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顺风作的恶，正应了马克思的惊人洞见

滴滴顺风作的恶，正应了马克思的惊人洞见

杭子牙

我们不因噎废食，因一两个个案，将一项科技或商业创新乱棍打死——但将滴滴顺风车这个妖孽乱棍打死，却一点都不委屈它。

为什么？因为滴滴顺风车这项业务，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那样，“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顺风车在进行产品设计时，推动该业务上线的滴滴高管黄洁莉，就已经将性与滥交等内涵，不当地注入到了这个业务板块中，在产品设计与推广中，都充满了性的暧昧暗示。

比如，以下这个网传的顺风车广告，画面中大字突显的“湿了吗？”、“紧了吗？”、“硬了吗？”等性挑逗用语，加上故意被设计为鬼头形状的胳膊肘，就暴露了其可诛之心！

而黄洁莉本人，也从不隐晦其用心，在公开演讲中表示:“这（顺风车）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一个场景，就像咖啡馆、酒吧一样，私家车也能成为一个半公开、半私密的社交空间。”

她还进一步露骨表明，“这是一个非常有未来感、非常sexy的场景，我们从一开始就想得非常清楚，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打。”

看明白了吗？这些话的意思，就是把坐顺风车的女性当兼职的援交，来成就顺风车这个产品对男性司机的吸引力。

其初心，就不是为了解决市民交通需求，而是社交与性。

而一旦将与性有关的社交定义为顺风车的核心诉求，在业务流程管理上，就必然会围绕这一诉求出发设置各种功能。

比如，设置乘客和车主的互相评价系统，还可以上传照片，评价对方是不是帅哥，是不是性感，是不是令人心动等功能。

这种充满了性和援交的暗示，试图将乘客和车主的买卖关系，变成一种暧昧社交关系的行为，就注定了它必然是一个恶的设计。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滴滴顺风会出那么多事。为什么郑州空姐案尸骨未冷，舆论的愤怒还没有消除，又一桩惨案就在温州发生。

而北京市海淀法院网则曾于今年5月，针对滴滴车主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发文“滴滴出行车主犯罪情况披露”，称最近几年滴滴平台所衍生的刑事案件数量，远高于公众所知悉的程度，并披露了车主犯罪情况，其中强奸、猥亵等，在顺风车主较为集中。

所以，顺风车被批，除了它僵化的内部业务流程管理与客户保护机制，最重要且根本的，是这个产品的设计初心就有问题。

这也正是滴滴顺风车和滴滴租车、快车、专车的最大区别。后几项业务，在资本和技术上的结合，是透过满足人们出行之便利来赚取利润，而顺风车在资本和技术上的结合，是透过满足人们的社交和sexy欲望来扩张市场。

本来，顺风车的本意，应该是一个车主开某一条线路的时候，可以和同路的人一起走，即满足了对方的出行需要，也通过对方分摊油费减轻车主负担，滴滴也能从中拿到一点分成。

但为了资本扩张市场，这个本来应有的初心，被滴滴完全扭曲。反而为了满足资本和市场的需要，剑走偏锋地走上了一条社交与sexy的旁门左路，为其注入了听起来美好但却在本质上邪恶的文化基因，如下图广告。

就像A股市场，在设计之初就不是为了解决优质企业的融资问题，也不是为了让老百姓的投资增值保值，而是为了照顾当时那些生产和资金周转遇到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为解决这些企业的资金问题而产生。

对企业资质的要求，当时决策不仅没有放在心上，反而默许、纵容一些企业，透过资质作假等手法包装上市，以实现其圈钱目的。

因为这个初衷，我们看到，A股市场就像是被注入了投机圈钱和“割韭菜”的基因，这二三十年来，都无法扭转这个德性。

顺风车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其设计初衷为“社交”和“sexy”，那么它的管理流程、企业文化、产品价值观念，都必然会围绕这个进行，会“往这个方向打”。

所以，在重新定义滴滴顺风车业务之前，先关掉这个业务，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

因为基因这个东西，你是改不了的，如果不关掉，仅在原有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基础上整改，就会像中国股市一样，怎么改，都还是那个尿性。

滴滴顺风车这个产品问题，也促使我们再次深入思考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资本和技术到底有没有道德属性。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已经讨论数百年，也没有形成一个准确答案。

但基本上，资本，一旦被称为“资本”，就决定了它的逐利属性，它必然会为了市场与利润，去侵蚀公共道德与法律的领地。

就像马克思在两百年前说的，“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所以，对于资本，人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倾向于对其设定法律与道德边界，对其进行严厉管控——但遗憾的，为了能获取市场和利润，它又经常突破这些管控边界，甚至会和管控它的主体结合，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其表现形式，就是严重的官商勾结和利益输送，若再进一步侵蚀到国家与社会的主体管治结构，就会上升成为权贵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有不少国家，比如菲律宾和前苏联等，就败在这个上面。

而技术呢？技术本身可能确实无罪，但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设计、使用和掌握技术的人。这些具体的人，因为有价值取向，会赋予技术以特定的价值观底色，因而就必须承担起相应的法律和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