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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超过没理想的人
送交者:  2019年08月31日10:26:30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李敦白的离世代表着西方左翼“国际友人”时代的终结。西方一些人亲华并不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而是把中国视为寄托他们政治信仰的“乌托邦”,老一代“国际友人”的去世标志着中西之间这种纽带断裂了。但这对中国难道不更是好事吗?


  老高按:“李敦白”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闻所未闻。但这个美国人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更应该说“自己人”——是“极少数在建国前就加入中共的外国人之一”,甚至还有说法:不是“之一”,而就是“第一”。当然,重要的并不是本人相信和社会公认是中共的“自己人”,更是中共当权者是否将之看成“自己人”。这个“自己人”,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竟坐了十六年牢——应该说是有“自己人”的资格了,当今核心的父亲,如假包换的“自己人”,失去自由的时间与李敦白有的一拼呢。
  我这代人印象最深的是,在文革中,李敦白这个洋人大红大紫的那一段。对于中共宣传的“五洲四海心向毛泽东”“文革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拥护”之类观点,李敦白就是个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活注解。但时间很短他就销声匿迹了。前几年,我主编《新史记》杂志时,编过关于他的文稿,虽然他那时已经九十多岁了,早就回到美国,但他毕竟与中国、与中共有过复杂而深远的渊源,有别人取代不了的对中国、对中共的独特视角和独到见解,还有些媒体和学者想到他,他还不是完全无人问津。
  中国学者王明远的文章,从更广的角度看待了李敦白和李敦白现象,颇有发人深思的见解。美国知识界迄今还有不少人对中国的革命、改革开放、习近平某某思想(抱歉,记不住那么长的标准说法,在中国错了一两个字就会扣薪水扣奖金,好在他们扣不了我一分钱)一直情有独钟,若读到这篇文章,应该有所醒悟?
  王明远的文章最后说:
  李敦白是最后一位离世的、解放前就来中国、长期在华工作的“国际友人”,他的离世代表着西方左翼“国际友人”时代的终结。……在西方,一些人亲华并不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而是把中国视为寄托他们政治信仰的“乌托邦”,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抛弃过去的理想主义路线,又随着老一代“国际友人”的去世,中西之间的这种纽带就断裂了。
  王明远的口气,似乎不无惋惜惆怅(可能是我过度解读?)。在我看来,包括李敦白在内的这些西方左翼“国际友人”对中国的发展进步起到的作用是复杂的,似乎负面作用更大。一个人有理想,比起只在乎利益,给我们的感觉,似乎要可敬一些;但是历史严酷的事实多次证明:就对民族对民众造成的危害而言,一个有理想的人,远远超过似乎没有理想的人。这是历史多么可悲的悖论!
  老一代“国际友人”的去世标志着中西之间这种纽带断裂了。但这对中国,难道不是好事吗?


  “Rottenberg”李敦白和美国左派的“中国梦”

