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前，青年毛泽东为了寻求社会改造的”大本大源”，而研究哲学、伦理学；因为揉台中西哲学思想而形成独具风格的社会改造思想。哲学、伦理改造只是社会改造的手段和路径；哲学、伦理学是人们“言动之准”，“范人之行”，是发挥“心力”的必由之路。唯有如此，才能“动天下之心”。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平?”[1]

我们认为早年毛泽东这一探索  成果对于后来他一生注重哲学研究，强调思想改造的作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等等有许多内在的联系。研究它有助于进一步客观准确地弄清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为今天的理论创新和始终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湖南人的精神”熏陶与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意识的萌发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湖南处于“全省涂炭，无片净土”的军阀混战状况，也是“湖南人的精神”反思、凝聚、复活和升华的时代。“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

二百几十年前底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2]

对于这种“湖南人的精神”，青年毛泽东首先是继承。王船山哲学思想所阐发的中国历代国家治乱兴亡之道，救国救民、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方略；曾国藩一生力倡的“内圣外王”，“民胞物与”，“兼善天下”的儒家理想；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志向等等都是激发毛泽东社会责任感，萌发社会改造思想的精神前提。

其次是反思与复活。青年毛泽东在对这种“湖南人的精神”并不是全盘继承，而是有自己的分析与思考。他认为令人所谓立志，常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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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对文化传统(包括“湖南人的精神”)的态度：一是不盲从，有取舍；二是不停留在思想、精神上，而是要“择其合于此鹊之事，尽力为之”。这样，青年毛泽东就在理论层面对“湖南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了反思；在实践层面对“湖南人的精神”进行了“真实的复活”。[2]

他批判了那种“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的空谈倾向，提出中国的思想界，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向全社会有志之士呼吁：“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

由此可见，湖南先贤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是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意识萌发的最为基础的土壤。对此，有许多研究者曾从湖湘文化的发展源流的角度进行了理论分析。

其实，我们认为从当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湖湘青年人才群崛起的角度更能说明“湖南人的精神”对当时湖南青年才俊的深远影响；更能让人感受到“湖南人的精神”与当时一代湖南青年才俊改造社会意识萌发的必然联系。

二、中西哲学交汇与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的形成

然而，仅仅具有这些社会改造意识萌芽是很难系统地形成现代社会改造思想的。即使具备了一些社会改造的意识，也很难使青年毛泽东的社会改造思想形成特色，超越创造“湖南人的精神”的先贤。

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意识的萌芽只有同西方哲学结合起来，才能茁壮成长，形成理论化的社会改革思想；才能使青年毛泽东站在东西方巨人的肩上，而独领风骚。青年毛泽东学习和接受西方哲学思想，主要通过这样几个渠道：

一是梁启超等维新派思想家创办的刊物；

二是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自学，对亚当&斯密、达尔文、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等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广泛涉猎，尤其是认真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三是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从老师及所讲授的课程中学习，其中学贯中西的杨昌济先生影响最大；

四是《新青年》杂志的影响。[3]

但就其社会改造与哲学改造的关系而言，杨昌济融汇中西的思想方法对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启迪作用。杨昌济认为，“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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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改造社会和改造哲学思想呢?杨昌济认为，“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也，拆卸之则死矣。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革，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4]

彭大成认为，杨昌济的这些思想“为后人、特别是他最得意的门生毛泽东，继续这一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借鉴和新的思想起点。”[5]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长信中表达他对杨昌济思想的接受与发挥；“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到了1920年3月，青年毛泽东这种东西方思想应同时改造的想法更加接近社会改造的实践。他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6]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为了确立并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行动目标，认真阅读、体验社会这一本大书，游历和考察，接触种种人和种种事。湘扛沿岸，洞庭湖畔都成为了他认识社会、了解现实的教科书。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政治实践，锻炼自己的胆识和组织才能，为改造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准备。因此，可以说批判地对待中西哲学思想，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特别是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现实，是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的基本内容。

形成了这种思想之后的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之将亡”的忧虑，提出“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1]

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意识中已经勾画出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到再造国家、民族，甚至是人类的宏伟轮廓。毫无疑义，这一轮廓一方面说明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业已形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这一轮廓基本规划了青年毛泽东的人生轨迹。

毛泽东的人生可以说是为了实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标艰苦奋斗的一生。但是，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诚如他自己所道“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他进行了多方探索，信奉过多种主义，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段探索过程本身所留下的心路历程，却弥足珍贵，对于解开“为什么当时优秀的进步青年能够自觉转向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理论”的历史之谜具有十分典型的个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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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个人主义”与社会改造主体的确立

形成了社会改造思想之后，便要寻求社会改造的主体。也就是说，社会改造主体的寻求是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毛泽东对于社会改造主体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青年毛泽东受中国传统的“道统说”的影响，恳切地期待圣贤出世，担任起拯救“小人”的重任。

1917年9月21日，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的一段谈话，就具体地道出了他当时所仰慕的圣贤。张昆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人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昔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毛泽东等人在当时虽然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把改造社会的唯一希望寄托于圣贤，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衷心向慕的其实是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思想最解放、斗争最勇敢的先进人物。如谭嗣同是戊戌维新“冲决网罗”的先驱，陈独秀则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样的圣贤救世说是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主体认识的重要一环，有其合理的因素，不应该把它简单地贴上历史唯心主义的标签。

因为没有这一阶段，就不可能发育出第二阶段——精神个人主义。

关于精神个人主义，许多研究者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没有从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主体认识发展的高度来把握它，所以难免尽符精神个人主义倡导者的原意。如果说前一阶段的圣贤救世是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话，那么精神个人主义这个概念则是从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引申出来的。

