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雅兆惠，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即公元1708年，是雍正生母——孝恭仁皇太后乌雅氏的族孙，他的父亲——佛标做过都统，因而兆惠从小锦衣玉食，二十四岁便以笔贴式的身份进入军机处做办事员，虽然级别不高，但位置十分重要。尽管雍正与自己生母的关系并不好——老太太喜欢小儿子胤祯，对这个喜怒无常的大儿子十分冷淡——但皇帝对母亲家还是很照顾的，继位的乾隆也延续了这一做法，因而兆惠的仕途十分顺利，参加工作后一路高升，七年时间七次获得提升，一直做到刑部右侍郎（从二品）的高位，不久，又加上了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以及镶红旗护军统领（都是正二品）的头衔。

  不过，在刑部侍郎的位置上，兆惠干得并不好，众所周知，刑部的专业性非常强，而兆惠对法律判案等事务一窍不通，两年后，终因捅了大篓子，朝廷拟定的处分是——革职；但皇帝对这个亲戚格外开恩，允许他留任。

  就在兆惠受处分的那年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兆惠也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当时清军初战不利，接连换了庆复和张广泗两个主帅，仍没有多大起色，最后皇帝拍板，让帝国首相（领班军机大臣兼首席大学士）讷亲挂帅，前往金川“经略”各路人马。首相既然亲自出马，中央其他大佬当然也不能闲着，于是以兵部尚书班底为首，凡是能脱开身的部长、副部长们，统统被皇帝撵到前线帮忙，其中就包括侍郎兆惠。

  鉴于部队执行的是军法，刑部那一套在这里没啥用处，乾隆皇帝给了他一个新位置，兆惠便以兼管户部侍郎的身份，协助班底负责后勤，为大军押粮运饷。说也奇怪，尽管做起法律工作纰漏百出，但兆惠似乎是天生的财会兼行政管理专家，在金川表现得非常出色。比如他了解到卡撒的军粮并不能支撑太久，便将附近的存粮都紧急调运过来，以防万一，为后来大军在卡撒长期扎营,打下了物资基础。

  当时,战争已经陷入胶着状态，清军举步维艰，频频损兵折将，由于总司令讷亲也束手无策，因此皇帝再次换帅，派出了自己的小舅子傅恒，前往金川主持。与此同时，兆惠也没有忘记他中央部委的职能工作，很快他向乾隆报告了自己发现的严重问题：“臣观军营诸将，惟护军统领乌尔登、总兵哈攀龙勇往，副将下，颇多庸员。又闻各省派兵时，将备间以家丁冒名粮，或占额兵役使。”

  官军那时已差不多烂到根儿了，高层除了少数几个将领外，统统都是酒囊饭袋，而底下则更多是吃空饷的，再不整顿一下可真危险了。乾隆皇帝对兆惠的调查很满意，认为该报告“俱属公论”，要新任经略大学士傅恒认真研究，“秉公澄汰，以归核实”。

  在宿将岳钟琪的斡旋下，第一次金川战争最终以清廷和金川土司各让一步达成和议而草草结束。战后，傅恒、岳钟琪等功臣纷纷加官进爵。由于只是幕后英雄，缺乏战功，兆惠并没有得到提升，他奉命随班第查核军需钱粮，即审计这次战争中的军费开支情况。

  同年，兆惠被正式调到户部，担任左侍郎，显然，乾隆对其财会能力印象深刻。不过，兆惠与金川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并没有机会参加第二次金川战争——战争爆发在公元1771年，而他早已经在七年前去世。

  兆惠的主要军事成就，其实是在西域取得的，他在平定阿睦尔撒之乱和大小和卓木之乱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阿睦尔撒纳是准噶尔汗国辉特部族的首领，因与汗王达瓦齐争权失败，愤而投奔清朝，引来清军西出阳关大举远征，仅仅用了不到一百天，便灭亡了自己的父母之邦。

  战后，身为带路党的阿睦尔撒纳本以为自己会成为准噶尔的新汗王，但没想到乾隆皇帝竟然将该国“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他仅是其中一个汗王。阿睦尔撒大为不满，遂借着进京朝觐的机会中途溜走，重新树起反旗自称汗王，刚刚平定的新疆再次陷入战火，史称阿睦尔撒之乱。

  当时清军大部队已经从新疆撤离，剩下少量驻军的总司令正是兆惠的老上级、定北将军班第。一片混乱中，缺乏准备的班第猝不及防，已经无法调集人马平叛，只能率身边的五百清兵，且战且退，最后在乌兰库图勒（今伊犁州尼勒克县西部）被叛军重重包围。班第不想被俘受辱，于是拔剑自刎。

