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关于文革的认知和评价越来越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了，可是，看过《罪行摘要》的人都更容易体会到，文革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荒唐闹剧，对命如草芥的普通人尤其如此。导演徐星能把镜头对准农民，拍出他们个人的苦难，还拍得如此精彩生动！


　　老高按：校友传来一篇影评，是评论一部与文革有关的长纪录片《罪行摘要》的，该片的制作者是徐星。
　　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徐星这个名字。八十年代初期，他是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的清洁工。1985年，这个清洁工石破天惊，在当时最重要的刊物《人民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引起轰动，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开山之作”。
　　1988年，徐星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首届作家班的学员，同学里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等。谈起和同时期成名或者有相似背景的大腕儿作家们，徐星曾自嘲说：“我除了穷点儿，可活得挺好的。”
　　被烤鸭店领导不待见只好离开的徐星，仅靠微薄的稿费和教外国人学中文，生活过得异常贫苦。1989年，他在一家叫《华人世界》的杂志当了一段时间编辑，当年4月，这份杂志的封面出了什么问题，被封停了。这是徐星最后一份工作，从此再没有上过班，杂志社倒闭后，他的档案也被弄丢了，没有社保，办不了低保，甚至连父亲留下的房子都无法继承。
　　徐星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是一个独立电影纪录片的编导。
　　两个月前，我在纽约见到他，他来参加关于土改和镇反的国际研讨会。徐星没有提交论文，却带来了他拍摄的尚未最后完工的纪录片《长工》。他在全国各地访问曾给地主当过长工的老农（14位还是24位？数字我忘了），请他们回忆当年的长工生涯。会上播放了一些片段，完全是这些受访者的回忆。徐星在会上发言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所采访的所有这些长工，没有一个说东家的坏话。

　　　　　北京小说家、电视纪录片制片人徐星。（高伐林摄）

　　长纪录片《罪行摘要》的创作过程，很有戏剧性。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庄认识了画家贾和震，贾曾经被指控“现行反革命”，在监狱农场度过了十年。他用犯人登记表的背面偷偷作画，偷偷带出监狱。2011年，徐星偶然看到这批画的反面都是犯人登记表，如获至宝，真是一批难得的史料！表格中各种“罪名”的“犯人”在浙江省衢州十里丰农场服刑，大都是农民，被以各种罪名判处7年至20年刑期。
　　徐星拿着22份表格复印件，按照地址按图索骥。2014年，纪录片《罪行摘要》终于问世，14位老人娓娓道出当年的遭遇。
　　徐星说，“关于文革的反思和记录，无论是文艺作品、新闻报导还是纪录片，绝大部分都把视角集中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身上，极少关注底层群体，而农民这一块，基本没有涉及，其实，这个群体的遭遇可能最为悲惨和荒诞。”
　　2014年3月29日，影片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馆放映。放映会展板上有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徐星在现场说：“这个片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他邀请到片中的三位当事人参加放映会。其中一位老人讲，作为农民，如果没有徐星的记录，他们的这段屈辱历史就会被完全淹没掉，带到坟墓中。
　　在那个年月遭受冤案，太平常了，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可能心里不会引起涟漪。但令我愤慨的是：这些农民除了一纸释放证明，没有获得过一分钱的赔偿！——1979年以后对“文革”进行平反，所谓“落实政策”，农民基本是一个被无视的群体。
　　他们在释放后向政府要求赔偿，但政府把责任归到“四人帮”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如果都要平反赔偿，就是把上海卖了也不够啊。等国家富强起来再说吧。”可快40年过去了，国家富了，他们仍然没有等到赔偿。一位老人说：“我从26岁到36岁，劳改10年，就没有一分钱工资？到哪儿都被拒绝，现在连法院的门都进不去了。”
　　农民们用《国家赔偿法》上告，但得到的答复是：该法只适用于1995年1月1日以后的问题，法律的原则是不溯及既往。
　　这些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遭到的冷遇，他们的无助和绝望，在徐星看来感同身受。“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弃儿。”他说。


