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见网络里有篇流传的文章“在美国教书16年，他遇到的唯一‘告密者’，来自中国……”我附录在这个帖子后面。文章看了，也想了想，我认为告密的定义得具体点儿，否则就很难论个是非。人世间告密的情况可太多了，善意、恶意和中性的，还有种种潜意识的，等等。我查了百度百科，上是这样解释的：向上司或有关部门举发别人的秘密。我体会，还应在这个定义前面再加上一句：在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中。这样，告密的定义为：在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中，某人向上司或有关部门举发别人的秘密。

  这篇文章称中国大陆是“告密文化”；我认为如此定义有点牵强。世界上无论哪种制度下都存在以上定义的告密；不然，文章中的中学校长为何还悬赏揭发检举者呢？无论何种社会制度，都会有公安部门悬赏捉拿犯罪嫌疑分子的。当然，专制制度下统治者更需要告密者。这是因为专制统治者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绝对的，能至永远的权力。

  百度百科上称：“因（专制）当权者的需要和鼓励，中国告密传统源远流长。”这我认同。百度百科上举出这样的史实：

  公元前114年，西汉专制王朝的汉武帝出台“告缗令”，即鼓励百姓举报一切相识者的资产。武帝为从民间捞钱，此前曾颁布过“算缗令”，对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征收“财产税”，但百姓有抵抗情绪，政府又缺乏统计手段，实施效果差。武帝遂想出鼓励百姓互相举报资产。“告缗令”规定：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者，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被奖励给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间告密之风大盛。

  在中国历史上，专制者都是鼓励告密的。在国民党专制统治台湾的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学者王鼎钧先生对告密者有这样的描述。他觉得自己身边遍布企图告密的人：“那时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具电话，我接电话的时候，总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们让我看见‘竖起耳朵来听’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好像无所用心，低着头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滚动，耳轮的肌肉形状异乎寻常。如我会客，总有一个工友殷勤送茶换茶，垂着眼皮，竖着耳朵。……那时，工友是他们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组织’的一员。”据说时候，台湾在蒋经国的主政下，有10万余名警察及5万余名各类特工，更不知发展了多少“工友”做眼线，告密盛行。

  不过我觉的普通民众还是鄙视自己身边的告密者的，就连小孩子都是如此。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上小学的。那时同学们很看不起“小汇报”的人，也就是告密者。孩子们理由和美国的孩子们一样：大家都在一起玩儿，如果“小汇报”成风，班上每个人的自由就受到限制。那时班上知道谁总“小汇报”，班上同学们都冷嘲热讽他/她，不和这种人在一起玩儿。当然，班上的班干部会变相“小汇报”，老师想知道班上同学们的各种行为言论，以便管理。

  我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此后亲友们都很疏远我的一位表舅；原因是他主动向有关领导“揭发检举”我父亲的“反党言论”。其实他的所谓“大义灭亲”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在工作单位更被其他人冷落；就是单位领导也不重用他。对我的这位表舅，认识者背地里对他的告密举动的评价就是“品行不端”四个字。我估计我表舅为人恐怕也不狡诈，如果没有道德底线，对上级领导阿谀逢迎之能事，当“狗”还是很能混的。

  在我在“北大荒”一个农场当“知青”时，宿舍里如果谁总悄悄的到“上边”“小汇报”，“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周围的“知青”会想方设法打击他，甚至蒙头暴揍。那时告密是在“知青”中是很不齿的行为。这很正常，因为告密者的行为会损害周围太多“知青”的利益。因为告密大家人人自危，背地里什么也不敢说，不敢做；这太可怕了。所以，当时高明的溜须拍马者，告密是非常谨慎的，农场的干部也懂得“不暴露”他们的告密行为。其实那时如果“知青”中谁一步步爬了上去，他不仅仅是告密，还有其他种种手段；比如拉帮结派，假公济私，欺上瞒下等等。

