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由于「野蛮崛起」时代中国严酷的言论环境，刘小枫、汪晖和施展等人鼓吹「天下主义」的黑暗论说，无人公开批评，官方为他们营造了完美的「一言堂」。但是，在自由世界，有力的批判仍可戳破其色彩斑斓的肥皂泡。
台湾学者曾昭明长期致力于批判「天朝主义」，从帝国边陲向帝国中心发起狙击。对于中国本土之外的知识人而言，反共是常识；批判「天朝主义」，揭穿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和迷思，才是独立而自由的知识生产的标志。在曾昭明的「天朝主义」批判中，最见慧眼彗心的部分，是对以许章润为代表的「天朝主义下的『中国自由派』」的剖析。
许章润并不反对「复兴帝国」的国家策略
中国法学家许章润因为呛声习近平而被中共当局以嫖娼之罪名居留七天，之后被清华大学开除。他与许志永、任志强等人一样，在中国及海外赢得「一士谔谔」之令名。在对许章润几乎一致的赞美中，曾昭明发现了若干令人担忧的蛛丝马迹。曾昭明针对许文《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指出，许文开头发出了一个嘆息：「曾几何时，大国崛起，文明复兴，一手好牌，势不可挡。」可见，对「复兴帝国」的国家策略，许章润并不反对，甚且极力支持，他反对的只是——「满手好牌居然被打坏了」！？
以「儒家自由主义」自居（其实，从来没有「儒家自由主义」，儒家本质上反对自由主义）的许章润，与他的朋友秋风一样，关心的是「华夏道术的起点和根本问题」，即「如何治理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体」，易言之，是「帝国治理的问题」——与希腊哲人如亚里斯多德讨论的「城邦治理问题」是绝然不同的事物。用许章润的话来说，是「拨转华夏邦国重归『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曾昭明一眼看穿其花花肠子：「中国儒家自由派」迄今还是相信，中国可「走出帝制」而无需「走出帝国」。许公开反对「今上」习近平，反对帝制，似乎足够进步（比起屈原和海瑞来），但其要害是：不仅不反对帝国，而且是「仁慈的帝国」的鼓吹者。而且，只要习近平回归邓小平「韬光养晦」路线，即便是践踏法治的运动式「严打」（一九八三年，邓小平在其发起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枪决数万人，很多人只是犯了轻罪，如跳贴面舞之类的「流氓罪」），作为法学家的许章润对法家式的「盛世重典」举双手赞同——中国盛产这种枉顾法治精神的法学家。
在中国，鼓吹「仁慈崛起」的许章润比直言「中国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刘晓波更受欢迎。赞美许章润而遗忘刘晓波，背后是中国文人和民众怯懦本性的虚伪的爱国心。既然中国残存的自由派知识界将牛粪当鲜花，那就只有让台湾学人曾昭明操刀戳破此一溃疡——许章润以「让自由主义说汉语」而自豪，这点是无需怀疑的。许章润的文体风格，确确实实有着「崇尚古风」的帝国文人气派（就连最优秀的汉学家都说读不懂），合乎天朝学人的帝国美学品味，但其最终的产物，在外人看来，却或许因而更像是某种心智上的怪兽，心性上的「利维坦」。换言之，许式风格的半文半白的汉语，只能承载天下秩序之论述，而与基督教文明中的宪政、自由、人权理念背道而驰。许章润的最高理想，乃是回到「邓治」，而「邓治」无非就是传说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或开元盛世。
许章润的道路跟刘小枫、汪晖和施展的道路殊途同归，正如邓小平并不比毛泽东和习近平更心慈手软，李世民与嬴政的相似之处远大于相异之处。曾昭明的追问，恐怕是许章润无法回答的：
天朝学人似乎相信，既然中国已经历过「国家统一的马基雅维里时刻」，经历过「展现强大国家的霍布斯时刻」，当下要进入「呈现国家建设效用的洛克时刻」，自然将会水到渠成。许章润急着要替「中华共和」的「第三共和」招魂。但这个「第三共和」，如何可能不重蹈覆辙？这个「第三共和」，如何可能不会走向俄罗斯式的「再帝国化」道路，使得民主化的过程变相成为蕴生新的「威权帝国」的温床？最后，如何确保这个「第三共和」，不会依然一路朝向「恢复帝制」狂奔而去，直到如同之前的王权帝国一般顿然崩解？
中国批判者最大的悲剧
人们固然应当为许章润的言论自由而呼吁，并肯定其肉身在中国国内和学院体制中却敢于点名批评习近平的勇气，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文章和观点就自然而然地正确。有时，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享有共同的观念秩序及精神、心灵秩序，批判者以为自己是独立思想者，却早已被困在如来佛的掌心之中，这是中国的批判者最大的悲剧——这个悲剧更甚于受到独裁政权的直接迫害。
与曾昭明的「天朝主义」批判一样，王飞凌的「中华秩序」批判，是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中少见的亮点。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已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悄然转换为中华秩序，或者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皮囊、以中华秩序为骨肉，而西方对什么是中华秩序知之甚少。过去三十年拥抱熊猫派或驯龙派终于发现他们误读了中国。王飞凌的《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一书填补了此一空白，在中美对峙的当下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五角大楼将此书与马汉的《海权论》等其他六本经典名着并列，作为将官培训课程的必读书之一。研读过此书的美国将军，大概不会像二战期间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那样轻易被延安的共产党矇骗了。