  王明远,博客

  8月24日深夜从外媒工作的朋友微信分享里看到新中国早期大名鼎鼎的“国际友人”李敦白(Sidney  Ritternberg)以98岁的高龄在美国去世了。对于他的离世,过了两三天国内媒体才有报道,总之在国内的反响不大,这与李敦白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对于李敦白其人,我以前也不甚了解,一个偶然的事情引发了对他的事迹的关注。去年11月,美国一位著名藏学家访问北京,我组织了一个简单的晚餐欢迎他。这位藏学家也是美国左翼人士,年轻的时候家住在纽约布鲁克林,距离爱泼斯坦父亲寓所仅两个街区,70年代爱泼斯坦回美国探望父亲,因此,他有机会去认识爱泼斯坦,并且从那里了解中国“铁幕”内的信息。他也跟很多在华的西方左翼人士都有来往,故知道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其间,博闻强识的雷颐先生跟他聊起李敦白,他于是说起一件颇有意思的故事,说李敦白在“文革”中组织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揪斗在京的外国专家,所以很多外国专家都对他颇为痛恨,大家认为既然都是外国人,你还为什么对我们这么狠,李敦白本来姓Ritternberg,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Rottenberg(rotten,腐烂的、恶劣的)。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马海德、艾黎、米勒等还都不愿意跟他有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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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李敦白。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洪流中有一批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来自西方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有斯特朗、路易·艾黎、爱泼斯坦、李敦白、马海德、阳早、寒春等。这些人多数是专家,有的是搞翻译的,有的是搞农业、医学的,他们虽然支持中国革命,但是对中国激烈的革命政治都是若即若离的态度,李敦白是其中最热心参与政治,也是涉入中国高层政治最深的一位。
  李敦白于1921年出生在美国南卡莱罗那州的查尔斯顿市,他的爷爷做过州议员,父亲做过代理市长,他在1933年就被父亲带着见过罗斯福总统,生在这种家庭让他政治上早慧,这也是他后来作为外国人,不但不对中国危险的政治避而远之,反而一再大胆介入的根本原因。
  李敦白大学毕业后参军,又前往斯坦福大学接受一年的中文培训,于1945年被派往中国。1946年进入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在此期间他曾经偷偷将国民党要进攻中原解放区宣化店的消息告诉李先念。此后,李敦白来到延安并加入了中共,是极少数在建国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之一,入党是经过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批准通过的。建国后李敦白是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组主要成员之一,又主持对中苏论战等重要文献的英文翻译和广播。这期间,李敦白经常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外宾,并可以接触很多中央绝密文件,被认为有“通天”本领。“文革”初期,他积极参与造反夺权,成为全国知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夺权成功后被任命为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小组负责人(此时他还保留美国国籍),可以说是共和国历史上官当得最大的外国人。
  李敦白在中国最特殊的经历,莫过于他坐了16年的监牢,这是他热心政治的代价。第一次坐牢是1949年到1955年,这次他入狱是斯大林“钦点”的,是中苏美大国角逐的一个牺牲品,也是建国前后中苏关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1949年随着中国革命决战的胜利,斯大林越来越担心胜利后的中共不会听从苏联,毛泽东会成为“铁托第二”。1947年,斯特朗(应指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毛泽东“美帝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是对她说的。——老高注)从延安出发达到苏联和东欧后,一再宣扬中国革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而不是照搬苏联经验的结果,这引起斯大林的嫉恨,并且认为斯特朗是受中共所托在东欧宣传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主张的。斯大林决心要逮捕斯特朗,来警告毛泽东和中共。
  引发这个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则是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后就对中共吹毛求疵,攻击中共保密不严格,导致了中苏两党之间关于大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密电——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又责令毛泽东查出泄密者,毛泽东认为与斯大林发的电报只有五大书记和师哲极少数人知道,根本不可能泄密。米高扬根据苏联在西柏坡的通讯员捷列宾提供的信息,得知西柏坡有一个美籍翻译李敦白,并且他是斯特朗的学生。这无疑给了斯大林和米高扬构陷罪名一个好机会,他们一口认定李敦白就是美国特务,要求中共立即逮捕李敦白,并且斯大林命令米高扬将回国时间推迟3日,亲自向毛泽东交涉此事。2月14日,苏联逮捕了斯特朗,称她为“美国特务”,以此向中共施压。这样,中共再也顶不住压力,也逮捕了李敦白。
  1955年,赫鲁晓夫坐稳政权后,立即给斯特朗平反,因此李敦白也得以被释放。1958年、1964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亲自向李敦白道歉,这说明逮捕李敦白确是中共违心之举。
 
  李敦白第二次坐牢是因为文革,这次他在里面的时间更长。李敦白进监狱显然跟他既想造反,也不愿完全听从江青有关。李敦白参与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组织,并不是完全从中国的权力斗争哲学出发,而是从西方左翼的政治观点出发天真地认为文革是实现“大民主”的机会。当中央广播事业局夺权成功后,李敦白并不完全贯彻江青的指示,反而继续主张实行真正三结合制度下的民主管理。这对“文革派”想通过夺权控制这个重要宣传喉舌是不利的,这是李敦白逐渐被冷落,又被逮捕。这些当然是流行的观点,也是李敦白的自我解释。事实远非这么简单,李敦白到底对“文革”介入有多深,是否参加了冲击周恩来和陈毅的外事口夺权行动,都值得认真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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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敦白在“文革”造反派大会上发言。
 
