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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恰恰需要通过寓言才能理解现实
送交者:  2020年07月11日10:37:20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了解其它国家不仅是为了猎奇,不仅是出于“心怀天下”的世界主义情怀,而是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自身。当你把自己面对的政治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能帮助我们发掘许多重要的、有趣的问题


  老高按:我是刘瑜副教授的粉丝。她的文章信息含金量高,读后总有启发。下面这篇文章,就是如此,与大家分享。
  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又到剑桥大学政治系当了三年讲师。2010年起,在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政治系任教,一晃竟有十年了。我读过她《民主的细节》和《观念的水位》两本书。下面这篇文章看来是她的新著的章节,我期待着读到她这本《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民主的细节》被《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评为年度图书,人们不难推断,刘瑜也是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的有力鼓吹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信奉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并对公众事务发出声音的人,被污名为“公知病患者”。
  前天在我《鼓吹现代文明价值的高仿“零分作文”》博文的后面,有一位网友跟帖说:
  作者是典型的“公知病”患者。
  “我希望以后不会再遇到这种缺乏现代文明价值的课题讨论。”(这是那篇“零分作文”最后一句话——老高注)这种言论是某些“公知”的无赖和霸道的充分体现。……因为没有反映“现代文明价值”,所以他不许别人当作课题来讨论。

  我回帖提醒这位网友:
  作者明明说的是“我希望以后不会再遇到这种缺乏现代文明价值的课题讨论”,怎么到您手里,就变成了“他不许别人当作课题来讨论”?
  您不会不懂得“不希望”与“不许”这二者的区别吧?连别人提出“希望”都要将之打成“无赖和霸道”,这本身是不是“无赖和霸道”?

  这位网友又回帖:
  他本人“不希望”,自己主动回避就是了。他有什么权力“不希望”别人做应该做的事。
  这更让我啼笑皆非:您自己对“不希望”的事“主动回避”了吗?您怎么就有权剥夺别人希望和不希望的权利呢(注意,应是“权利”,而不是“权力”)?我再回帖:
  任何人有权利“希望”和“不希望”任何事。
  您认为他的“不希望”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您可以口诛笔伐。但斥责他“有什么权力‘不希望’”,这种专制逻辑太奇葩了。
  伏尔泰的名言用在这里正合适:我反对您的看法,但我捍卫您发表这种看法的权利。
  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人人都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包括表达“希望和不希望”的权利,人人也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表达“希望和不希望”。这不应只是您鄙薄的“公知病患者”的看法,而应该是我们所有现代人的共识。

  这位网友讲的其它一些意见其实很有可取之处,原作者的一家之言,也是可以批评或商榷的,包括对该作者讲“不希望”他这么说。但这位网友将提倡现代文明价值者“不希望如何如何”武断地认定这就是“不许”,进而质问对方有什么权力“不希望”?甚至将表达了“不希望如何如何”说成是“典型的公知病患者”,这就让我瞠目结舌,感到有必要说道说道了。
  读刘瑜有时感到很嫉妒:她怎么就有本事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让别人容易接受呢?若是她来讲“不希望”并不等于“不许”,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包括发表错误言论的自由……她肯定举重若轻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清楚楚。
  借用那位“零分作文”作者的话:“我希望以后不会再遇到这种缺乏现代文明水准的课题讨论。谢谢!”


  政治,是一门可能性的艺术

  刘瑜,微信号:看理想,来源:《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文稿经编辑整理)


  1.“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

  大家好,我是刘瑜。很高兴来到看理想平台,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政治学思考。
  我从博士期间开始学习“比较政治学”。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每当有人问我:你学什么专业的?我回答“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会饶有兴趣地追问:那你对美国大选怎么看?你对台湾地区的蓝绿之争怎么看?你对伊拉克局势怎么看?……
  可是,如果我回答“比较政治学”的时候,对方往往就在礼貌的微笑中陷入了沉默。为什么呢?
  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比较政治学”是干什么的,似乎有点高大上,但又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因此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好好一个“政治学”,因为加上了“比较”两字,就显得非常高冷。
  可能有些朋友会出于直觉认为:“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吧?这种说法只能说部分正确,但不完全正确。
  事实上,如果你去调查全球比较政治学者的研究领域,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数学者只研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是“国别专家”或者“地区专家”,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真正在从事比较研究,其中进行国别案例比较的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所谓“比较政治学”,其根本的特性不在于研究内容是否真的是在进行案例比较。
  那么,什么是“比较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当中的“比较”,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野。
  当你把你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时,就获得了一种“比较的视野”。
  带着这种广阔的视野,即使你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国家,你的问题意识却是来源于潜在的比较。
  比如,当一个人追问:“为什么在国家A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民主转型?”在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个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在许多其他的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民主转型”。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追问:“为什么在国家B民主转型带来了战乱?”同样,这个问题背后也预设了一个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获得的看法,那就是“另一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和平的,没有战乱”。
  所以,即使是所谓国别研究专家,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的视野”获得重要的、有趣的研究问题,然后再将这个问题带入到他对具体国家的研究当中去。
  也就是说,需要经过“见山不是山”的阶段,才能使“见山又是山”成为一个境界。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过一句话:只懂一个国家的人不懂任何国家。我想他表达的正是类似的意思。

