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谢盛友

有一位中国大陆来的年轻人，他留学毕业后留在德国，2017年加入德国国籍，他问我为什么加入CSU（基督教社会联盟），如何从政。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

我2010年才加入德国国籍，此前我一直想回中国办报。2012年加入CSU之前思想曾波动，我当时也准备加入FDP(自由民主党)，毕竟我学生年代，六四过后担任过全德学联主席，认识FDP的Genscher (根舍), Möllemann(默勒曼), Kinkel(金克尔), 他们对我的思想成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巴伐利亚州FDP太弱，不过我今天仍然认为，我加入CSU，不错。这是我的政治故乡。

我认为德国按照基督信念来治理国家

25年前，联邦宪法法院的一个判决在巴伐利亚州引起了轰动。一个学生的父母就该州学校必须竖十字架提出起诉，德国最高法官们认为诉求有理，因为国家是中立的。但基督教在德国学校里的地位依然很强。当德国教会要求信徒去教堂参加弥撒时，他们并不是受国家的委托这么做的。在德国，国家在世界观上是中立的。这一状态却并不能阻止国家与教会维护一种伙伴般的关系。德国无神论者们在第一大战后曾经为仿效法国模式而斗争过。在1918年的11月革命时，人们就曾尝试把国家和教会彻底分隔开来。然而，新教和天主教会组织他们的追随者举行大游行，阻止这种彻底的分隔。那时的争论在关于学校是否设宗教课方面特别激烈。

基督教是一神教，以基督耶稣的教导为根基。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子也是上帝；耶稣三十多岁时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祂的受难拯救了世界，救赎了人类。《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旧约是犹太教的圣书；新约是耶稣基督的教诲，也称福音书，由耶稣的门徒世代相传。耶稣降生后的三百年，基督教渐渐成为罗马帝国最主要的宗教。根据教会结构的不同和释经的差异，基督教现在有很多个教派。

 “我们发自内心地服事人，因为神首先服事了我们。”在基督信仰和传统中，我们深感安慰，因为世界是属神的；我们不属于自己，也不为自己存在。上帝是创世者，祂委托我们成为受造物的管家；神的一切创造都是美好的。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基督徒渴望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效法基督的样式。基督徒相信，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式创造了整个人类。上帝把祂的儿子赐给我们，让祂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以这样的形式确认人类家庭中每一位成员的尊严。基督信仰认为，基督是上帝宽恕我们的中保，耶稣的受死和复活让所有的人得自由。所有人在上帝眼中都被视为宝贵的、有尊严、被尊重，无论其生活境况、社会或经济状况如何。

基督徒所理解的尊严是，每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都有权得到尊重。如诗篇中所赞叹的：“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诗篇8: 4 - 6）基督徒倡导的发展观并不仅仅着眼于经济成就和经济增长，而更看重人们是否能完全实现情感、智力和体质的潜能。经济增长和经济成就只是发展的前提。关心和同情有需要的人是基督教的基本关怀。要让无声的人发声。在旧约中，先知谴责国家领袖是牧羊人却没有照看好托管给他们的牧群，因为“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以西结书34: 4）。

基督徒把自己视为上帝所造的天地万物的管家。基于这一信念，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领域中，努力促进社会正义、保护人的生命和尊严。作为好的管家，基督徒努力确保上帝的创造不被人类行为所破坏。地球我们只是神奇妙创造的管家。作为基督徒，我们深切关注人类旅居于这个星球的方向。人类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和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导致了地球的持续破坏。继续坚持当前的全球经济行为会将人类带入死胡同。我们必须逆转这个进程，向可持续生态经济的转型是至关重要和紧迫的。气候公正需要信仰的应对。

环境问题不单是经济、科学和政治的问题，也是属灵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默许一种主宰论的神学。主教的宣言承诺基督徒要采取一系列具体的行动：教堂要采取节能措施，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在教会土地上保育物种多样性，支持水、食物、农业、土地使用的可持续发展，复核教会的投资或在必要的情况下撤资，强化普世教会以及信仰间的合作。上帝呼召并邀请人类彼此之间建立关系，与万物建立联结，也与祂建立关系。只有当我们在所有的关系中以尊重和关爱的方式生活时，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存在，也才能够在万有中见到神。因此，许多基督徒将慈善视为信仰的见证。除了造福信徒，更务必要将我们的服事推及全社会。信仰若没有行动就是无意义的。正是在社会行动中，信仰得以彰显，并带来社会变革。“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以赛亚书58: 6

