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前夕，继续节选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以提醒亲历者可能模糊了的记忆，以回答下一代可能涌起的疑问。如果当局真认为是“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为何30年来对“丰功伟绩”守口如瓶，执意要从人民的记忆中删除这血与火的史页？


　　第十八章 收网（续）

　　节选自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九卷《六月腥风》


　　第四节 复兴门

　　上述那位轻工业学院的学生，在成为木樨地开枪的“目击证人”之前，也抽空到天安门广场去张望了一眼：
　　当时9:00刚过，木樨地已经“对空鸣枪”，但复兴门到人民大会堂地段，虽然人群已开始聚集，尚未出现“战事”。6月2日的“车祸”现场，不知什么原因仍未清理，此时已被人们作为演讲的凭据。
　　“复兴门立交桥西侧的广播电视部大楼前，看见群众围着一辆军用解放牌大卡车，驾驶室内还坐着军人，车厢内也有军人。群众中有人爬进车厢内看有何物，我也爬了上去，车内都是生活用品及炊事用具，没有军火装备。群众没有围攻、谩骂、殴打军人，双方和平相处，只是军人没有了行动自由。同在这一片地区内，群众还包围着另一辆军用面包车，里面有10个左右军人，有几扇车窗还敞开着，但车门是关着的，车外有钢盔等展览着，不知群众是怎样从车内拿出来的。此时车都熄火停着，老百姓围着他们，军人们等着救兵的到来，群众也等着事态的发展，像是胶着状态。” 
　　住在附近的邓拓夫人丁一岚事后也回忆说，大约从晚上8:30以后，就有部队被阻于这一带街道。部队多次广播，说我们履行任务，请大家让开。但群众不让。丁一岚还看见，先头部队用白色木棍挥舞伤人，群众后撤的情景。她认为，部队本可以趁此机会前进，但却没有，可能是要等候上级下达命令，因而用木棍开辟出的地方，复又被群众占领。 
　　6月3日晚11:00，木樨地被突破，复兴门的对峙形势发生逆转。据丁一岚回忆，打破僵局的也是枪声：
　　“此时来了两队大学生，一队一、二十人，持大旗开进部队与群众之间。学生派代表与部队谈判，要求部队不要进城。部队拒绝要求。部队开枪将谈判的两个学生中的一个击毙了。群众以石头还击。部队开枪，此一带死3人。” 
　　就在杨继绳转道儿童医院察看时，那位轻工业学院的学生，正跟着木樨地主力部队再次东行：
　　“大批运兵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向东行驶，路面上许多士兵端着枪步行或跑步前进，一边前进一边开枪，整个地区密密麻麻的枪声响个不停，硝烟弥漫。我和一些人冒险来到大街边上，当兵的一见有人观看，立刻将枪口朝我们转来，大家马上躲避，紧接着就听到一阵枪响，不知是否有中弹的，反正我是安全地跑到了楼后面。这里有很多楼房，群众都躲在楼群之间，不时地出来高喊‘土匪’‘法西斯’，然后再躲起来。士兵只要听见喊声，不管看得到看不到人，就朝着声音的方向扫射，楼房墙壁被打的火星四射，周围的树被打的哗哗作响。”
　　“有一次因躲避射击进入楼群，刚好见到一群人围着两个中弹受伤的男青年，人们把他们两个并排躺在一块大木板上，一个好像昏迷不醒了，但还有呼吸。另一个人头上身上血迹斑斑，旁边一个人用手撑着他的嘴，帮他呼吸，子弹打中了他的脖子和胸口交界的地方，还可以看到鲜血不时从伤口冒出。那个撑着他的嘴的人说，伤者曾经停止过呼吸，撑开嘴后又有呼吸了。”
　　“几分钟后，来了一辆130小卡车，大家把两个伤员连同木板一起抬到了车上，估计也是去了复兴医院。待枪声小了，我又去路边，躲在一座黄色大楼下的灌木丛中观看部队杀入城中的情景，不幸被一士兵发现，我就在他掉转枪口时迅速地趴在了地上，霎时一梭子子弹打到了我身后黄色大楼的墙上，激起一串火星……”
　　“……我选择了复兴门外大街北边一条与之平行的街道东行，大概行了一公里，转南，来到了燕京饭店东侧，这里是一个与复兴门外大街交叉的路口。路口南侧有许多人躲在暗处观看，但是没有人敢到复外大街边上站着，因为这里的枪声仍是响个不停。没有人用砖头石子袭击军人，也没有人喊口号，但军人只要发现有人看他们，立刻无情地开火，身边一座正在施工的大楼被子弹打得火星迸射，军队是一路前进一路大开杀戒。” 
　　家居木樨地的陈晖告诉笔者：6月3日晚，他躲在三里河路边树从中录音时，亲眼见士兵持枪追杀一青年，对准青年藏身的花坛扫射。此后他又在在燕京饭店附近街口，见一士兵持枪追杀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女孩），直追至女孩钻进一铁桌底，打死为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李相事后的经历部分证实了陈晖的叙述：
