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又到“大集体” 点击：610  作者：记者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发布时间:2017-07-09 10:08:11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里，这首1979年开始在当地传唱的《大包干歌》，在不停地滚动播放着。

　　歌的源起，是被称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所谓“大包干”，是指大包干到户，即农户承包集体的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自主经营，包交国家和集体应得的各项费款，其余产品或收入归承包户所有。

　　1978年冬，当时属梨园公社的小岗生产队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纪念馆里的雕塑，复原了这次会议的场景：

　　18个农户或坐或站，群情激奋，在同意“分田单干”的字据上，摁下18个鲜红的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鉴（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众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此后，小岗人在各自承包的土地上耕作，并由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幕。

　　一晃快40年过去了。年轻一点儿的人，一定难以理解：不就是包干到户么？至于搞得那么神秘、那么悲壮？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这段凤阳花鼓词，唱出了凤阳数百年来逃荒要饭的沧桑历史。凤阳处于江淮分水岭，非旱即涝，“乞丐之乡”的帽子由来已久，“凤阳花鼓”最早就是外出行乞敲出名的。隶属凤阳县的小岗村，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村庄，距县城30多公里，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生产和生活一直都很艰难。

　　1955年，合作化以前，小岗有34户农民、175人，26条耕牛和1100亩耕地，正常年景温饱有余。1956年，小岗一步跨入高级社即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进入人民公社化后，生产开始下滑，农民收入下降。一直到1978年之前，小岗都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生产队，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

　　在“饿怕了”“穷急了”“捣散了”的困境下，当时的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和队长严俊昌、会计严立学共同商讨，一致认为，干脆撤掉作业组分开包干到户。现在社员都同意，我们瞒着上面干。瞒不住，大不了不当干部，撤职、处分随他便，到最后总不能不让我们种地。

　　随后就发生了前面说到的那一幕。

　　豁出去的原因很简单：饿怕了，穷怕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那么吊诡：今天看似简单、无所谓的事，搁在过去，可能就真的很不简单，且非常有所谓。

　　1979年以前，别说“包产到户”，连“包产到组”，都被认为是对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化道路的背叛，始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三级所有”，是指生产资料和产品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指在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中，生产队一级是基本核算单位。这种体制直接导致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和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都被收归社有。这些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给农业农村农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迟至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仍然强调“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可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到户，完全突破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机制，在当时波诡云谲的社会环境下，压力巨大。

　　没有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可能不明就里，不知其中的厉害。

　　此前的批“单干风”、批“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历经无数政治斗争和折腾，上至中央领导、省委书记，下到基层干部、平民百姓，都为之付出过惨痛代价，有过血的教训。此时文革刚刚过去，怎不让人心有余悸？

　　所幸，小岗村的“明组暗户”和大包干到户，从一开始就得到县委的默许。更可喜的是，1979年秋收后盘点，小岗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1.75万公斤增加到6.62万公斤，人均口粮由93公斤增至350公斤，人均收入由22元增至350元——小岗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0年1月24日，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小岗，看到“大包干”带来的巨大变化，给予肯定与支持。此后大包干到户在凤阳乃至全省普及开来。至1984年，大包干经营新体制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广大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小岗人的这一首创，为中国农村改革迈出第一步，并在随后“农村包围城市”，成为整个中国改革的一个原始起点。

　　大包干短短几年后，凤阳花鼓唱出新歌：

　　“唱过去，泥巴门，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唱现在，住瓦房，吃细粮，电视沙发西式床，还有余钱存银行。

　　“唱过去，一愁吃，二愁穿，三愁欠款还不完，四愁儿子光棍汉；唱现在，吃不愁，穿不愁，腰里不断十块头，又娶媳妇又盖楼。”

　　可谁又曾想到，从1984年起，小岗粮食连年增产，农民收入却未能同步增长。问题出在“无工不富”，很多人感叹小岗人错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乡镇企业”等诸多良机，以至于传出“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没进富裕门”。

　　待到进入新世纪，小岗村开始第二次“革命”。通过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起来，并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确权颁证，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从“分田到户”转到“分红到人”，发展现代农业，壮大集体经济。

　　这一转身，又一次把小岗村推到风口浪尖。有人认为，当年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锅饭、率先搞“大包干”的小岗村，要重新回到“大集体”了——如果套用一句文革语言，完全可以扣上“走回头路”的帽子。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对话，就发生在凤阳。其实，小岗只是中部众多资源平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普通村，要求其永立时代潮头，未免有些苛求。无论当年搞“大包干”，还是现在回归搞“大集体”，首先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听听他们的忧乐。争论对与错，以及是否在“走回头路”，在当代已经毫无意义。

　　“我们全家都在村子里，有开农家乐的、有开超市的、有开澡堂子的，孙辈分别在游客中心、干部学院上班。”到小岗村第一家农家乐“金昌食府”就餐时，见到主人严金昌，他是18个“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也是小岗村最早把土地流转出去的那批人。谈到现在的收入，他乐呵呵地说，现在仅农家乐一项，他一年就收入20多万元呢。

　　事实上，2016年，小岗村实现集体经济收入680万元；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169元，分别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806元和4449元。以创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为契机，小岗村制定的“三年大提升”行动计划，正紧锣密鼓进行着……

　　小岗村走过的历程，真可谓惊心动魄、波澜起伏。

　　或许至今仍然有人对小岗人“敢为人先”的首创，不以为然。这倒让我想起了哥伦布的故事。他发现新大陆后，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一些贵族认为他发现新大陆完全出于偶然，即使没有哥伦布，也会有人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拿出一个鸡蛋说：“诸位，你们谁能把这个鸡蛋立在桌子上？”众人面面相觑，哥伦布拿起鸡蛋往桌上一磕，鸡蛋立住了。贵族们不服气，说这样我们也会立。哥伦布说：“问题是你们这些聪明人谁也没有在我之前想起这样做。”

　　更难得的是，小岗人的“敢为人先”，作为一次破釜沉舟似的押宝，绝对不是邀宠似的投机，恰恰相反，他们在商议和摁手印时，强调的是“瞒上不瞒下”，他们的目标和目的也一样，是“朝下不朝上”，而且完全不考虑个人荣辱安危，先干了再说，由实践和最后的结果去检验。这种精神和境界，永不过时，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可宝贵、值得珍爱的。

　　走在小岗村2000米长宽阔的“改革大道”上，我在想：木秀于林，一旦成为标杆，也同时成为靶子，各种麻烦难免随之而来。但不经历一些翻来覆去的波折和磨难，何以淬火成钢？

　　无论什么社会，也无论什么时代，凡成大事者，都有赴汤蹈火、“敢为人先”的勇气，还有不计得失、豁得出去的气概——这才是“小岗村”这一标签的真正意义所在。

　　“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之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离开小岗村，想到庄子的这一回答，实在是精妙无比、妙不可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