  后来，在我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我也被告密者整过一家伙。我那时因为年长被选为班长。同时也被校方列入党员“培养对象”。可谁能想到，班上有一同学（他本来是班长，后来同学们选了我）把我的“落后言论”列了一百多条汇报给系里。我当时是希望入党的，因为入了党就会被分配到好单位（看来我也很俗）。既然系里要发展我入党，我就“顺竿爬”吧。可不知为什么到了四年级，系里居然放弃了我这个“培养对象”。我当时很是纳闷。后来系里的党总支副书记（她是个“老三届”的高中生，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背景）认识我的一个哥们儿。她专门把我找到家里，直截了当的说我甭想入党了，有人“小汇报”了我的“落后言论”。她怕我不信，还亲自拿给我看一摞“小汇报”的影印件（她并没让我看内容，大概也不想让这事情传出去）。最后她意味深长地说“以后你走上工作岗位，嘴上要有个把门的”。

  我确实是“对入党有投机心理”的；自作自受吧。我毕竟生活在这种社会里，思想境界不能免俗。这下也好，不能“学而优则仕”了，也就混到国外来了。尽管如此，就我的看法，还是不能把中国大陆看成“告密文化”的天然土壤；就算是儒家文化有很多弊端，也是要鼓励堂堂正正做人的。但专制统治者需要告密者也是不容置疑的。当然，这样一来，说“中国告密传统源远流长”也不为之过。

附录：唯一“告密者”，来自中国……

Mr海

01、“我对你们很失望，你们没有一点正义感”

  施先生是一位旅美中学教师，在美国从事教职工作16年，这16年来他对于美国的中学教育和中学生群体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发现，美国学生们虽然有着许多的缺点，比如自大、偏执、我行我素，但从来没有人愿意当“告密者”，只有一次例外。

  有一次，施先生接手一个新的班级，班上有一位特别难管的学生，大家都叫他“兔子”，上课无精打采甚至睡觉，下课后一头钻进篮球馆，生龙活虎的仿佛换了个人，施先生了解后知道，“兔子”从小到大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打篮球，这也是他唯一愿意做的事情。

  但施先生知道，美国像“兔子”这样篮球打得好的青少年太多了，最终能成为职业选手的是万里挑一，如果“兔子”不好好学习，将来又不能做职业选手，那么这个人连一份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更重要的，在自己的课堂，施先生不允许有这样公然藐视自己的学生。

  于是，施先生找“兔子”谈话，没效果，去“兔子”家里做家访，一位单身妈妈接待了他，在两人谈话的一个小时里，施先生被香烟熏得睁不开眼，他痛苦地跟“兔子”的妈妈解释为什么不好好读书篮球打得再好也没用，但最终施先生还是在快被熏出眼泪之前逃离了“兔子”家。

  沟通没有效果，施先生于是找到校长，让校篮球队暂时开除了“兔子”，等到他学习成绩跟上来了，才能回去打篮球。

  在这么做的第二天，施先生发现，有人送了自己一份“惊喜”：当他去停车场取车的时候，发现车子被划了，引擎盖还被涂鸦了一行字，以F开头。

  施先生第一时间想到了“兔子”，但没有证据不能发作，于是调取了监控，发现是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干的，但无法确认那就是“兔子”。

  此事惊动了校长，立即向全校师生广播，希望有人能揭发划车者，并找了许多学生谈话，给他们施压，甚至还提供了奖金，但就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检举告密。

  施先生在自己的班级里也举行了一场不记名的揭发检举会，让每个学生匿名在纸条上写出是否知道何人所为，开会前施先生向学生们保证，绝对不会把检举者的信息泄露出去，奖励也会私下给出。结果收上来一看，所有人都写的是“NO”。

  施先生很气愤，他知道美国学生没有告密的传统，但这件事的是非对错那么清楚，美国学生的脑子怎么就转不过弯呢？他对学生们说：“我对你们很失望，你们没有一点正义感，你们都是懦夫”。

02、“老师，我们不是懦夫， 我们有自己的解决方式”

  正当施先生说完这句“狠话”，有一位女同学站了起来，对他说：“老师，你错了。我们不是懦夫，我们有自己的解决方式”。

  施先生很无语，他知道这些美国学生想怎么做，但他还是忍不住发火：“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检举他？他给了你们什么好处？还是说，这件事你们都有参与？”

  女生说：“老师，我知道，在你的故乡中国，告密者被当成是一种美德，是一种英勇的揭发，但在美国，告密者是所有人都不屑去做的。我们会让肇事者自己站出来，他如果不站出来，那么他将无法在这个班级立足，所有人都会看不起他，但不是用告密的方式。”