　　平民之殇——关于纪录片《罪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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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后悔看这部片子，看完之后至少十分钟无法言语，我被伤到了。《罪行摘要》两个多小时长，十几个“犯罪分子”的个人故事，没有编导的任何评论或暗示，老人们言语也朴实，甚至在镜头前有所克制，但我还是被伤到了。
　　在看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眼泪流了很多次，差不多从第一个故事中的父女泪别到最后一个故事老友相拥，我都有点忍不住，想掩饰而不能，突然发现自己好脆弱啊！
　　我们都是普通人，如世间的一粒凡尘，虽然微不足道，但作为活人，都有人的自然情感，有所谓同理心。在为他们的命运唏嘘长叹时，很难说没有物伤其类的哀伤，而且，这种哀伤经由影像呈现出的故事而凉凉地穿透了身体。
　　摄影圈有句自诩的话，一图胜千言。看这部片子，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图像的力量。形诸文字的东西和图像比，其实是先天不足的，就环境细节、人物情绪的准确真实而言，图像的说服力是无可替代的。
　　这些年关于文革的认知和评价越来越雾里看花莫衷一是了，可是，看过《罪行摘要》的人，都会更容易体会到，文革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荒唐闹剧，对命如草芥的普通人尤其如此。
　　我们在翻看历史时，看到的都是有权力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的历史，平民是不存在的，即使涉及，也被深藏在某个数字后面，没有具体形象可言。即使在回溯文革的事件和人物时，我们看到的也大多是官员和知识分子，毕竟他们有着话语权。所以，导演徐星能够把镜头对准普通农民，能拍出他们个人的苦难，还能拍得如此精彩生动，让我不佩服他，有点难。
　　三年时间，我不知道徐星从北京到浙江往返了多少次，其间辛劳自是一言难尽。而这些莫名其妙坐牢的农民都渐渐年事已高，能有人用心记录他们的冤屈，想必老人们会有些欣慰的。
　　转眼文革结束也已经四十年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对这场灾难的了解十分有限，很多人还对文革抱有很多浪漫的想象。也许看过《罪行摘要》会增加大家对文革的了解，相比于可能得到各种帮助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平民的灾难才是最深重的。如果真有十八层地狱，处于最下面几层的，一定都是这些平民。想到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在社会上基本没有话语权，有朝一日，如果文革重演，我们就会变成当年的他们，每念及此，脊梁骨便有点冷飕飕的。
　　六年前，徐星在北京宋庄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然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
　　寻找用了一整年，拍摄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13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的14张面孔，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他们的罪名，在当年被冠之以“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等。
　　第一个人物，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当年的中学老师，因为学生来访时恰巧停电，于是被污“企图通奸”和“破坏军婚”，自此万劫不复，尽管没有任何事实上的罪行发生。而信任他的十几位学生因为结伴去监狱看望他，也被定罪。最可怜的是他十三的女儿，在他的妻子卖力检举他并离开之后，女儿用父亲学生们烧炭砍柴积攒的一百元钱去监狱看他，仅仅半小时的见面，父女被监狱的铁门隔绝在两个世界，那凄惨的哭喊久久回荡在观众的耳中。
　　六十多岁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红薯堆旁接受了采访，从他破碎的叙述中，偶尔能够听到“被抓”、“脚镣”、“老婆没了”。关于当时的经历，已经很难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因为对农村的困境有疑问给“中央文革”写了封信，就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当被问起信的内容时，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在衢州十里丰农场的头一年，他把五十六斤的重镣挂在脖子上劳动。他说起这些就像在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这时，他87岁的老父亲闯进了镜头，提着一篮子红薯，他竟然还在干农活。最后，林品新撩起裤腿，脚腕上被铁镣勒出了永远也抚不平的深深印记。
　　周明夫，曾经是生产队的会计，因为有些文化而遭人嫉恨。他的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枪把已经沤烂了，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间里就三个人，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
　　最有戏剧性的是胡竣录、程德华和翁志渝三人。他们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处境艰难。于是三人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互相帮帮忙。但忽然有一天他们就被抓去交代问题。翁志渝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接着就开始被人用枪托猛砸，要他不仅承认罪行，还必须给自己的反革命组织起个名字。翁志渝说，“我必须想出一个名称来，不然就要被打死。”想了半天，他说了两个字：“启蒙”。而打他的审讯者对这个词完全不懂。几个人终于有了罪名——建立“启蒙领导核心小组”，既然是反革命犯罪集团，当然不会是几个人或一两个组织，于是本村、邻村一起凑了几十个人和多个不同名目的组织，这样一来，当地就可以因为破获了犯罪集团而邀功，而这几十个甚至互不相识的农民，或为此丧命，或为此身陷漫长的牢狱之灾。
　　程德华和翁志渝几十年记恨对方当年的表现，程认为是翁的“启蒙”害了自己，翁谴责程，如果不是自己给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起了一个相对中性的名字，可能他们几个人都会被枪毙。还是在徐星的撮合下，他们彼此相拥重修旧好，那一幕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当年被冠上“参加903反革命集团，制造政治谣言，参与策划反革命暴动组织，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让他不敢相信任何人。“政治这个东西我后来想想是很麻烦的，就凭嘴巴说说，但是我也没办法，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的，他说你是就是，你没有办法的。”
　　当徐星问他，在牢狱里有没有被打？老人家回答说，“打是难免的。两个手指头用牛筋绑好，手指头中间扎针，是这样的，一个个扎进去。”
　　“扎针？扎多少根针？”
　　“那是过去的事情，算了。这真有点可笑：这样子会成立罪名的，会判刑的，我到现在有的时候心里都在笑，心里都在笑。”
　　徐星问他恨不恨害他的人，他说不恨。“一个呢，我想，过去了。第二个呢，他也是受人家的指使，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啊，那个时候，这个人性啊，都是没有心的，就是这个谁压倒谁，他身上垫一下就高一点，这样子的。”
　　如今的老人，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们中，当年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要求离婚。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坚持相信丈夫的无辜，含辛茹苦地等待了十年，从22岁到32岁，头发全白了。当丈夫出狱回家时，长大的孩子完全不认识来人，告诉妈妈，家里来客人了！
　　这十几个人里，如今还有好几个是老光棍。程德华说，我现在多活两天少活两天实在没什么不同。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出他们有多少怨恨，麻木和认命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遭遇，因为说了也似乎没人想听，有些孩子还会因此害怕。他们准备默不作声地带着这些冤屈的隐秘往事入土，是徐星的出现，才让他们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
　　在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普通民众似乎对明清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而一旦涉及当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则语焉不详了。对于文革，七十年代末期其实官方就有定论，简单说是十年浩劫。官方的完整措辞是这样的：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但在原因上则有些含糊其辞。“领导者”是谁？大家都明白，但就是不说破。也正因为这里的顾虑和含混，给后世留下了纠缠不清的孽债。
　　也因此没有人出来忏悔。好像大家都是控诉者，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却无影无踪。文革的确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当年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参与者。最苦的则是这些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的底层平民，他们的命运不值一提，他们的苦难毫无价值。
　　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罪行摘要》，希望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至于文革好不好？文革是什么？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再纠缠这样的问题了，假如我们还有良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