王飞凌准确地预测习近平政权打造「中国梦」的企图
王飞凌盘点了「韧性威权」时代属于不同思想阵营的人士，如何在「野蛮崛起」时代「天下归心」。比如，原来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赵汀阳直接推广「天下主义」，宣称天下世界观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世界观，「天下」是单一的社会制度、思想体系、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它使得中国「可以迈步向前，管理整个世界」。留美回国的外交政策研究者秦亚青把复兴的天下思想誉为针对西发利亚世界秩序的有力批判，和正当、合理而优越的替代理念。同样留美回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建构了基于中国古代「仁、义、礼」等智慧的一种「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去超越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价值观，并「德威并重」的引导中国以「更积极」的外交政策，获得「更多的成就」。 註更多有趣的是，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财新网发表题为《对话阎学通：更多国家将同时选边中美，改善外交要防止情绪影响》的长篇专访，一向以鹰派示人的阎学通，居然主动为中国战狼外交降温，并否定亲中派西方政客和学者的观点。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称，中美两个大国的全球地位和领导力都在疫情期间遭到削弱；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埃利森(Graham Allison)称，如果美国不能在短期内有效控制疫情，中国很可能会进一步看轻美国，升高强硬处理台湾问题的动机。阎学通认为，陆克文的说法只对了一半：疫情弱化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而中国原本就没有全球领导力，一个不存在的领导力就不存在削弱和没削弱的问题。阎又批评埃利森的说法存在逻辑问题：美国全球领导力弱化，并不必然意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态度软化。美国是加大对台湾的投入，而不是减少。阎也委婉地对中国当局提出意见：「疫情并没有改变中国决策者们对西方制度的认识，只是强化了他们原先就有的对西方治理模式的负面认识。不过，这种认识的强化，并不必然导致正确的治理模式。」
这些留学西方的学人回国后成为反西方的先锋和塑造中华秩序的吹鼓手。此种情形，就中国而言，乃是从清末就屡屡出现的怪现状；就其他后发展国家而言，亦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比如亚洲和非洲诸国以反帝为号召夺权的独裁者大都是留学西方的菁英。一方面说明现代西方的教育已丧失了清教徒观念秩序的精髓，这些留学人员并未学到西方文明的根基，学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被左翼进步主义玷污的西方的理论与技术；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些留学生回国后的不适应感和焦灼感，其抱负与实际地位的错位使得其思想观念不断激进化，「五四」如此，当今也是如此。
王飞凌准确地预测到了习近平政权打造「中国梦」的企图。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不是「输出革命」（输出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主义意识形态等），而是恢复中华秩序——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国家不一定要仿效中国的制度模式，但必须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中华秩序与西发利亚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是不能相容的，就如同老式手机不能运行只能在智慧型手机上运行的安卓系统。习近平重建中华秩序或中华霸权，不仅挑战二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过去搭了三十年该体系的顺风车，已经不再满足于无票乘车，而要推倒铁轨修建自己的通往奴役之路；更是挑战整个近代文明之共识和普世价值。这不仅是跟美国作对，也是与世界为敌，正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在南海的领土声索「完全不合法」——这里的「法」就是构成西发利亚秩序的国际法。蓬佩奥指出：「美国和世界不会允许北京把南中国海当作其海上帝国。」南中国海不是属于中国的海，正如波斯湾不是属于伊朗的湾。习近平偏偏要假装煳涂地望文生义。
王飞凌对中华秩序的有效性持负面评价。中华文明的「最好时期」，是中华秩序或衰弱不堪、或根本不存在的时期，而不是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被错误而无知地、或虚伪而别有用心地美化与崇拜的那些秦汉式帝国。
他的结论是：「建立中华秩序的国家主义中国梦，势将给中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带来一个大跃退。」中华秩序从未给中国人带来自由、安全和富足，又怎么可能拯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