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自己的新书《特朗普VS中国: 正视美国最大的威胁》(Trump vs. China: Facing America's Greatest Threat)一书中告诉美国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为中国是一个“脆弱的、热爱和平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现在是时候放弃对中国的幻想，认清中国的本质了。他说，现代中国的本质是极权的共产独裁国家，来自极权中国的威胁关系到美国的生死存亡。

美中之争本质上是民主与专制的对决，这一关系决定双方贸易不可能存在公平性。造成不公平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贸易主体不对等，民主制度三权制衡和私有制决定经济主体为独立主体，而中国却是党配置一切资源，所有主体没有独立性而是党的工具，所以美中贸易本质上是不对等主体的关系。二是贸易环境不对等，除主体不对等外，关税、法律、新闻、信息、互联网等贸易环境全域不对等。这种不对等是制度产物，属不可调和关系，解决这种不对等冷战是唯一选项，冷战可以使中共的市场优势归零并掐正中国模式扼杀创新的死穴，是美国不战而胜的上策，更是美中关系的终结。

金里奇说，中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列宁式的极权主义国家，而正是这种极权主义，未来对美国人相信的自由和法治构成致命威胁。特朗普与习近平都为自己的国家勾勒了未来。特朗普是让美国更加伟大，而习近平是“中国梦”，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金里奇说，在特朗普的愿景里，无论是“美国第一”还是“让美国更加伟大”，美国民众是被放在第一位的，而在习近平的愿景里，社会主义体制是超越中国民众，民众必须依赖和追随这个体制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

他说，这两个愿景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一个愿景成功，另一个愿景就会失败。美中之间的竞争将决定哪个愿景最终会胜出，哪个会失败。

他说，美国人所珍视的利益、国家安全和价值观 和美国人习惯的自由世界正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总书记习近平的威胁，而且习近平的愿景并不是不可以实现的。金里奇说，中国“想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而美国挡住了中国的去路”。

金里奇把来自极权中国的威胁与美国在独立战争、内战、二战以及冷战时期遭遇的威胁并列，称与中国的竞争是对美国的第五次生存威胁。

他说，所幸的事，美国有了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是近年来第一个意识到中国及其共产党领导层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总统，并对中国采取强硬应对措施的总统。金里奇一直是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金里奇特别强调，这不是有关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竞争， 这是一场政治体系的竞争。

1949年，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做出军事回应的压力，在欧洲，马歇尔计划和北约(NATO)让美国显出坚决反对苏联、站在民主阵营中的姿态。但在亚洲，艾奇逊表示，“现在显然是共产党占据了优势”。他拒绝按照在中国传过教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的要求行事。周以德坚称，鉴于亚洲将发生“影响未来一千年的大事”，美国应该对抗毛泽东，就像此前在欧洲对抗斯大林一样。“我永远也无法理解，我们为何无法拿出一项能同时在两大洋行得通的政策，”他抱怨道，尤其是在那些“信奉真正自由”的中国人面对“灾难”之际。

随着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艾奇逊担心杜鲁门的威尔逊理想主义或许会推动其更积极地反对共产主义的“虚假哲学”。事实上，即使凯南宣称美国“尚未真正做好带领世界走向救赎的准备”，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党制也有着与美国完全相悖的价值观，因此华盛顿的一些机构已着手开展针对毛泽东的秘密行动了。美国很快就采取了一种对冲策略，声称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杜鲁门往中国方向第一次掷出回旋镖。

蒋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和个人自由的信奉者。当艾奇逊发布被他称作“大炮仗”的中美关系白皮书时，她非常震惊。白皮书称，“国民党军队本来不一定战败，他们是自行瓦解的”；“这一无可避免的悲哀事实，是不受美国政府掌控的中国内战的险恶结果。”《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白皮书的文章，标题这样的：“美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蒋介石政权。”

蒋夫人认为，艾奇逊的态度意味着美国不仅背叛了一个忠实的盟友，还背叛了其自身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崇高价值观。她愤怒地离开位于里弗代尔区的寓所，返回台湾，并声讨在她看来出卖了“自由中国”的那些“道德弱者”。

1949年是很多断层带开始出现的一年。美国内部的一个断层，存在于支持消极遏制中共的人和寻求积极回击的人之间。这种分歧，为今天依然存在的结交派和对抗派之间的矛盾奠定了基础。而珀雷诺这本书的结尾读起来颇似一句墓志铭：“1949年的争吵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延续至今。”

此后美国总统们继续掷出回旋镖。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已经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而他本人已经受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杭州以及上海，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签署了《上海公报》。在公报中，两国承诺会为外交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努力。1978年，卡特总统在未征询国会或要求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在台北市的美国大使安克志通知总统蒋经国。由于此举并不符合传统外交惯例，前外交部长钱复曾批评说这是无礼之举。而同一时间美国国会也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订立《台湾关系法》，规定假使台湾安全遭受威胁，美国有义务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卡特也在稍后签署该法案。1979年1月1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结束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官方关系，美国与中华民国之外交工作转由新设立的美国在台协会负责。

1979年1月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美国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

2001年12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15年的谈判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欧盟和美国一样希望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方面出于政治考虑，希望将中国的崛起纳入世界经济体制，以便多少掌控来自中国的变数。另一方面是经济因素，西方当然不能拒绝增长速度长居世界之首市场的诱惑，能够在那里分得杯羹是众心所向。

由于尼克松、基辛格和卡特及老布什、克林顿等对中共政策犯下的严重错误，助长了中共对人类的威胁比纳粹和苏联还要严重的多。地球有史以来没有比中共对人类危害更严重的集团及中共的邪恶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