　　“过了复兴门，还没到木樨地，在路边听到有人讲：有一个14岁的卖烟的小女孩，背对着烟摊，蹲在烟摊下面，但有半截脑壳没低下去。结果那半截脑壳被击中了。小女孩被打死了。……是蹲下，背对着，头没低下来。大家都在议论，这是什么‘暴徒’啊？！” 
　　一位午夜赶到此地的英国《卫报》记者，记载了接下来的情况：
　　“……我们到达复兴门桥，听到连续的噼啪噼啪轻武器的枪声和间歇的重机枪的突突声时，我们才开始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当时正是凌晨1:00。在这炎热的6月夜晚，像往常一样，有成群的人穿着背心和夏裙呆在这横跨二环路的立交桥上。我们还没开始了解现场，先就看到一位较胖的中年妇女被抬着穿过人群。她的前臂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由于惊吓而全身颤抖。她被抬进了一辆出租车。当枪声接近时，后面的人群激动得无法抑制了。他们开始把六辆带拖节的公共汽车推到路中间横起来，从路一侧的树丛到另一侧的树丛。”
　　据38军前锋回忆，因为路障使用的是带拖节的公共汽车，中间疲软的部分令排障的难度增大。当军队在这边推动时，民众在另一边奋力抵住，双方角力，相持不下。最后，是防暴队员从车底爬过路障，或从车上越过“墙”体，这才打破路障后面的“人墙”。
　　眼看这道防线失守，人们再次点燃了这座路障。
　　此时的排障车和它的驾驶员，早已是伤痕累累。正当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之际，从南苑东高地出发的38军坦克大队抵达二环路西南角。只见18辆装甲车以飞快的速度冲上复兴门立交桥，立即向西面的大部队迎上去。利用自身的钢铁外壳与内部机械力，他们从东面帮助推开了火障，将主力部队接进了复兴门，令举步维艰的行军大大加快了速度。
　　事后，一位在儿童医院参与抢救的护士长告诉杨继绳，部队到达复兴门立交桥不久，儿童医院很快就被送来的伤员塞满了：
　　“急诊室的血也是没了脚脖子。儿童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台尺寸都比较小，但当时也只能在这个条件下进行抢救。开始他们还对送来的伤员逐一进行登记，以便以后向本人或所在单位收取费用，但到了12:00时，电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国人民书，指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个定性将使所有的受伤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马上决定将名单撕掉，保护伤员。”
　　“儿童医院主要抢救的是从礼士路到复兴门立交桥这一段的受伤者，仅仅三四百米的范围，送来的伤员达二三百人，死亡者达20多人。” 
　　此后，杨继绳循着另一条与复外大街平行的街道一路东行，来到了阜城门内大街的人民医院：
　　“这里也是一个大会议室作急诊室，伤员很多，不让记者进入。我问一位大夫这里的死亡人数，他不说。从里面走出一位年轻女护士，见我询问，她拐到没人处对我说，目前死了两个，一男一女。一个打中了心包膜，一个打中了肺，都是20岁左右。女的书包里还装着课本。护士说着哭了，用两手捂着脸跑了。……看到一个人用小木棍挑着白花花的东西，说这是人脑浆。”
　　“我准备离开人民医院，往口袋里一掏，发现自行车钥匙丢了。我找了块砖头把自行车砸开，几个学生围了上来。他们是维持治安的，以为我偷自行车，不让我离开。我掏出记者证，证明我的身份……这时，一个同学在门口喊：‘谁自愿献血？’他话音刚落，站在门口围观的十多个人同时举手：‘我去！’……” 
　　事实证明，军人开枪并非都是针对“暴徒”。根据《戒严一日》官兵记载的当时情状，从黑暗中飞来的无非砖石、瓦块、牛奶瓶、啤酒瓶。最具杀伤力的，似乎是街边高楼上扔下的花盆，但木樨地和复外大街两边的高楼距离马路较远，士兵被砸到的几率不会很高。只是，受惊的战士已失去了自制力，对于周边的任何动静都恍如惊弓之鸟。然而，他们不是鸟，他们被赋予了一个不能被理解的使命，手中的杀伤性武器的宣泄，掩盖的是精神的空虚……
