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国中兴”背景下鼓励藏人加快与北京接触甚至主动示好，是否有违宪政自由主义的立场？在中共至今没对在藏区犯的错误、办的蠢事有过任何反省的情况下，对达赖喇嘛这样劝进是否会令他背上“晚节不保”罪名，客观上帮党国政府解套？


　　老高按：2018年逢五逢十的纪念日很不少：戊戌变法120周年（北大校友还要纪念建校双甲子），大跃进-大饥荒60周年，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河殇》30周年……明年，2019年算下来也不遑多让：五四100周年、共和国建国70周年、六四30周年……还有一个纪念日，藏人比我们肯定记得更清楚：拉萨动乱、达赖出走事件60周年。
　　据悉，西藏流亡政府从今年4月起，启动了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西藏问题再次被人们所关注。
　　对西藏问题，在国内时完全无接触、不了解。来美后在新泽西打工，租住在一对退休夫妇家，妻子是希腊人，丈夫是蒙古人，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他俩正要盛装出门，一见我就主动告知，达赖喇嘛今晚来新泽西演讲！他们这就出发去听。说这话时，崇敬之情溢于言表，那份兴奋期待让我纳罕不已——可能他们对我竟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惊喜与景仰、没有马上沐浴更衣，追随前往也惊诧不已。那是我第一次醒悟，原来这位藏人流亡领袖的国际形象与我们在国内被告知的很不一样！
　　后来接触这个话题当然就多了。尤其是我参与了一些汉族民间独立学者有关西藏话题的专著的编辑出版，例如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与达赖喇嘛对话》，徐明旭《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陈小雅《西藏分裂：埋藏的密码》……还有瑞典茉莉、唯色、李江琳等许多学者的论述。这些书和文章，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我的认知，扩展了我的视角。记得我在编校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之后，美国之音采访我，我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在于“将西藏问题第一次引入了中国知识界的视野”。（后来我得知中共官方在香港买了多册此书；更听说“中央政治局成员人手一册”，这就无从核实真伪了！）
　　今年4月以来，我就西藏问题，请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社科院前研究人员张博树当嘉宾，播出了四期《历史明镜》访谈节目，每期一小时。这个系列，是从1959年3月10日的拉萨事件为起点，先由近及远，后由远及近：先讲述1956～1959年藏区动乱缘何而起，再追述1950年解放军进藏、1951年《十七条》协议，中共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与藏区矛盾的由来和激化；再继续往前追溯一个世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看藏人独立意识如何萌生和时起时伏的过程；再讲述文革之后北京与达兰萨拉的互动，本世纪以来九次对话无果而终。
　　这几次的具体讲题是：
　　1959年藏人“叛乱”的真实原因（《历史明镜》第131期）
　　毛泽东对藏区下一盘大棋如何被破局（《历史明镜》第133期）
　　藏人领袖要独立的念头是如何产生的？（《历史明镜》第134期）
　　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能否走通？（《历史明镜》第136期）
　　感兴趣的朋友，用这几个题目在YouTube上检索，很容易查到。我就不在这里写了，以免有做广告之嫌。
　　为做好这个系列节目，我拜读了张博树教授在香港溯源书社出版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以及他2014年10月撰写的一篇文章《“党国中兴”与西藏问题前景——与达赖喇嘛一席谈》。这篇文章不长，转载于此，有助于各位进一步了解达赖喇嘛及藏人的近期动向。