  果然，第二天，“兔子”主动来找施先生道歉，承认他就是肇事者，并递给施先生一些钱，算是修车的费用。

  事后，施先生找到那位女生谈话，告诉她：“告密在哪里都不算美德，更谈不上英勇，在中国也是一样。”

  没想到女生说：“老师你说的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的的情况就是如此。”

  施先生不服，说：“你这是偏见。”

  女生说：“那我问你，为什么中国从小学开始，就要选一个班长？”

  施先生说：“那是为了帮助老师更好地管理学生。”

  女生说：“怎样帮助，是不是监督每一位同学的行为，一有同学不听话，就立即报告给老师？”

  施先生说：“这只是班长的一部分工作。”

  女生说：“除了监督同学，班长是不是还可以指派同学们的行为，什么时候自习，什么时候休息，只要老师不在，就都得听班长的？”

  施先生说：“是这样。”

  女生说：“班长就是老师权力的代表，班长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是因为班长和老师之间，有着告密揭发的联系，班长只有不断地帮老师监督同学，才能获得在同学中的权力，班长又代表着这个班学生们的最高荣誉，所以，这明显就是在培养告密者。学生们从小就被灌输：通过监督举报他人，就能获得荣誉和权力，以后到了社会上，只会越来越多这样的告密者。”

  “您知道社会上告密者多了之后会怎样吗？”女生问。

  施先生点点头，沉默良久，然后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你去过中国？”

  女生回答：“没去过，但我们家是苏联移民。”

03、唯一的“告密者”竟来自中国

  这位女生的话，许多年后依然令施先生印象深刻。她让施先生想起了儿时在中国读书的事情。

  那时候，施先生就是班长，在老师的授意下，他记录着每个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同学，带头孤立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用老师的话说，“好学生要跟好学生一起玩，差学生没有人跟他们玩。”

  自从这件事之后，在施先生教学的岁月里，他再没有让学生之间相互揭发。他的学生里也没有出过一位“告密者”，只有一次例外。而这位“告密者”，正是来自中国。

  她是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施先生从来没有请她做自己的“眼线”，但她主动记录下了一些上课捣乱的学生名单交给施先生。说实话，这帮了施先生的忙，这样他就可以精准找到捣乱的学生谈话，敦促他们的行为，但施先生也从来没有表扬过这位女生，因为施先生知道，这将使她成为全学校的公敌。

  施先生也找过这位中国女生谈话，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帮助自己：“你知道，这里是美国，我没有办法当众表扬你这样的行为。”

  女生说：“我知道，我只是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施先生说：“对于你的同学来说，你是一个告密者，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女生说：“我知道，他们要是知道了，就不会跟我玩了。”

  施先生最后还是建议这位女生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因为长此以往，同学们肯定知道是她在告密——其他的美国孩子，不会做这种事情。

  在长期的观察中，施先生还发现，没有“告密”文化的团队比有“告密”文化的团队，更具有团队精神。

  美国学校里没有“告密者”，看起来是人人没有监督，各自为政，但其实正是因为大家有着强烈的团队合作感，才不能容忍自己的团队里有专门损害他人利益的“告密者”。美国学校里没有班长，看起来是没有带头的，但是有各种被推选的委员或会长，他们负责为同学们服务，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没有告密和举报，大家之间有着基本的信任。

  中国学生从小就过集体生活却没有团队合作精神，与“告密文化”有很大的原因。因为有“监督”，有“告密”，大家相互之间缺少信任，没有了信任作为基础，想要好的团队合作自然是办不到的。这种风气带到社会上，就形成了靠告密举报来与竞争的恶习。

  但凡这个社会上有优秀的人才出头，同行们想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自身努力超越别人，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去举报别人，把别人搞垮，自己又不行，导致这个行业的水平永远都上不去。这就是别人说的：“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在美国教书的施先生也早已习惯了没有“告密者”的社会。尽管这样会给他的工作增加许多难度，但带来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

  至少可以对每个人报以真诚的笑容，至少不会担心课堂上自己说错了一句话而被学生举报（如果说错话，学生们会直接抗议），至少不会感觉在你上方，总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