　　事后，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丁子霖记载，在同一时段、在上述军队开进地区（以木樨地为主）遭枪击致死的，有大学生、中学生，大学老师、工人，中科院研究人员、妇产科实习医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负责人，法院、总政干休所、铁路局职员，国家计委体改司机要秘书（转业军人）、解放军总医院301北门哨兵（武警士兵）、西单民族饭店的厨师。这些遇难者中最小的吕鹏，年龄只有9岁…… 
　　他（她）们中有的是因为救护别人而丧生，有的死于不准救治。
　　“军队在木樨地开枪了！”
　　“真枪实弹！”
　　“死人了！”
　　从那一刻起，不幸的消息立即飞遍全城。有人从当地朋友即时打来的电话中，都能听到“哔哔剥剥”炒爆豆似的声音。
　　更不幸的是，暴力并没能镇压暴力，牺牲并没有终止牺牲。暴力在竞争中生长，变得更加野蛮；牺牲在激励中发扬，变得更加壮烈……
　　被打消的，只是人性中的浪漫主义；进一步牺牲的，是那些执着的理想主义者。

　　第五节 民族文化宫

　　已经通过复兴门的38军大部队也没想到，在仅有一站地之遥的民族文化宫前，这支“如虎添翼”的部队，再一次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先前到达的武警防暴队，已经在此与学生和市民“拉锯”近一个小时。
　　据当时一位从广场出来，骑行至此的北大女生小鹿回忆：
　　“我们取了自行车后往西骑行……接近民族饭店时，已见人群攒动，骑不过去了。问人哪儿在冲突，人们说，就在眼前了。正说着，忽见一阵烟雾在前边升腾而起，大家纷纷后退。接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涌来，熏的人直要流眼泪。原来是放毒瓦斯了。我急忙对小雪说：‘快把自行车放到马路边上去，看来是过不去了。’”
　　“待我放好车后，一转眼却不见了小雪，急得大叫。找不着她，我就戴上眼镜和口罩随着人们往前跑，想要看个究竟。一放毒瓦斯大家又往后跑。这样拉锯了几次之后，瓦斯忽然不放了。有人喊道：‘他们的催泪弹用光了！’于是群众呐喊着又往前冲。冲在头里的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一面红旗。可是冲出200米远后，军人又反应过来，双方开始用砖头互掷。”
　　“我站在自行车上，听到砖头砸得路边商店玻璃乒乓直响，心里直害怕。这时路中央的群众已退到我东边去了，只有马路边上还有许多人。我清楚地看见防暴警察头戴钢盔，手持齐腰长棍，肩挎冲锋枪，不断捡砖头向前面和左右投掷。一些年轻人为躲避砖头袭击，踩着我的自行车跳上了约两人高的房顶。我吓得一叫，他们把我也拉上去了。房上的人把屋顶的砖头扔在地上以作武器。”
　　“过了一会儿，不知为何军人又朝后撤，群众又朝前冲去，我也下了房顶，推起自行车朝西去。走到民族饭店东侧，向西冲的群众已冲得很远。……” 
　　此时，清华大学化工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也在现场。据说，他目睹军民对峙的局面非常焦急，随即跑步到最前方，对一位军官展开说服工作。“没想到这位军官二话不说，举起手枪朝他当胸就是一枪。段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当即伤重倒下。一位北京医学院的学生及时把他背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抢救，终因伤重不治身亡。” 
　　“忽然，前边的人又一次朝后涌来，只听得远处像炒豆子样响起呯呯乓乓的枪声。有人从前边跑来大喊：‘开枪了！开枪了！’人们纷纷问：‘是不是橡皮子弹？’退下来的人愤怒地大叫：‘前边已打死几十人，还说是橡皮子弹？’群众顿时感到十分恐慌。正在这时，前边抬下两个被枪打伤的人，大家纷纷上去帮忙抬往民族饭店门里。”
　　一位住在民族饭店的外国人，见证了小鹿描述的过程：
　　“午夜，透过我所住饭店的窗户，我看到约20名身着战斗服装的士兵向人群中投放催泪弹。一些年轻人被打倒在地上。这引起了反抗。示威者用石块回敬，并用木棍和铁棒把自己武装起来。在饭店前展开了约一小时的激烈搏斗，有人受伤或许还有人死亡。伤亡人员被抬走，救护车也开到了现场。有一小会儿，我下到饭店的门厅走到街上。但当搏斗又开始时，我就回到了我的房间。” 
　　另一位从天安门广场下来的外国摄影记者，则见证了民族宫前“拉锯”过程漫长的另一原因，及一名武警被殴打至死、多名军人受伤的过程：
