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说
造反，是一个历史久远的词汇，而造反派则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特殊称谓。在十年文化革命期间，一批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从下而上的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全民反腐反修反贪的群众运动，这一大批人被人称之为“造反派”，这些草根阶层的人们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各种报刊媒体和影视作品描写成无恶不作的暴徒、不近人情的野兽和大量伤及无辜的另类，甚至作为反对和打击不同政见的帽子和棍子，使他们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例如，华国锋、陈永贵等人不也被说成造反派吗?
从1966年到现在，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当年的造反派，到现在年龄最小的，也已经过了60岁，时日不多了，但总觉得黑白不容颠倒，真像应该还原。因此，在我年近70的时候，写下这点东西，就我所经所历，所闻所见，试图还其公正。
二、事实真象
打开电视，翻开书本杂志报刊，各种文章报道，都把文革初期揪斗当权派，批斗教师学者，砸毁宗庙祠堂，破坏古物古迹，统统说成是“造反派”所为，而事实却远非如此。文革开始后，在资产反动路线主导下，在各级领导所派工作组的错误指挥下，各类学校、文化团体，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一些有历史污点的领导、学者，甚至把斗争矛头指向一些社会关系不好、平时爱提意见的学生、普通文化工作者的身上，正是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一些学生采取过激行为，打老师，为批斗者挂黑牌，画花脸，以所谓“破四旧”为名，砸毁文物古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批“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学生，工人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起来造资反路线的反，于是各级党委政府出来“灭火”，把斗争矛头指向这些学生、工人，这样就出现了维护资产反动路线的“保守派”和“造反派”对峙的局面。后来，在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击退，造反派暂时得势，虽然也沿袭了文化革命初期的一些错误作法，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等，但比起文革初期的那些作法来说，其烈度小多了。由于造反派是自发形成的，且多是身上带刺的人组成，所以文革中被资反路线、当权派多次诬蔑为“造反派里牛鬼蛇神多”，盖然如此。而造反派的辉煌，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其后一次次的清理整顿，一次次运动，造反派总是处于挨打受压的状态。因此，他们也一次次地抗争，利用一切机遇，争取公正合理的待遇。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后，造反派被打压到谷底，“造反派”三个字，也就成了当年那批人永远被戴上的被各种誉论染黑的永远折不掉的黑帽子，但就是因为有“造反派”和他们的斗争精神，在那以后被称之为“十年动乱”中，有谁敢腐敢贪吗?
三、选反派的悲惨遭遇
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学校一毕业后，一次次学习班，批斗挨整就等候着他;种种磨难等候着他;首先，招工、招干、参军，因为是造反派，就有可能被刷掉，有的参了军，最后也被部队审查后，遣送回原籍。在农村，表现很好，能吃苦耐劳，群众评议好的人也入不了党，有的人婚姻家庭也因此受到破坏，我的同学柯涛一九六八年分工到大悟，他与一个女老师谈恋爱，而他此时正因为文革造反被住学习班，而教育局的负责人做他女朋友的工作，要柯的女朋友不要与“造反派”谈，而与他(教育局负责人)的一个侄儿谈，不然的话，就不要她教书了，柯涛不服，就将这一情况逐级上告。最后，在邓颖超同志的干预下，才使得二人家庭得以团圆。我的同学张险峰，是一个造反组织的头目，回到家乡祝站镇教书后，其十几岁的女儿放学后被人奸杀，也因为他是“造反派”，有关部门的人对这样的惊天大案不闻不问，侦破案件最佳时间错过。他多次上告，案子多年未破。我的另一个同学简彪，也因为“造反”，景况就更惨了：学校毕业后，他分工在孝感城区的一个中学，就因为造反，76年被发配到他家乡的学校任教，在“严打”期间，又被判刑到劳改农场，在劳改农场，管理犯人的看守，也认为他是冤案，在他们的干预和努力下，简彪被无罪释放。释放后，又因为“造反”，各个学校不敢接他，使他失去工作，爱人也失去单位。他做过早点，摆过地摊，全家四口人居住在不到二十平方的一间破屋里，生活靠低保和他在一个单位守门千把元的收入维持。后来得了癌症，无钱住院，靠同学接济，在家里打点滴治疗，在痛苦和绝望中了却了一生。死时，他拉住我的手说：“我一生未做过坏事，仅仅因为造反，落得了这个结果。”我为他曾找过社会上一些做慈善的志愿者，他们却说：“他是造反派，我们不敢管!”看着无助的他在痛苦中挣扎，我的心如刀绞。
四、最后要说的
作为“造反派”，虽然上面未定性为反革命，上面也不可能为之平反，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别人说我们“英雄”或“壮举”，但求文人媒体不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过分的将之渲染成“十恶不赦、人妖不分”的恶魔，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就行了。如此而已，何能他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