  2.“比较”产生冲击,冲击带来思考

  其实,不仅仅是学者,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也往往需要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打开思路,因为“比较”能够产生冲击,而冲击带来思考。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如此大义凛然,看上去简直是天经地义——一个人做了坏事当然要“坦白”,这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吗?
  可是,直到有一天,我在电影里听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是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坦白从宽”并非天经地义。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可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并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的“警告”,只觉得脑袋里“咯噔”一声——这个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居然还可以是一种权利?一个人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老实交代吗?就算你没做错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吗?
  但是,原来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认为让人自证其罪是不人道的,他们担心这种“坦白从宽”的观念会造成或者恶化刑讯逼供,他们认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弱小的被逮捕的个体之间,应该有一个作为缓冲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师。
  这些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是了解到这些观点的存在,对于开阔我们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电影情节,不知道“米兰达警告”的存在,我可能永远不会去思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在很多国家生活过,欧美、印度、土耳其、乌干达……在北京也住过三年。有一次聊天中他无意提起:“北京是我住过的最安全的城市”。
  他的这句话说得平淡无奇,但是在我脑子里,又带来“咯噔”一声。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陈述,而且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北京成为一个异常安全的城市?这背后有没有政治逻辑?它的政治逻辑又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也从未去过其它国家的大都市长期生活,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更不会产生困惑。因为他会把都市的安全感当做“理所当然”的事物,认为生活“本应如此”。
  但是,我们知道,都市的安全感并非“理所当然”的事物。战乱国家就不说了,即使是非战乱国家,比如墨西哥城、马尼拉、约翰内斯堡,甚至哪怕伦敦、纽约的某些街区,你都不会认为深夜或凌晨在大街上独自走路是个好主意。
  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其实有时候,没有比较也没有惊喜。

  3.思考得越多,越能将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

  所以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讲,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洞察力?
  它首先是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的能力,把句号变成问号的能力,把“此时此刻”和无数“它时它刻”联系起来的能力。
  这种能力和每个人的敏感性有关,但是,也和每个人的“见识”有关——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做“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
  如果你只做一个“井底之蛙”,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
  所以,我希望能带着大家,把形形色色的国家纳入我们的视野,建立一个尽可能丰富的完整的参照系,以此来定位现实。
  我们知道,理解和判断的前提是“参照系”的存在——如果我们不知道人类年龄的大致范围,就很难判断多少岁算是长寿。如果人类年龄的极限是120岁,那么90岁就非常长寿;但如果极限是300岁,那么90岁就还是少年。
  同样的道理,比较政治学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政治可能性的参照系,以此分析理解各国政治所处的位置。
  所以,了解其它国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甚至不仅仅是出于“心怀天下”的世界主义情怀,也是为了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4.有时候恰恰需要通过寓言,来理解现实

  说完“比较”,再来说说“政治”。
  任何学科的人都愿意强调自己的学科有多么重要,我们政治学的人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强调政治对于塑造一个国家命运的重要性,似乎并不符合我们熟知的一些主流话语。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主流话语,“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才是基础”。也就是说,政治是被决定的那个,经济才是决定性因素。
  在这套话语中,只要出现任何政治问题,都会自动产生一个“正确答案”:还不是因为穷?这似乎也合乎我们日常生活中朴素的认知。
  但是,问题来了,那么经济发展又是从何而来?
  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南北朝鲜。我们都知道,韩国的经济水平远远高于朝鲜,2017年韩国的人均GDP是37600美元,朝鲜是1700美元,也就是说,韩国的人均GDP是朝鲜的22倍。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两个国家,同一个种族、同一个语言,有着高度相似的历史传统、高度相似的地理环境。北朝鲜人不比南朝鲜人笨,也不比他们懒,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两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出现了天壤之别?
  至少,在政治学者眼中,最大的差别就是政治因素:一个是封闭的、威权的体系,一个是开放的、问责的体系。
  我们可能都听说过韩国的经济如何在威权时代起飞的故事,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韩国经济真正的飞跃,不是在威权时代,而是在政治转型之后。
  直到1970年左右,两国的经济水平其实相差无几,到1980年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是朝鲜的两倍左右。但是,随着朝鲜政治越来越封闭、韩国政治越来越开放,两国的经济水平差距越拉越大,到2017年,两国的人均GDP差距就是22倍了。
  应该说,政治的力量,在南北朝鲜的对比当中一览无余。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委内瑞拉。这几年很多人可能隐隐约约地听说过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超级通货膨胀、饥荒、大规模的人口逃亡。
  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民众与其去商店里买手纸,不如直接用钱当手纸用——纸比钱贵多了。
  人口逃亡又到了什么程度呢?460万人到其它国家去谋生了,这是委内瑞拉16%的人口,这也被认为是西半球历史上最大的难民潮。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直到1999年,委内瑞拉仍然是拉丁美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短短20年,一个拉美最富的国家,变成了最大的噩梦,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
  民众是同样的民众,传统是同样的传统,宗教是同样的宗教,地缘位置当然也是同样的地缘位置。
  所以,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查韦斯上台了——一个自认为是罗宾侠式的政治家,以一己之力破坏了委内瑞拉的政治生态,摧毁了委内瑞拉的经济。
  就从朝鲜和委内瑞拉这两个例子来看,你还认为政治只是所谓的“上层建筑”、等着被“经济基础”决定吗?还是,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政治本身也可能成为塑造经济乃至社会的根本性力量?
  这是我希望带着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
  当然,这两个例子相对比较极端,在很多其它国家,政治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未必如此清晰,但是,正是这种极端的情况,照亮了社会变迁当中的某些关键因果机制。
  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例子几乎像是寓言。有时候,我们恰恰需要通过寓言,才能够理解现实。
  其实,政治对国家命运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不仅仅是政治学者的看法。一些其他学科的人也是这么看的。
  比如著名经济学家诺斯,他对工业革命的看法就非常强调政治因素。我们都知道工业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全球性的意义,但是,关于工业革命,一个经久不息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最开始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是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
  就诺斯来说,他一杆子把问题的答案捅到了英国的光荣革命。他的看法是,光荣革命成功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带来所谓“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使得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产生了投资、生产、创新的动力,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
  这种看法被称为“制度主义”,直到今天,很多经济学家都是制度主义者。