　　“午夜之前或午夜左右，我从天安门广场沿着西长安街向西走。过府右街不远有一些路障，路障后面有一辆满载带有防爆盾牌士兵的大轿车。车已被群众围住。当大约六、七十名士兵沿着府右街开来时，群众突然散开转入长安街向西跑，并开始向新到来的士兵扔东西。这些士兵配有防暴盾牌，做出要向人群冲去的样子，扔催泪弹，并回扔石块。混战移到西单，接着向西一直打到民族饭店。当一些士兵的催泪弹耗光时，一些人就冲上去抓他们。人群中的学生和其他一些人试图阻止这些人殴打士兵，但没有成功。一个士兵遭到石块和棒子的殴打，他倒下后人们继续殴打他。其他几名士兵也遭到同样的攻击。一些受伤或死去的士兵被抬进民族饭店。我设法进入了饭店，里面全是治安人员。当我要给受伤的士兵照相时，遭到治安人员的攻击，其中一人试图用我的相机的带子勒我。两位美国人帮我解脱出来，并把我带到他们的房间。透过饭店的窗户，我可以听到枪声，看到坦克沿着大街开来，以及伤亡的平民被三轮车运走……”
　　这支从东面冲来，与38军进军大部队撞个正着的小分队来历不详。但事后有介绍“共和国卫士”的资料，谈到此时有两股人马在这条大街上从东面往西冲锋。
　　第一股是入住大会堂的63军某部通信团4连排长刘国庚及其战友，他们曾“自告奋勇”前往西单解救三辆被围困的军车。行至“电报大楼附近”，遭遇“一群暴徒猛扑过来，砖头、瓶子、铁棍雨点般地打在他俩的头部、胸部，司机当场被打昏，被送往医院。刘国庚只身一人，面对疯狂的暴徒，毫无惧色，奋勇突围，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暴徒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6月30日，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 
　　另一股由东向西的部队，是“奉命到西单路口设卡”的武警部队北京总队一、二支队的官兵。大概因为38军开进主力在复兴门获得了坦克大部队的支援，为了从后方为大部队开进早拓空间，他们放弃由西向东的开道计划，改从复兴门沿西二环路绕道阜成门立交桥，然后向东、向南，向集结地行进。其中二支队一大队部通信班战士李国瑞在阜成门立交桥“被暴徒用棍棒、铁锹等凶器疯狂殴打残害，并悬吊于立交桥栏杆上，壮烈牺牲”，其余人成功抵达西单路口。官方记录显示，他们从西单一路“挨打”，一直冲到民族饭店：
　　“部队到达西单路口，遭到许多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堵袭击，砖头、石块、汽水瓶雨点般打在干部战士身上。为不误伤群众，刘艳坡和战友们表现了高度的忍耐和克制，一面坚持向群众宣传，一面与暴徒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在佟麟阁路口，刘艳坡为掩护战友被飞来的石块、砖头砸伤多处，昏倒在地。在被抢送医院途中，又遭到暴徒拦截，残酷殴打，壮烈牺牲。” 
　　与这个记录形成参照的，是此时在民族宫附近观察的《人民日报》记者给报社打回的电话：
　　“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跟进。” 
　　7月1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刘艳坡“共和国卫士”称号。上述外国摄影记者见证的，大概就是刘艳坡及其战友的不幸经历。
　　此时，仍在民族饭店前的小鹿看到：
　　“防暴警察过后，便是庞大的装甲车、运兵车和长长的用帆布蒙上的车辆，共分4列向前推进。装甲车周围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跟着装甲车向前，犹如在战场上一样。有的人低声咕哝：‘老山前线挪到长安街上来了！’有两辆装甲车上掛着红布横幅：‘热爱青年学生！’‘向首都人民致敬！’招来一阵低低的嘘声。这是宣传车，喇叭里喊着：‘你们赶快回家去！’群众中有人喊：‘你们赶快滚出北京吧！’立刻被周围人制止，实在太危险了。” 
　　在民族饭店的一个窗口，先前的那位外国观察者继续写道：
　　“凌晨1:00，从西面开来大约二、三十辆装甲车。装甲车后面是一长串满载武装士兵的卡车。……街上的路障完全被轧平了。一个多小时后，当车队的最后一辆卡车从民族饭店前经过时，几百人（不光是学生）出现在街上，他们追赶卡车，呼喊抗议口号。有些人还投掷石块。士兵越开枪，人群越坚决越愤怒。忽然人们唱起《国际歌》，他们用石块武装自己并向士兵扔去。群众还向士兵扔了一些燃烧瓶，烧着了最后一辆卡车。射击持续着。开始士兵向人们头上方开枪，接着是朝各个方向开枪。在我住的饭店的前厅墙上也可见到弹孔。据我所能看到的，当时没有大规模屠杀，但有伤亡。在车队过去之后，这里又平静下来……”
　　枪声过后，救死扶伤的问题又凸显出来。此时，小鹿和身边的一对恋人转道民族饭店东侧的一个小巷子中：
