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还是孙中山、康有为、李鸿章、袁世凯等其他社会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都力求改变他们看不顺眼的社会。但是他们的追求都止于幻想，因为他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来改造社会。只有毛泽东把改造社会所依托的基石定位于人民大众，并因为这个“群众路线”而实现了改天换地的宏伟目标。



然而，重视民众，是毛泽东的创造性思维吗？

显然不是。

且看：

源于《孟子》“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名句“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治国名句“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有宋朝崔敦礼所言，“得民之劳者昌，得民之忧者康，得民之死者强。”这类治国理政哲理，都直接点明了赢天下的真谛——赢得普天下的民众。

这些广为流传的哲理名言警句，晚清和民国时代社会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哪个不晓？谁人不知？

但是，那个时代，中华大地底层民众们的表现，给大多数风云人物带来的只是震惊、忧伤、悲哀。

“中国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这是孙中山的感叹。

鲁迅在多篇文章中对国民性有的批判谈得最多的有两点，一是麻木不仁的“看客”，二是毫无精气神的“奴性”。

自私、冷漠、懒散、胆小、愚昧、各顾各、明哲保身、忍气吞声、苟且偷生、得过且过、逆来顺受、没有国家意识、没有社会责任意识，等等，来自海内外的这类评说比比皆是，而且很少有人反对。

因此，爱国的文化人对底层民众表达最多的感情就是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孙中山、康有为、陈独秀、瞿秋白等力求推动社会变革的仁人志士们，则只是把这些民众视为改造和救助的对象，没有把他们视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只有毛泽东铭记赢天下的真谛，将民心、民意、民智、民力作为基石，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为行动导向，以“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为运行策略，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具体事务操作方法，且一以贯之。最后实现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那么，毛泽东因为什么成了这个唯一？

面对仁人志士们普遍哀叹“不可救药”的底层民众，毛泽东“唤起工农千百万”十分不易，但决非“赌一把”。更不是“撞大运”得来的。而是深入基层，充分的调查和实践给了他底气和信心。

早在1925年，自早春二月到夏季，毛泽东和妻子杨开慧就在家乡韶山有调查和实践活动。他们从创办农民夜校入手，开展唤起农民的各项工作。几个月下来，不仅建立了一大批农民协会，成功地反抗了土豪劣绅的多种恶行。还发展了4个党员，建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

不久的1925年底，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农民为主的底层民众是革命依靠的力量。

随后，毛泽东在广州、武汉都主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27年初，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指责，毛泽东更是深入湖南农村一线，历时一个多月细致地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指出，“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显然，他已经对这些底层民众充满信心。



加上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以及后来转进到赣南闽西建立中央苏区，这些经历让毛泽东对农民为主的底层民众有了透彻的认知。在毛泽东心里，这些俗气、木讷、没文化的贫民百姓虽然问题很多，但并非“不可救药”，而是“孺子可教”。只是需要有人沉下去到他们身边，并长期坚持下去，就能唤起人民大众、同心改天换地。

因此，在充分的调查和实践的基础上，在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时，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诗词中放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随后，毛泽东以“组织落实”和“政治落实”为关键路径，坚守信心，不懈耐心，从军队到地方，从根据地到全国，不断探索前行，不断纠偏改正。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渐渐地，良性循环带来厚积薄发，中华民族从善如流，毛泽东成功地“拧沙成绳”，成为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革命最为根本问题的人。

可见，毛泽东靠的是深入基层与民众融汇在一起，才破解了改天换地最为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