繁荣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以新的方式去理解增长。人们可以在能力、潜力、灵性和睦邻关系上成长繁荣。基督的和平不等同于毫无冲突时的宁静，而更应该理解为一种正义的和平，这种和平意味着人们享有充足的条件，允许他们发挥所有的潜能。离开经济正义，我们没有办法讨论和平，因为社会中的一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办法享受所谓的经济繁荣。基督教本质上是将“我”变成“我们”，将自我主义的个体需求变成利他的行为，照顾世人的需要。以“我们”为重心的社会能产生出最满足的公民——他们关心他人、尊重差异。

德国战后的基督教民主主义

德国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战后的现象。因为尽管在德意志帝国及魏玛共和国时期，中央党这一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该党并不完全信守自由民主的原则。中央党利用民主制度来支持和维护天主教徒的利益，但从来不对这个制度无保留地承担义务。的确，中央党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事件里致力于维护公民权利的活动，但它把这些权利实质上看作是天主教徒的权利。中央党的政治家们，对于1914年前德国君主制度的消失和结构井然的半独裁性质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崩溃感到遗憾。

尽管1945年，德国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但是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天主教政党（中央党）和天主教政治运动。随着天主教中央党和运动被人们吸收加入战后的基民盟－基社盟，并成为新政党的核心，简要叙述下德国天主教政治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中央党的特点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组建基民盟－基社盟的政治活动家主要是由那些反对恢复中央党的人组成，他们认为中央党的天主教性质对吸收占国内多数的新教徒有妨碍，而魏玛德国时期天主教派与新教派未能在政治活动中合作，是让希特勒和纳粹党顺利上台的原因之一。基民盟－基社盟的创始人有意避免使用“党”这个字眼，而是采用新教徒所能接受的“联盟”一词。基民盟－基社盟的缔造者们希望新政党可以克服旧德国阶级分裂，这种分裂通过狭隘的阶级政党形式造就了魏玛共和国的脆弱性。

基民盟1947年与基社盟结成姐妹党，1949年至1969年，1982年至1998年，2005年至今为执政党。其中1966至1969年、2005至2009年及2013年至今都与中间偏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出现“左右共治”的局面。1982年后，基民盟与同属中间偏右的德国自由民主党结盟，两党一旦取得过半数议席，都会组建联合政府。

德国基督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尽管国家不能单方面决定宗教课的教学内容，但它在教学计划里给了宗教课一个固定的位置。类似的是国立大学里神学教学，在这方面，教会的参与是特别明显的。德国征收的所谓教会税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由国立的财政局在征收工资和所得税的范围里为基督教会向公民征收宗教税。

今天的这一方式是建立在1919年魏玛宗教条款的基础上的，这些条款明显地偏向于基督教教会，"在魏玛宪法里，虽然说的是宗教社团，但实际上突出的是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因为人们把这两个教会化成了公法的体现者。与此相联系着的一些特权，比如税法方面的特权，由此把基督教会跟其它宗教社团区分了开来。"

除了宗教税和宗教课外，军队的灵魂安抚工作也是国家与教会特别紧密合作的领域。德国许多医院、养老院、教育机构和幼儿园也掌握在教会手里，这样，教会实际上接过了国家的一部分社会任务。作为回报，国家出面保护星期天和节日的休息状态，并在公法广播电视节目里为教会提供播出时段。

所有纳税人都为德国教会的资金作出贡献：因为除了教会税外，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每年还由公共预算那里获得4亿多欧元。这笔钱比如被用来支付主教们的工资。

这种补偿性支出源头在拿破仑时代：19世纪初，普鲁士剥夺了教会的财产。由于教会到那时为止对各州的收入作出了资金方面的贡献，因此，作为补偿，国家继续支付一笔钱供教会填补日常的费用。这段历史直到今天仍然以国家支出的形式延续着，导致的结果是，无神论者和穆斯林实际上也在出钱供养基督教的主教。

谁要想重新塑造德国国家与教会之间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必须要克服巨大的障碍。教会与国家的协定，包括梵蒂冈与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协定，只能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