　　“忽然听到后边一片叫喊：‘让开！让开！’一看，只见一辆平板车疾驶而来，旁边有人跟着跑，一片忙乱。车上躺着中弹群众，有人帮其捂着伤口，急急而去。惊魂甫定，又是一片‘让开！让开！’的喊声，又有受伤者通过。那位男朋友是医学院学生，他说：‘前边有个邮电医院，我们快去！也许能帮点忙。’穿了好多小巷子后，终于来到这所医院。许多人围在这里，自动组成的学生纠察队拦住众人不让进去，并拉出一条通道，供送受伤者的人进入。” 
　　“……只见送受伤者的人流不断，急急忙忙一个，急急忙忙一个，令人心悬在嗓子眼。受伤者有的用救护车或其他汽车送来，有的用平板车或自行车送来，有的用椅子抬，有的则肩背人扶而来，平均每分钟一个。医院门前的水泥地上已经汪了一滩血，很多人身上也都沾着鲜血。”
　　“……单单是一楼已有9个死亡者，就在走廊拐弯尽头。……有一个摄影记者、两位医生及另外两、三个人在旁，并悄悄议论着。记者说，他一定要让他的摄影机记录下这幕惨案，今后好让世人目睹真相。”
　　“我请人揭开死者身上的白布，拿起尸体身上放着的身份证或记录姓名等情况的纸片，一一抄录下来：
　　刘建国：男，35岁，西城区横二条50号。
　　富尔克：男，19岁，中央民族学院88级预科生。
　　吴国锋：男，中国人民大学工经86级，学生证号：6070115。
　　顾丽芬：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86级。 
　　刘忠：男，19岁，政法大学政治系，上海人。
　　段昌隆：男，清华化工系。
　　马凤友：男，工业企业部工人，1962年生，其子马骏飞同死。
　　许瑞和：男，复员军人。
　　另有一学生系北京农学院农经系学生。还有十男一女身份不明（因随身没带身份证）”；“一位刚送到的受伤者嘴唇中弹，上唇被撕成两瓣，上牙全无。”
　　“我在三楼看到，因受伤者太多，病房里和走廊上都躺满人。一位背部中弹的受伤者坐在走廊的一把椅子上，两名医生就开始给他取弹片、做缝合手术。从他背上取出一颗弹头，是五四式冲锋枪子弹。他拿在手里观看。应我要求，让我也掂了掂，沉甸甸的。他说要永远保留着作为纪念。”
　　“回到一楼，见那位在医院门口痛不欲生的女学生已经获准进来，并且找到了她的男朋友。她的男友背上中了一颗机枪子弹，很长，把他的背脊穿了两个洞，有拇指粗细，血流如注。医生止不住血，只好把针药打在药棉上，用手按住药棉在伤口上止血。男孩子疼得不断发出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女学生把脸贴在男孩子头上安慰着他，早已哭不出泪水。我询问了女学生，知道他俩都是清华大学学生，心里更加难过。”
　　“枪声响了一夜。护送受伤者进来的人互相讲述着各自的历险记。一位30多岁的男子说，与他站在很近的两个人都被打死了。其中一位妇女肠子流了一地，当场斃命。他护送了两名受伤者入院，浑身是沾上的鲜血。”
　　“这家医院不能做骨科方面的手术。许多受伤者需要转到积水潭医院。他们被安置在长椅上或担架上，两人抬起，旁边再有一人举着吊水瓶，就这样匆匆而去。医生说，他们都免不了截肢。有人开了个黑色幽默玩笑：‘这下，邓朴方的部下可要增加不少人马了！’”
　　“已是6月4日凌晨，我们最后询问了一遍该医院死亡人数，已是22人！这时是5:15。”
　　此时也到达了邮电医院的杨继绳，也看到了“走廊里都是伤员”的情形：
　　“有人大声嚎叫：‘给我打一针麻药吧！’其中有两名受伤的防暴警察。几名身上带血的人不让大夫对他们两人治疗，说他们刚才打人太狠。这两位警察无可奈何地呻吟。……”
　　一篇次日刊登在英国《卫报》的文章，则记述了作者在民族饭店北面的人民医院看到的情景：
　　“我们来到人民医院，这是一家小医院。那里看起来像个屠宰场。长凳上、床上和放在地上已被血浸透的床垫上都躺着人。许多人胸部、腿部或头部有裂开的弹伤口。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已送来300名伤员。其中包括35名重伤员和70名其他程度的伤员。已有4人死亡，包括一名喉咙中了弹的9岁小女孩。’学生抢救了一些被严重殴打的士兵。我们看到一位浑身是血，显然是活不长了。” 
　　以后，杨继绳又来到二龙路医院，也看到的类似的情况。他本想绕道西四南下回单位，没想到西单路口已有“密集的枪声”。

　　第六节 西单

　　西单，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前遇到的最后一道防线。
　　据家住西单附近的陈毅然回忆：6月3日黄昏下班的时间，她来到西单路口东时，大街上的人很多。有一辆22路公交车已经被横在了马路中间，被当作路障。正在那时，她看见一辆蓝色面包车从东面开来，在到达现在的西单图书大厦西边时，向北拐，停在了大厦西边的路口：
