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谢盛友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詹长权3月31日在德国之声电视联机采访时说，台湾在这次抗疫之所以反应快速，是因为在SARS期间学习到教训：“我们学到的是，你从中国听到任何消息，都要非常谨慎以待。 ”他说：“所以去年12月我们还不知道病名是COVID-19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采取行动，比任何国家或报告都还要早。 ”他说，台湾当时坚持派专家到中国当地视察，但是他们却不被允许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因此他们意识到事态严重，很可能有人传人：“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还没有给出任何旅行建议的时候，我们就首先禁止中国旅客来台。 ”

彭明辉，剑桥大学工程博士，清华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曾获中国画学会艺术理论金爵奖与帝门文教基金会艺术评论奖，并担任清华大学艺术中心主任。1995年创办新竹文化协会，歷任中华民国社区营造学会理事、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常务理事、生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粮食危机关键报告：台湾观察》、《生命是长期而持续的累积：彭明辉谈困境与抉择》、《2020台湾的危机与挑战》、《活出生命最好的可能：彭明辉谈现实与理想》等。

以下是彭明辉博士2015-07-02写的文章《别看不起台湾人》部分内容:

我有足够的信心和佐证说：台湾人的能力和素质绝不会输过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但是他们的拼命程度却远远比不上台湾人；因此我们绝对有足够的能耐侵吞先进国家的一部分世界市场，挑战他们的隐形冠军，持续提升自己的產业附加价值与技术水準，而没有理由陷入过去20年来的困境──除非，我们一直抓著过时的观念、战略与制度，以致作茧自缚，在困境中越钻越深（就像困在鱼笼裡的野生芦鰻，拼命地往错误的方向前进）。

我不是愤世嫉俗或喜欢骂人，而是不忍心看年轻世代没有未来，不愿意看台湾人在不该有的困境裡消磨斗志和志气。相信我，台湾人早已累积出足够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只要能摆脱20年来制度上的扭曲和战略上的盲点，早就可以脱胎换骨地进入另一个层次的发展阶段了。

我在剑桥见过好几位绝顶聪明的欧洲学者，他们的聪明与智慧确实是台湾人罕能企及的；但是大陆、香港和台湾留学生在剑桥的平均表现，绝对胜过英国学生的平均表现。回国后，我也在好几位学生的推荐信裡这麼写：「他的能力绝不输我在剑桥的同学。」──我是真心的，而非谬讚或夸奖。

我有很多同学和学生在美国硅谷和高科技公司工作，他们的工作能力绝不输外国人，只不过因為肤色而无法获得公平的升迁机会。

1990年代初期，我比较了清大教授和英国大学教授的学歷，我们的学歷之整齐远超过绝大多数的英国大学，足可挑战英国前十名的大学。一位美国教授来访时说：以你们的师资和研究能量，有机会跟美国前十名的大学竞争。

20世纪初，我陪几个厂商去日本参观访问，藉著日商对「教授」的敬意而较深入地跟他们讨论技术问题。我有把握，台湾人的聪明程度至少足以打败日本的中、后段產业。实际上我也带著一个台湾企业，在一项设备的研发上打败了日本著名的Omron和美国的安捷伦科技。

我不敢说台湾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族群，但我有足够的佐证说，我们绝不输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不敢说台湾人可以打败全球百大企业，但我有足够的佐证说，我们绝对有能力打败欧美许多规模跟我们相当的企业，威胁或取代许多全球的隐形冠军。

因為，在欧美国家里，没有人像我们这麼勤奋工作：我们的人均每年工时是德国的1.82倍，英国的1.56倍，美国的1.43倍，日本的1.26倍，连有过劳死现象的韩国，也只不过是我们的85.5%。

以我们这样的聪明和努力，却陷入薪资倒退、非典就业常态化、两兆双星变五大惨业的困境，甚至「降低环保标準与薪资水準，加速两岸贸易，换取生存空间」的声浪越来越高。我们真的只能靠降低环境品质与薪资水準来换取苟活吗？我们真的只能靠大陆市场争一口饭吃，而屈服於中南海和两岸台商「以商逼统」的阳谋吗？我们的能耐真的这麼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