  接替班第的是定西将军策楞，他的表现可圈可点，联络外蒙古喀尔喀“合兵击败准噶尔部落”，不过就在战场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策楞却稀里糊涂地摆了个大乌龙，从而彻底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这位清军总司令就贸然向乾隆报告说已经擒获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欣喜万分的皇帝为此专门举行盛大典礼向祖先献祭，还封策楞为一等公爵，并给予大量赏赐。但很快，这个消息就被证明是假的，丢了面子的乾隆勃然大怒，不久便找碴，将策楞革职，命令——将其押送京师法办。可是在新疆前往北京的路上，押解队伍不幸碰上了准噶尔人，倒霉的策楞，就在囚车中被敌人杀死。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以定边将军兆惠为新主帅的清朝大军彻底平定了准噶尔人的反抗。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逃亡俄罗斯，不久病死。随后，按照总司令兆惠的命令（其实也是皇帝的指示），清军对准噶尔人进行了系统性的大屠杀，只杀得“草剃禽弥无噍类”，最后“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准噶尔”从此只能做为一个地名而在世间存在。

  靠着这样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兆惠终于彻底解决了困扰清帝国六十余年的准噶尔问题。按照清人留下的零星记载，当时的景象可谓惨绝人寰。乾隆的要求是“总以严行剿杀为要”，也就是能杀就不放过。兆惠和他的副手富徳严格执行了皇帝的命令，清军分成多支搜索队，沿着山头河谷展开拉网式排查，每个网格之内的准噶尔人都绝无活命的机会。人类真是奇怪的生物，准噶尔人曾彪悍无比，但死到临头时，他们却又麻木不仁，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愿，一声不吭地漠然受死，史载“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呼其壮丁出，依次斩戮，寂无一声，并首就死”。

  此情此景，在后来的中外发生的历次大屠杀中又一次次重现，似乎已成定式。就这样，伊犁草原和赛里木湖畔人头滚滚。清朝统计，准噶尔人有一半以上死于直接屠杀，三成人死于瘟疫等疾病，只有两成左右设法逃离。也就是说，除了早已投降并被安置在内地的少数准噶尔人，以及逃亡俄罗斯和哈萨克的一部分准噶尔人，在兆惠等人挥舞的屠刀下，这个曾称霸中亚的强大族群，被整体灭绝了。

  当时，并非所有的准噶尔人都参与了叛乱，清军的滥杀无疑造成了不少悲剧。前面说过，乾隆平定准噶尔后，将该国分为四个部分各立汗王；其中的和硕特部汗王并没有与阿睦尔撒纳一伙，反而坚决站在了清廷一边，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忠诚，他还将自己的部族迁徙到更靠近甘肃的巴里坤一带游牧。但是，乾隆皇帝已被阿睦尔撒纳搞得疑神疑鬼，密令兆惠部下的巴里坤办事大臣严密监视和硕特汗的行踪。不久又指示该大臣，如果这些和硕特人可以信赖，那就以诚相待，不要让他们产生疑心，否则咱们必须先发制人，以免留下祸患。

  巴里坤大臣做事犹犹豫豫，始终不敢为和硕特汗王担保。初来乍到的和硕特人缺衣少食，不得不向巴里坤当局求助，而大臣自己也没有多少余粮，又担心资助可能的敌人会造成隐患，烦恼之下终于动了杀机。于是，某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一队清军突然来到和硕特聚居地，为首的军官自称迷路，希望能借宿一夜，和硕特汗王不疑有他，杀羊置酒热情款待。

  深夜雪下得越发大了，军官见对方多已酣睡，突然一声令下，清军立刻亮出屠刀，砍瓜切菜般剁起了人头，可怜整个部族四千多人，一夜间杀得干干净净！据说汗王被害时，他的夫人在梦中惊醒，不忍见丈夫死于乱刀之下，遂光着身子扑在他身上，以自己的躯体抵挡着清军的利刃，血雾弥漫中，夫妻二人就这样紧紧搂着一直到生命消逝……

  事后，巴里坤办事大臣以和硕特部谋叛、自己率兵镇压上报，乾隆对处理结果十分满意，加封他为伯爵。据说就连这位大臣本人也感觉此事做得太缺德忒不地道，一直心结难消。他曾去祖先的祠堂祭拜，悄悄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想当初汉朝的李广一直没有封侯，人们认为这是他曾经屠杀敌人降兵的报应。现在我的罪孽远超李广，却能加官进爵，要遭受的报应恐怕会更大。祖宗啊，您今后要没有血食享用了！”果然，此人不久便因作战不利而被乾隆诛杀。