　　“出于好奇，我和一些人走了过去。我站在车门口，只见着便装的司机走出来，拉开车厢门，啊! 是满满一车崭新、黑亮的长枪。……司机操着一口外地腔，手指着枪对我们说：‘你们可以拿走这些枪’。天哪！这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做？我一堆疑问，也更加紧张，下意识的挡在了车门口。……心里快速地想着两个问题：第一，千万别有人拿枪，这会给社会带来很大麻烦。第二，如果有人拿了枪，我是不是要阻止他们？现场很静，围观的人真的没人拿枪。这时突然有一个人说话了，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是军人么？’其实他虽然着便装，但那作派一看不会有人否定。司机没回答，但他从车里取出一个老式军用水壶。这是我很熟悉的东西，只是多年不见了。因为我站的地方离他最近，他就将水壶递给了我，并说：‘你拿去吧，还能用的。’我不解地，又是下意识地接过水壶，沉甸甸的。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位看似中年的男人挤上来，伸手拿过水壶并迅速打开盖子，一股浓烈的汽油味冒了出来，我们现场的人，都‘啊！’的叫了出来。接着，在大家还没搞明白的时候，拿水壶的人跑向横卧在路口市民做障碍用的22路公交车。”
　　当天的晚些时候，当她吃完晚饭，再次来到西单路口时，那辆22路公交车已经“在熊熊大火中燃烧着”。 
　　那位曾到达木樨地，决定到东面看一看的轻工学院学生经过这里时，尚未看见这辆公交车着火。但他看见，在西单路口，白天被围困在那里的大轿车尚未转移：
　　“车里面军人的职位看起来比复兴门那边被围困的军人要高，车门关着，靠车门的车窗打开着，群众中有人和车里的军人交谈，还有人往车里送冰棍，军人们显得无可奈何且有些烦躁。西单这个地方比起复兴门立交桥那里气氛显得更紧张，民众已经用大型交通车辆将十字路口差不多封锁住了，只有小型车辆，自行车和人还能慢慢通过。”
　　“用作路障的公共电车，汽车顶上站了许多人，他们都往西张望，似乎等着军队的到来。此时还有有组织的学生列队通过这里往天安门广场进发，高唱着《国际歌》……西单路口东侧停着一辆军队大轿车，里面空无一人，显然也是被群众缴获的，车顶上展示着轻机枪，半自动步枪等，有学生模样的人站在车顶上讲：偷运这些军火进城就是要对学生和市民进行武装镇压的。”
　　从西单继续往东，他看到了杨继绳也看到的场面：人越来越多，而且明显多于前几日。
　　“途径六部口十字路口时，众多的人们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块空地，一个人在那里讲话，说的是当日白天军人或是武警在这里使用催泪弹的情景，那一块空地上还留有催泪弹燃烧后的痕迹。路口南侧马路上停着大轿车，不止一辆，聚集的人太多了，看不清有几辆。车辆损坏的比较严重，玻璃都打碎了，车身伤痕累累。……还有人说，看见有武警也跟着砸车，不知为何，是否要嫁祸于民。”
　　“……此时正赶上把守新华门的士兵换岗，只见从门内列队走出来一队士兵，有几十人，来替换上一班的士兵。士兵的装束发生了变化，上一班的还头戴大沿帽，来换岗的全头顶钢盔了。这样一来气氛就不一样了，明显紧张了许多。不过也引来了一阵哄笑，笑他们过分紧张了，大可不必。” 
　　新华门，自“四二〇”事件后，清静了20多天。5月13日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开始，就有100多名大学生来此地静坐，试图开辟“第二战场”。但由于广场的动静更大，这里的活动基本没有收到多大反响。5月16日“中苏峰会”，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北门附近的福建厅会见戈尔巴乔夫，学生“对话团”和“中国科技大学青年教师”17人在此宣布“绝食、绝水”请愿，最多时聚集了3000人。5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绝食团”和“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绝食团”再次占领新华门前的空地；此后又有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加入。5月31日，经国务院各部和各校领导劝说，除法大与北京科技大30余名学生外，大部分师生已跟随劝说者回校。据吴仁华回忆，该校学生一直坚持到6月2日被强行驱散。但根据上述轻工学院学生的见闻，至少到6月3日晚11:00，新华门红墙以外，暂时还是“民众的天下”。
　　但“民族宫防线”的溃散，令西长安街形势急转直下。