  李敦白这次坐牢一共是9年零8个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他被关在低级牢房,每天饥肠辘辘,只能吃到白菜汤和吃不饱的米饭,米饭里面还有砂石。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伙食立即改善,里面有足够量的煎蛋、香肠、水果和牛奶。可见尼克松访华对中国影响多么深远,连秦城监狱都能感受到。1976年,在监狱的李敦白听到了新进来的犯人江青和王洪文。
  1980年,李敦白选择了回美国,他回国之初的日子相当窘迫,靠妻子王玉琳织毛衣和教中国烹饪来养家。李敦白解释说他回国是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他对中国彻底失望。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李敦白的说辞而已,他之所以离开,主要原因还应该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再被高层所信任,也不被周围的外国专家群体接受,处于非常孤立的状态。回国后的李敦白为微软、耐克、惠普等公司做进入中国市场的咨询和顾问,据说赚了很多钱,买了不少豪宅。
  李敦白是美国在华左翼人士的一个突出代表。新中国早期这些“国际友人”,如果剥去他们政治符号的面纱,深入观察他们的出身、经历和思想,有很多颇有意思的事情。首先,这些人都美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很聪明都有很高的学历,比如阳早是康纳尔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的,寒春是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马海德、李敦白都是北卡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这个学校在二战之前是美国最好的公立学校。二战前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所以,这些人都是比较精英的知识分子,不像现在很多外国人来中国是本国混不下去的底层人。
  再者,这些人往往出生在宗教氛围很重新英格兰或南部的农村,虽然他们都加入共产党,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是无疑他们的言行都有很强的宗教理想色彩,因为毕竟基督教、犹太教和共产主义在文化基因上有同源性。他们来中国并非是实现个人什么野心,或者获取什么物质财富。他们往往是怀揣着寻找和建设“乌托邦”的梦想来中国的。
  在美国的这些专家往往对自己享有很好的物质待遇深怀罪恶感。比如,中国官方认为阳早寒春夫妇在西安工作太艰苦,就把他们调到北京,他们不愿意,又给他们配了汽车,他们更生气,认为这太奢侈浪费,宁愿让汽车空驶,自己却在后面骑着自行车从沙河农场回城。文革时期,阳早寒春贴出大字报,自我反省说:“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李敦白在1966年初读了关于焦裕禄的报道后,泪流满面,觉得自己腐化堕落,愧对共产党员称号,主动放弃大办公室,退掉公车,搬到大办公室与普通职工一起工作,骑自行车上下班,并且把家里值钱的家具都捐给故宫博物院。
  第三,他们这些人思想淳朴、视野很窄,甚至政治上很天真,容易轻易迷信一种政治学说,缺乏实际辨别能力,李敦白晚年回美国后,有所反思,他认为在华的这些美国专家多数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乡村知识分子”,所以政治上往往犯幼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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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斯特朗、李敦白参加中山公园“五一”群众集会。
 
  所以文革到来的时候,在华的很多外国专家都是欢呼鼓舞的状态。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夺权,大辩论,可以实现期待的大民主。即便是文革结束后,这些人还往往认为毛泽东时代那些左的东西是正确的。寒春的哥哥韩丁在1983年写了一本《深翻》来反思农村的文革,寒春坚持认为毛主席是对的,她哥哥的书是本“坏书”。马海德晚年也对中国很失望,认为革命战争年代支持中国就是为了让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而中国一直不搞共产主义,对这一点感到不满意。
  不过李敦白讲,斯诺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是最保留的,他看待中国革命没有斯特朗、史沫特莱这些人的理想主义色彩,建国后中共一再邀请斯诺来华访问,斯诺却一再推却,到1960年才成行,他大家问他为什么不愿意来中国,他说写《西行漫记》回美国后,花了整整十年才成为美国人,我年纪大了不想重复这个过程了。
  李敦白是最后一位离世的、解放前就来中国、长期在华工作的“国际友人”,他的离世代表着西方左翼“国际友人”时代的终结。但是这却是中美、中西交往的一个重要部分,中美、中西之间不只是冷战、大国角逐、侵略与反侵略,西方民间左翼对中国思想和革命的贡献却鲜为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西方,一些人亲华并不是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而是把中国视为寄托他们政治信仰的“乌托邦”,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抛弃过去的理想主义路线,又随着老一代“国际友人”的去世,中西之间的这种纽带就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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