  5.相似的政治理念,放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将产生巨大的不同

  强调政治因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政治万能论”,尤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万能论。
  我非常喜欢俾斯麦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其中“可能性(the possible)”这个词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政治不是魔术,它不能抵达“the impossible”,它不能做成无米之炊,它不能让水变成油,它不能发明永动机。
  所以,我始终强调一点:政治在社会中。
  什么叫“政治在社会中”?就是社会条件构成政治选择的半径,也影响政治选择的结果。
  我们都听说过一个成语,叫“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同一个物种放在不同的气候、土壤、环境中,它长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菲律宾1946年刚独立的时候,它制定的宪法和美国宪法是非常像的,但是结果大家也知道,菲律宾后来的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像是美国——独立不久,它的民主制度自身很快崩溃了,它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乏善可陈。所以,同样的宪法,“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再举一个例子,北欧国家,像瑞典、丹麦、芬兰这些国家,都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被视为是治理的典范,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前面我们提及的查韦斯,他也把他在委内瑞拉的社会实践叫做“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带来的,却几乎是国家的崩溃。可见,此“民主社会主义”非彼“民主社会主义”。
  相似的政治理念,放到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当中,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化学反应”。这就是“政治在社会中”。
  所以,虽然政治非常重要,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认识到政治的有限性。理解政治,有时候恰恰要从政治之外着手。
  正是通过研究政治与其他因素的“化学反应”,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6.不是寻找政治的“灵丹妙药”,而是学会在差异中寻找规律

  也正是因为“政治在社会中”,因为“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所以比较政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个政治配方。
  但是,反过来,这是否意味着研究比较政治必然导致价值上的虚无主义?
  是否意味着韩国和朝鲜的制度无所谓好坏,因为它们国情不同?是否意味着今天的委内瑞拉和二十年前的委内瑞拉,无所谓好坏,因为时代不同。由此最后的结论只能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不同,所有的时代都不同,所以不存在优劣,不存在好坏”。
  大家想一想,这里面有没有逻辑问题?恰当的逻辑是:这里的好东西到那里不一定是好东西。不恰当的逻辑是:这里的好东西,在那里一定会成为坏东西。
  我们不能跳出一个逻辑陷阱,又掉入另一个逻辑陷阱。
  的确,“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但是美洲的土豆到了亚洲也还是土豆,它可能变成了大一点或者小一点的土豆,甜一点或者苦一点的土豆,但土豆还是土豆。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有时候又是“在美洲是土豆,在亚洲还是土豆”?
  这种矛盾其实就帮助我们抵达了比较政治学思考的核心任务:在差异中寻找规律。
  在差异中寻找规律,简单来说,就是试图搞清楚,想要从A到B,需要哪些条件C?或者说A没有到达B,是因为缺少了哪些条件C?比较政治学的功能的确不是寻找政治的“灵丹妙药”,但它同样不是放弃对是非对错的判断,而只是试图让这种判断变得更加小心而已。
  要知道,社会科学的思考,包括政治学的思考,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
  社会科学的思考就像是开车,需要时刻的警觉,时刻观察路况,并根据路况随时调整速度和方向。一刹那间的走神,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这听上去的确很累,但也是唯一安全的做法。
  世界是复杂的,但又不是随机的,知识也正应当如此。
  求知的道路,意味着永恒的疲倦以及偶尔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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