  虽然后来清廷为冤死的和硕特汗王平了反，但四千条鲜活的生命却再也无法回来。阿睦尔撒纳之乱被镇压后，清廷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匆匆忙忙从新疆撤离了大部队；这主要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困难，大军长期驻扎实在难以维系。于是，北疆的准噶尔人刚刚从地球上消失，南疆的大小和卓木之乱就爆发了。

  两和卓是喀什地区穆斯林首领玛罕木特的儿子，此前都在准噶尔汗国做人质，汗国灭亡后被清军释放，他们利用这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趁机起事，一时间几十万回部人（今天维吾尔人的祖先）群起响应，天山以南几乎全部陷落。

  当地清军虽然仓促迎战，但总司令兆惠却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农历十月，他率领着数百名骑兵，在今天喀什地区莎车县的黑水营被十倍于己的叛军包围。清军弹尽粮绝，最后连马鞍子上的皮革都吃光了，但仍然坚持抵抗，杀伤敌人众多，叛军不得不在清军的战壕外又垒了一道工事，企图把对方困死饿死。

  据说就在这危急关头，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按照后来兆惠给乾隆写的战报，部队挖地找东西吃，竟然挖出了不知是谁埋下的几百石粮食，而更为神奇的是，他们随处一掘井就涌出了水，就这样又挺了一段时间。随着坚守的时间越来越久，清军挖出的那点粮食逐渐消耗殆尽，而马匹骆驼这些牲畜也眼看要吃光了。清人笔记写道，饿红了眼的清军于是打起了人的主意，他们突然杀了出来，捉住一批当地俘虏，这些倒霉蛋最后无一例外都成了饥饿官兵的盘中餐。尝了甜头以后，清军从此一发不可收，时不时就要出击一次，每次都抓来几个回部人解馋。有的时候，不幸有夫妻被一起掠来，屠夫们便先宰了丈夫，然后让妻子负责炖煮烹饪，到了晚上她又成了被士兵肆意蹂躏的慰安妇。第二天，等丈夫吃光了，妻子便会大难临头，接替成为部队的肉食来源。

  据说与当初那些被屠灭的准噶尔人一样，所有被杀的回部人也都默默无声，任凭清军宰割凌辱。就这样靠着吃人肉，兆惠带领这支小部队与敌人相持了整整三个月，眼看要撑不下去了。除夕新年夜，兆惠等几位主要将领聚在一起烤火，他们掰着手指头数剩下的军粮，认为

再过十天，大家恐怕就只能去阎王爷那里再会了。其中一位将军素来抠门，此时却突然说道，

当初我们过肃州（今酒泉）的时候，收到不少劳军的点心，我一直舍不得吃，现在还剩下一些，今天咱们都吃了吧！众将大喜过望，赶紧饱餐一顿，等临散伙时才突然明白过来，连这个吝啬的家伙都不留余粮，恐怕我们真地到了鬼门关了，不由得潸然泪下。

  就在他们行将崩溃之时，富徳等率领的外围援兵终于杀到了，内外夹攻下，叛军不得不解围撤退，兆惠他们也幸运地活着回到了阿克苏大营，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黑水营之围”，前后历时长达百日。

  黑水营可以说是这场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如果兆惠失败，那么南疆甚至整个新疆都很可能不复清帝国所有。战后，乾隆亲自撰写了一篇名为《黑水行》的诗歌来记述此役，对兆惠极尽赞美。黑水营之战半年后，大小和卓木之乱终于被清军平定，皇帝随后为兆惠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他也以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的身份正式成为军机大臣。

  二月河的小说中写道，后来，为了体现皇恩浩荡和自己对兆惠的重视，乾隆竟然让这位识不了几个汉字的满洲将军担任了科举最高级别考试即殿试的阅卷大臣。皇帝悄悄指点他其中的秘诀——“圈多即佳卷”，原来，成绩好的考卷上，会有各位阅卷大臣的圈点，不识字的兆惠只要数一下圈圈的个数，就成了，而身为财会专家，数数——不正是他的特长嘛！

  其实这经不起推敲。兆惠本来不是武将，而是笔贴式出身，即旗人高级官员们的秘书或文书，该职的主要工作就是撰写满汉公文，还要负责满汉双语的互译，因此他不可能不识汉字。

当然，他对科举考试专用的八股文大概是没什么研究的，品不出考卷好坏，也确实情有可原。

  乾隆二十九年农历十一月，新疆的征服者兆惠在北京病逝。死后备极哀荣，“赠太保，谥文襄”，乾隆皇帝亲临祭奠。到了嘉庆元年，他又“配享太庙”，从而取得了与乾隆一起享用冷猪肉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