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美国发生枪击案，中国官媒都会第一时间予以报道和深度分析，其社会效应无比巨大：生活在中国太幸福了，太安全了！

其实，在这“太平盛世”的国度里，盗贼猖獗，凶案频发。各位先请看社交媒体的头条新闻，再读网民热议。中国百姓不糊涂！

现场惨不忍睹，目前死者已达9人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鲁迅

绝望的妈妈

2018年4月27日下午放学后发生在陕北米脂的屠童惨案瞬间震惊全国，犯罪嫌疑人要多么疯狂和变态，才会对19个无辜的孩子动手！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恶性案件了，但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只要教育大环境依然是“非爱”氛围下恶性竞争的应试教育，是等级化背景下“人上人”的社会分流器教育，是传播仇恨、屏蔽真相、敌视文明的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教育，是弱肉强食、赢者通吃、适者生存的丛林教育，这种悲剧依然会重演。

爱，是一粒种子，会慢慢长大；同样，仇恨也是一粒种子，也会慢慢长大。

即便当初仇恨的钉子拔出，血窟窿还在，仇恨的长期发酵让心灵毒化，一旦引爆，人就变成了恶魔。

没有谁从小就是天使，也没有谁从小就是恶魔，面对天使与恶魔合一的人性，教育和制度应该反思什么？是谁砍断了天使的翅膀？谁又让恶魔挥舞屠刀？

热遍全国的西安教育”问政“过去不到一月，人们对之后的变化翘首以待。而这表面的“问政”掩盖了更大的问题，就是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价值追求。

放眼全国，教育“问政”不仅仅是扣问外部的“上学难”“上学贵”和“教育不公正”问题，更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教育价值的大讨论: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到底为了谁？孩子在学校最应该学的是什么？学校应该怎样对待孩子？管理者应该怎样对待普通教师才能让孩子从教师那里得到真正的关爱？当恶性案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应该如何自保？学校应该如何保障每个孩子的生命安全？

一位长年陪伴“留守儿童”的老师告诉我说，乡下的许多孩子似乎都有“反社会倾向”，她认为:孩子们接受的“信息”有问题，他们从小就泡在一个缺乏精神关爱、充满等级歧视和暴力压制的环境里，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容易复制歧视和暴力，制造新的社会问题。

一个人的问题可能是性格问题，一群人的问题可能是教育问题、文化问题，如果问题频发却得不到转化和制度层面的改观，经常把丧事办成喜事，那就是社会问题。

陕西师大的外籍教授罗斯高先生长期调查研究中国的农村教育，就是担心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怕中国“出问题”，因为他发现中国有76%的农村孩子不能升入高中，连墨西哥都不如。

如果大量学生不能进入高中，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一个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就容易被社会抛弃，沦为社会的“边缘人”，这一部分人容易出现各种犯罪行为和反社会倾向。而中国的城市有93%的孩子可以上高中学习，超过了美国的92%。说明中国的城市教育不错，也说明中国的城乡差距很大。

米脂血案的制造者据说就是曾经的辍学者，当初也在这个学校受到霸凌，受到歧视，现在是要报复学校，但他却丧心病狂地选择了无辜的孩子。此事件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罗斯高的观点。(真实原因和真实情况依然有待进一步证实)

我们现在对教育的评价就是看升学率，而忽视了人性标准，依然是“含金量”而不是“含人量”(吴非语)，这样的教育就是见分不见人，实际上是“非人化”的，也是“反教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粗鄙的利己主义者都是教育问题、文化制度问题制造出来的“产品”。

我认为，评价教育好坏应该有一个底线:珍爱生命不自杀，遵纪守法不杀人。

教育是最大、最重要的“人学”，是一个国家的“良心工程”，也是共同体发展进步的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宗教信仰资源匮乏而迷信物质权力、拜偶像盛行的文化环境中，教育不正常，不能滋润心灵，人性、社会都会难以正常。

应试教育扭曲了教育本质，是严重失血和精神缺钙也缺爱的教育。

当下最欠缺的是生命教育，是爱的教育，是信仰教育。

没有生命教育，没有爱的教育，没有信仰教育，各种招牌下的“教育”都是美丽的谎言。

有人说，这个悲剧是社会悲剧，根本问题在于社会，不能完全由教育背黑锅——没有问题。但教育问题难道不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吗？阶层固化导致底层绝望，贫富悬殊导致阶级对立，法治不彰导致社会仇恨。说社会问题、制度问题难道就能摆脱教育问题吗？

这个社会就有一些奇怪的人，不找个体的责任，总是从外界找替罪羊，比如制度、社会、文化、环境……借以逃脱良心的谴责，如果良心没有睡眠的话。

任何悲剧的发生都是多因一果，如果每一个原因都要追究，那等于说这样的事情必然会发生，谁都没有责任。

从根本上讲，每一起个人悲剧都是社会悲剧，但社会不是由人构成的吗？体制不是一个一个的人吗？

制度的问题，也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我们无法将人类的心灵与外部环境截然分开。人与世界是有机联系着的，二者互相作用，相辅相成，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变故都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改造社会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脱离了教育的转变、脱离了个人精神品格和价值观的转变，将是一项极其脆弱的事业。

在制度问题无法解决的当下，我依然寄希望于个人的努力、教育的良善和法律制度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