毛泽东在读了泡尔生的相关原著之后，这样发挥道：“此语甚精。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面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1]

如果在社会改造主体认识这个框架中把握青年毛泽东这段论述，就不难发现这么几个观点：

第一，社会、国家是由个人集成的，离开了个人的存在整个宇宙都会变得毫无价值。所以，社会与个人是内在的同一的，个人可以成为改造社会的主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的观点。

第二，社会改造在于发挥个人价值。而发挥个人价值在于充分解放个性，在于消除压抑个性的“四个恶魔”，实现自我。他认为，实现自我者就是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

第三，他认为，“为达此目的，乃求手段之奚择?择纯然利己之手段乎?初民及人之初生实择此手段，久之障碍甚多，乃舍此纯然利己而[择]人己兼利之手段，于是而人各遂其生矣”。[1]在毛泽东看来，个人要真正地承担起改造社会主体的责任，完成改造社会主体的使命，就必须做到利己与利人相协调，“小我”与“大我”相统—。只有“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已，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

这样一来，青年毛泽东的精神个人主义就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而是对“实现自我”和“变化民质”社会主体的抽象概括。这些概括虽然还夹杂着不少错误，但毕竟使他的社会改造思想的主体认识超越圣贤古人，走向了现实。而现实不过是个人主体“一生所团聚之精神肉体在宇宙之经历”。有这样一个转折作为铺垫，青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体的认识才有可能顺利地发展到第三个阶段，那就是民众大联合阶段。而这一阶段显然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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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本文拟不作详细论述；但必须指出两点：

一是这个阶段是青年毛泽东社会主体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否定之否定。

二是这个阶段是毛泽东新的社会改造主体观的起点。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毛泽东一直都为塑造“改造中国与世界二的新主体而不断地探索着；毛泽东在1971年的一次谈话，很有层次地说明了这三个阶段社会主体发展的哲学文化背景。他说：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

四、“大本大源”与社会改造“指导思想”的探求

青年毛泽东在对社会改造指导思想的认识上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哲学影响转向吸取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从哲学、伦理学改造到社会改造的转变。在毛泽东早期文稿的诸多研究者中，很多人运用恩格斯关于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把青年毛泽东对“大本大源”的探求直接划分为唯心主义。

我们认为，只有从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出发，把他对“大本大源”的探求理解成对于社会改造理论的探求更为符合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实际。青年毛泽东明确地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1]

毛泽东所谓“本源”，实不必强以现代哲学概念作贴标签式的解说。细析毛泽东所谓“本源”，可得两层意思：

其一，虽然毛泽东把它说成是宇宙真理，但可用以“临民制治”，可导致“富强幸福”，其实质即在于“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因而似可理解为与现今的“指导思想”、“行动总纲或指南”有相近之处。

其二，在以上理解的基础上，毛泽东认为，“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1]要想得到改造社会的要旨、总纲、指导思想，必须通过倡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为此，青年毛泽东立志今后“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他曾说过：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于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这里所谓“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所谓“百世可知”的“大本”，显然是指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或改造社会的行动总纲)。

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所谓“圣人既得大本”、“贤人略得大本”、“愚人不得大本”的结论虽然是错误的，但他撇开枝枝节节的改良，而致力于“大本大源”的探求，其思路符合社会改造的规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青年毛泽东对社会改造指导思想(或总的理论)的探求，为他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阐述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方向；也为他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造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实，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难发现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改造社会的“大本大源”的探求。正是这些探求使他总是能够在社会革命、社会改造处于转折的关键时刻，为我们创造出新的理论，指出新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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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朴素辩证法与社会改造动力的认识

青年毛泽东运用朴素辩证法思想，对于社会改造动力进行的初步认识集中表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他看到，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一切大的发展变化，都是在“大势力”、“大抵抗”的矛盾斗争中实现的，当旧的问题解决之后，又有新的大抵抗在前面，如是运转，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地克服这种“大抵抗”中前进。他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大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伦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对于拿破仑之战胜也。”[1]可见，青年毛泽东坚信“抵抗”是社会改造的真正动力，它并不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递减。

第二，“抵抗”本身的动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青年毛泽东认为，“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1]又说，“差别之所以生，生于有界限。为界域生活之人类，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动有限，对于客观界，遂以其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成矣”。[1]“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有差别而后有言语，有思虑，无差别即不能有之——”[1]由此可见，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等差，有治乱，不可能有纯粹的自由、平等、博爱。只要有人类思维，就会有智愚贤不肖，不可能“悉归于智”、“共跻圣域”。

总之，“差别”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一切事物皆缘“差别”而生。而事物内部对立双方及事物与事物之间有差别，就势必造成事物内部对立双方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相互作用。思格斯曾经指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7]这种“相互作用”广而言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矛盾。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今天已经是极为普通的辩证法常识了。而青年毛泽东也似乎深得这一辩证法的要旨，他强调指出，“宇宙间事物之活动，事物自我活动而已。”并据此而躬行践履，为学治事，立己立人，处处都突出“自我活动”中的“自主”精神。

第三，青年毛泽东这种“差别”造成“抵抗”，“抵抗”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具体表现在社会改造的结果上就是“乱”与“治”互相转化。“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1]这里，青年毛泽东虽然留有循环论的痕迹，但是他用辩证的发展观来探求社会改造的必然趋势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1]由此可见，由社会改造所造成的社会的“变化”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现实的。社会只有通过“生死成毁之大变化“，才能够犹如火中凤凰，涅檠而出，最终实现“再造之”的目的。

由于毛泽东一生都在践履着自己“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奋斗目标，所以认识青年毛泽东社会改造思想是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