　　据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王德邦回忆：
　　“我们当时考虑军队是冲着天安门广场而去的，到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市民越多，屠杀清场的可能性就越少。于是自治会广播呼吁学生到‘三一八’纪念碑前集合，去天安门广场声援。” 
　　“我决心去天安门广场与学生共生死。陈章宝在纪念碑前发表了简短演讲后，将师大一面指挥旗交到我手中，并叫我跟同学们说几句。记得我当时只说了一句‘我希望每个学生都平安回来’，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我本来确有很多感慨，但当时是没法说的。我只感到以血肉之躯是阻挡不了枪炮坦克的，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沉重与痛苦，不知谁能体会。我默默地举起指挥旗，带领同学义无反顾地冲出了师大校门，一种可能永别的悲情袭过我出校门时的心。”
　　他们原打算赶到天安门广场，但行至西单附近就有学生来报，部队已经到民族文化宫了。大家心急如焚，“不约而同地奔跑起来”：
　　“随我跑到西单路口的师大学生因中途掉队不少，而只剩下二、三百人了。我让大家手挽手背东面西横过长安街的西单路口，并叮嘱大家看我的指挥旗行动，如果我的指挥旗放下，大家马上往东冲进天安门广场里面，会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一起行动。我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硬阻，那样不会有什么作用。” 
　　交代完毕，王德邦独自爬上了一辆横在西单路口的公交车。
　　此时，已离开邮电医院，重新回到西单路口的小鹿，也看到了两面旗帜：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正规校旗，一面是临时自制的白底黑字的南京中医学院的旗帜。在两面旗帜下，是手挽手、肩并肩的一百来名学生，迎着部队走去。 
　　已经爬到路障汽车上的王德邦向民族宫方向望去：
　　“西边过来的军车那雪白刺眼的灯光在午夜的长安街已清晰可见，枪声也透过远处军车的轰鸣与近处人流如潮水般自西向东涌来，并纷纷往两边胡同散去。紧跟在人群后的就是坦克。”
　　“我上车不到10分钟，头上就传来啪啪的爆裂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双眼就顿感涩辣难睁。我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催泪瓦斯了。我赶忙放下指挥旗示意后边的同学们快撤，同时自己也摸索着往车下爬……” 
　　据“北高联”的一份文告称，就在军队释放大量催泪弹过后，“几辆汽车同时起火”，这个过于“巧合”的情节，与前述陈毅然目睹的“一壶汽油”的故事结合，令人怀疑“是便衣有意所为，意在嫁祸于学生市民”。 
　　不知为何，事后来自官方的材料避开了对这些着火汽车的描述，却描述了另一片“火海”？——
　　“共和国卫士”姜超成“事迹”称，大约“当部队行到西单路口时，路面被暴徒铺上棉被，浇上汽油点燃，一片火障。他冒着雨点般的石块，站在最醒目的位置――交通安全岛上进行指挥，并亲自带领一个突击组冲向火海，一面扑火开道，一面向暴徒进行反击。”
　　一位退伍兵的现场观察，同时提到了两种火。凭着侦察兵十余年的经验，他能分辨出枪的类型和子弹的落点：
　　“……行至西单路口，听到枪声连成一片，不时夹杂着狙击枪的点射和坦克高射枪打平射很沉闷的散布射。”
　　“1:06枪响起的同时一辆辆汽车被点燃了，西单路口燃起一道火障，火光中钢盔的反光很抢眼，5个、10个、15个，越来越多，沿长安街左右两侧，成两列纵队半蹲半猫腰前行。我心头一沉：坏菜了，突击兵！” 
　　“随即59冲锋枪火光四闪……他们运动我运动，他们停止我停下。我们学的是一个教程，停下就是瞄准射击。”    
　　“我向后观察：还有几个人在掩护群众撤退，一看就是退伍兵，在最后边压阵，十几人要掩护上万人的撤退，对上万人和十几个退伍兵来说，此时正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冒险。”
　　“离突击兵最近时就是40米，子弹打得满地面冒火星，像过年放鞭炮，我听不到枪声，只看见火花四溅，我得踩着火星跑才不会受伤，因为火星就是前一弹着点，两颗子弹不会落在同一地方，这是常识。” 
