与晓洪下的时候，下到一半突然说：“我还有事，你来替我下吧！”，然后就走了。这里我和晓洪就开始直接下棋了，慢慢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和晓洪有时候也能开始从头到尾对局了，虽然仍然不讲话，但心里的坚冰早已融化。

我不知道当时胡建是真的有事，还是故意让我们有机会直接下棋，撮合我们和好。但他从来没有劝过我们和好，所以至今也不知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除了枪战和棋战，我和胡建玩得比较多的就是学骑自行车。他家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忘记是飞鸽还是永久。那时自行车可是高档的东西，大部分家庭都没有。他心痒想学，于是我们俩就在我家后面的篮球场学。我扶他，他再扶我。摔了很多次，但我们都不在乎自己是不是摔坏，而在乎车是不是摔坏了，那可是一百多块钱的贵重物品。那时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毕业生也就四十多一个月，工人学徒工最开始只有十八元一个月。胡建他父母那样的老教师也就六十多一个月。

学骑车上瘾，有时候他父母不让他骑，我们就干着急没有办法，心神不定。慢慢的我们可以不用扶而骑上一段路了，沿着操坪边上的水泥路骑圈圈。树木，大楼在身边迅速闪过，好像在飞，心里那个高兴劲真爽。但一兴奋就容易走神，摔得就多。

我们从暑假中开始学起，到了秋季开学就只能周末学了。但进步还是很大，深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在校园里骑没有问题了。

初冬的一个周日，胡建觉得自己骑得不错了，就一个人骑着出了学校，沿着河边公路往发电厂方向骑，途中不幸摔下了公路。人摔得不轻，车也摔坏了。多亏是初冬，穿得多，要像夏天那样短衣短裤，就更惨了。

第二天我去找他，看见他身上贴满了胶布才知道他头一天出了事。我庆幸他没有喊我一起去，不然，车摔坏了也有我的责任。后来车修了一下又可以骑了，但他父母不再让他骑，我当然也就骑不成了。

他比我高一年级，先毕业一年，插队到西边十几里的竹坪铺公社。我晚一年毕业，去了东南三十几里的水宽公社。

我们那个时间很少见面，相互也不知道对方的情况，直到1977年高考前夕才又见面了。

他1976年到公社中学当民办老师，这在当时是很好的机会。因为可能转正成正式老师，就可以算是国家编制的干部，吃国家粮，拿政府工资。所以，他很努力做好。到了1977年就正式转为正式教师了。

但1977年初夏，邓小平主导下的恢复高考的已经正式确定。十年的高中毕业生大部分都开始准备高考，怕失去这难得的机会。

我当时在大队小学做民办老师，因为找不到替换老师，大队一直不放我们三个知青老师回城复习。到十一月初，我们只好不辞而别回城复习去了。湖南高考推到了十二月，给了我们一个月的复习时间。

胡建当时还在做公社中学老师，他来城里学习培训。我那天晚饭后散步，在学校球场看见他在打球，便招呼他。他马上停下来，来到球场边与我聊起来。

他告诉了他当时的情况，说出境很难。如果要辞职高考，那么学校可能不会保留他的老师位置，万一考不上他可就没有退路了。当年政策多变，人们都不确定，这次高考后，以后是不是还有高考？所以他不敢冒险。最后他找了一条比较稳妥的办法：报考文科。因为他当时教的就是语文，所以文科复习对他来说相对容易，不需要辞职复习。虽然他理科 更强，也更喜欢理科。但为了保住教师的位置，他只好做出妥协。

我也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

这样我们分别参加了理科高考和文科高考。结果他靠工作之余挤出点滴时间复习，考了芷江县文科第一名，其中数学考了满分。大家都认为他上大学没有问题，而且应该还是很好的大学。

但事情的发展却非常奇怪，所有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的人都拿到了的时候，他却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书。

后来我听说的情况是，当年受文革影响，对文科考生的政审仍然强调家庭出身。他父母家庭出身不是很好，所以就被刷了下来。但黔阳师专（后来迁到怀化改名为怀化师专，现在是怀化学院）当年求贤若渴，就把一帮没有被大学录取，但考得不错的考生通过扩大招生招进了黔阳师专。

我后来因为忙着准备自己上学，并没有见到他。上了大学以后听说胡建进了黔阳师专数学专业。按理他可以进一所很好的大学学文科，却被命运作弄，进了怀化师专学数学。

他是当年芷江考生中最为屈才的一个。我知道他有多聪明，如果有充分的时间复习，没有那种不合理的政审，他考上清华北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上大学期间，我和他基本没有联系。只听见一些同时扩大招生进入黔阳师专的人，因为感到屈才，不好好学习，混日子，甚至跑到临近的安江纱厂撩拨女工，被学校警告。没有听到胡建的消息，我希望他能够克服悲观兴趣，振作起来。

等到再听到他的消息，是他毕业留学做校团委副书记。这让我又喜又惊，说明他在学校没有消沉，而且表现很好，得到领导的赏识。虽然他更适合做专业，但师专本身就是培养中小学老师的，并没有培养数学专业人才的能力和计划，所以那条路走不通。

以后我们仍然天各一方，没有见面。直到八六，八七年，我在长沙工作，我们见过一面。当时他已经与同是芷江老乡，和黔阳师专的师妹张惠春结婚了。我和张惠春在77年高考前同时参加了芷江篮球队的集训，虽然我是男篮，她是女篮，但有很多的共同训练在一起。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直到我去上大学。所以我对她很了解，一个开朗大方，心直口快，能干麻利的姑娘，觉得胡建找她是非常适合的。

我们在长沙见了面，聊了他的情况，他当时已经是校团委书记了，学校早已搬到怀化，叫怀化师专。他显得精神很好，自信沉着，仍然乐观开朗，还是小时候的那样。

后来我来美留学，离得更远了，也很少联系。

2006年夏，我第一次回国。到了芷江，我给他打电话，说能不能见一面。他说好啊，马上就约到第二天中午在七里桥的受降纪念坊对面的“老干妈芷江鸭饭店“见面。第二天十一点我坐公交车到了七里桥，他不久便开着自己的刚买不久的小车和张惠春一起从三十几公里的怀化赶来了。

饭店不大，对面就是受降纪念坊的大门。我们在靠窗的桌前坐下。舞水河尽收眼底，蜿蜒曲折流过，阳光下波光粼粼，令人心旷神怡。

胡建说这家饭店的芷江鸭做得还不错，我们点了一只芷江鸭，和其他菜肴，边吃边聊。我已经听说他已经是校党委副书记了，但除了有一辆小车，其他还没有怎么变。

2009年第二次回国我们又见了面。那时在怀化的一家农家乐餐馆，同时还有他的几个中学同学，我也认识。

后来回国比较勤，如果他在怀化，我们都会见一面。再后来知道怀化师专改成怀化学院，他做了党委书记。我2009年拿了图书馆硕士，有一次他说，你如果肯回来，让你来做图书馆长。他或许是一句玩笑，而我也没有下决心回国。

前几年他退休了，被长沙一所高校聘去做副校长，后来好像做了校长。最近张惠春在微信中告诉我，胡建全退了，他们现在一起享受着两人的退休生活。

虽然曾经被屈才，但没有沉沦，一直努力，一直乐观，一直进步，非常难得。

“有些事，你永远不用想起。有些人，你永远不会忘记“。

胡建就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