　　跑着的有幸免于难的，躲着的却有不幸中弹的。据莫默回忆，大约就在同时，在民族宫附近的一个胡同口，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的姑娘，被擦过树皮的子弹击中。“子弹从她的右太阳穴钻进，左太阳穴穿出”，“白花花的脑浆和着鲜血往外涌”。四年以后，他才从丁子霖那里看到这个姑娘的照片，得知她叫张瑾，遇难时年仅19岁，是国贸中心培训班学员。她就倒在男友的身旁。 
　　一位和部队差不多同时到达西单十字路口的目击者称：
　　“由于几次后撤以躲避子弹，我没能看清当时的情况。但我能清楚地看到长安街上车辆燃烧时映照出的市民的轮廓。他们在向前进的部队投掷东西。枪声不断，部队也在投放催泪弹。我起先以为士兵在放空枪，但我看到人们倒下，受伤或死去。后来我到六部口，进入府右街。那里有辆军用吉普，已被完全拆毁。我把自行车放在路边，又回到长安街的街口……部队黑压压地布满了长安街。……突然一个士兵在离我3米远处出现。我马上蹲伏下来。这个士兵正在扔石块并叫我扔掉手里所有的东西。我爬进府右街，摸到一大滩血。士兵们还向街对面的人开枪。……这时有人骑车经过，车后面载着一个中弹的人。” 
　　这时，已经艰难地爬下公交车的王德邦，突然感到“长安街一片漆黑”。也许是催泪弹的作用，但他认为，这是“人为的熄灯，以便让黑暗造成恐慌，借黑色行使犯罪”。值得庆幸的是，他爬下这辆公交车前，它没有着火。
　　当他摸索着来到南面的墙根时，听觉告诉他，“军车的轰鸣声很近了，同时感到脚下水泥地上有爆裂声”。他努力睁开眼“看到脚下有火星在溅动”。他意识到，这“是子弹在跑……”  
　　“不知什么时候，有个北京市民爬上了胡同边的瓦屋，伏在屋脊的南面，嘴中情不自禁地将所见情况念叨着：这么多坦克，还有炮呢，不好，那边有几个人被打倒了，还要去追那些跑的。又开枪了，完了，又有两个倒下了……这些土匪、军阀、法西斯，当年日本鬼子进北京也没有这样啊！太残酷了！他说着说着，声音在激动中变成呜咽。”
　　“停了一会，就听到屋上有抽瓦片的细微响动声，我侧头看去，就见那人扬手抛出了一片瓦。马上噼啪的子弹声就响了起来，并且一队士兵冲到了胡同口向里就是几枪……” 
　　王德邦在跑，撤退的人流中，退伍兵也在跑：
　　“我跑着跑着，不时地回头看看后边的大兵有多远，80米、100米了，身边开始有人倒下，有人像被割的草软软地塌了，有人硬硬扑地发出很响动静，有人像纸片一样飞出去，千姿百态。突然，我面前像爆开一朵红菊花，跑在我前头是一个穿白衬衣的人，红色就在白衣上开放，我们跑一条轴线，伸手可及他的肩膀。”
　　“他还在跑，我拍拍他肩膀：‘哥们，你中弹了，背后。’他伸手触及背后，一看一手血，忽的倒地，还未触地面，我的一条胳膊就夹住了他，另一个人胳膊也伸过来，同时把他捞起来。平常想练练这份功夫都不容易，这叫寸。” 
　　“终于脱离了危险区，把他送到民航售票大楼工地的胡同口，自发救援的人，打接力把伤员转移走，效率很高。一个女孩大叫：‘妈哟！’捂着手冲进胡同，我一看她手指打断了，随手扯下一条男人围在脖子的毛巾，给她捆住动脉。”
　　“这当口，一个小伙子冲过人们的阻拦，手抓两块板砖：‘他们枪杀平民，我跟他们拼了！’我纵身一扑，将他强按到在草地上，他嘴上黏着白沫喘粗气，我也喘着粗气，等他冷静了，我小声说：‘他们有枪!’” 
　　“我躲在胡同里喘一口气，人们全龟缩在胡同里。奇怪，又听见枪声了，紧张时听不到枪声，全是视觉感受。点射穿过街道是回声，还有拖音，散布射打在地面上是啪啪声，打在土地上啾啾声。老兵知道回声是子弹离得远，‘啪啪、啾啾’子弹是离得近，得当心了，这也是常识。” 
　　1:45，在前锋已经抵达天安门广场后，38军的部队在西单仍未过完。有安全意识的退伍侦察兵选择了有铁皮大门的民航售票大楼工地作为藏身之地，并通过铁门缝隙继续观察：
　　“突击兵过后就是装甲车队，黑影憧憧的墨绿色装甲车133、135、144，首尾相顾。”
　　“装甲兵过后是军用卡车，指挥车、通讯车，游动步兵分队，连绵不绝。这会儿枪声停了，人群又从胡同冒出来、工地的墙头翻出来，人群并不比打枪时少。两女孩不听人劝告，一直尾随着大兵走到街口，她们还穿着拖鞋，我忍不住大声吼：‘不要命了，还穿拖鞋，要跑都跑不了！’女孩子平静地说：‘那你哪？’”
　　退伍侦察兵对人性与战争行为的关系似有深刻思考，他写道：
　　“人类的大无畏精神来源于女性， 正是女人使男人更勇敢。”
　　但此时，“大无畏”已经不仅仅是某类人。因为他接着又看到了一位老人：
　　“一个老人就坐在马路牙上，手拿烟斗吸烟，从他坐的姿势来看好久没动，续烟也续好几锅了。”
　　“当兵的也觉得怪了，围拢他转几圈，就见烟火一红一灭的，眼光迷茫，目空一切……不怕死就能永远不死，神了！在这大屠城时节，他是练的哪份功啊，他想些什么？……当兵的放了他一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