　　　　　　张博树《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溯源书社）


　　“党国中兴”与西藏问题前景——与达赖喇嘛一席谈

　　张博树，明镜网
 
　　9月26日至10月6日，在贡噶扎西等藏人朋友的安排下，笔者有幸前往印度达兰萨拉参访流亡藏人社区，拜会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的官员们进行了广泛接触、交谈。关于这次不寻常的旅行，我打算写两篇文字加以记载：一篇是本文“与达赖喇嘛一席谈”，主要记录和这位藏族精神领袖一个多小时的对谈内容；另一篇将描写我对流亡藏人社区的一些真实感受。
　　和达赖喇嘛见面，这并不是第一次。5年前的2009年10月，我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拜会尊者并进行了单独交谈。当时我的身份还是中国社科院学者，正在美国访学。那次见面讨论了3.14事件后的藏区形势，也就如何促进汉藏之间的沟通交换了意见。当时约定这次见面不公开，但北京方面似乎早就知道此事，我回到社科院不久就被“炒了鱿鱼”。显然，除了大量“反动”著作外，这次“会见达赖”给官方驱除这个“异议分子”提供了最新的也是最后的理由。
　　今年上半年，我刚刚在香港出版新著《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而当下的现实似乎不是“民主转型”在即，而是“党国中兴”正酣，所以这次再会尊者，自然首先围绕如何看当下中国、如何评判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聊了起来。担任翻译的仍然是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才嘉先生，一如5年前；他的中文极好，语速很快，这给在有限的时间内交流更多的内容创造了条件。
 
　　对习近平的评价
 
　　达赖喇嘛首先表扬了习近平，认为这位中共十八大后接掌权力的总书记“比较务实”。尊者提到习强有力的反贪腐，推断习有超出执政党自身利益的高远理想，“如果只是为了政权，他不需要得罪那么多人”。但尊者对习的外交政策有些微词，“日本、印度不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美国也不会真的动武，为什么要有恐惧感？”在达赖喇嘛看来，习近平把这些当成威胁，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近来的外交政策造成周边国际形势的紧张，这不是一种务实的政策。
　　我表示，与尊者相比，我本人对中国政局的判断更悲观些。习固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反贪勇气，但也在同时打击自由知识分子，两个方向的动作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都是为了巩固、强化党国统治。特别是以30年经济增长为基础，党国正在从六四危机中逐步走出来，冀图实现“党国中兴”。以这个基点观察习，他的内政外交各方面政策的走向就变得非常清晰。中国在外交领域频频示强其实正是“党国中兴”和红色帝国崛起的一个表现。尊者则言，习目前还在集中权力，未来会怎么样还不能下结论。“现在香港的事情大家都在关注，这也算对习近平的一个考验吧。”
　　尊者还一一点评了中共建政后的几代领袖。他认为“毛泽东有自信，虽然不一定是务实的”；“邓小平的改革在这方面有突破”；“江泽民三个代表也有进步，有务实成分”；“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我百分之百支持”。但为什么没有实现？尊者认为是“没有信任”。因为没有信任，所以尽管当政者在新疆、西藏花了那么多钱，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习近平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新的思路。“过去中共总是指责我们为分裂者，其实真正的分裂者不是我们，而是共产党内的保守派。他们总是一味打压，这不，把您也打出了社科院，赶到美国去了。”说到这里，尊者笑了起来。“所以，如果真的是为13亿人民的长远福祉着想，必须建立基本的信任，要进一步务实， 不能只是梦想。”
 
　　“中间道路”与“灰色地带”
 
　　话题自然引向当前的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表示，解决西藏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再这样拖下去会很困难，不能回避。“我们的妥协方案已经很清楚，中间道路，不寻求独立，只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实现真正的自治。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不会提出比这个更高的诉求，但也不会举白旗投降。我们还在等，在看。”
　　我回应说，中间道路的主张确实获得很多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导致双赢的方案；但党国统治者有他们自己思考问题的逻辑。过去几年中流亡藏人和北京方面有过多达9次的接谈，但均无结果。那还是在胡锦涛当政时期。而今在“党国中兴”的背景下，习中央更不可能接受藏人的“中间道路”，在党国框架内，让藏人对整个藏区实行统一的行政治理。他们也不会接受“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样一种方案，——据我所知，像李伟东等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即北京把达赖喇嘛请回来主持藏区宗教事务，实行宗教自治，党不再干预，但达赖喇嘛也不再过问西藏的政治。从根本上说，共产党死死抱住一党专权的政治体制不放，生怕哪里放开一点就会威胁到它的统治，这恰恰是统治者最不务实的表现。尊者也表示，共产党若能带头走向民主化，当然最好。“我达赖喇嘛也愿意承认自己信仰过马列主义，而不会感到害羞嘛”！
　　那么“党国中兴”是否意味着西藏问题就完全无解？也不尽然。我谈到以下两个因素可能成为促使习近平重启对话、改善关系的客观动力：一个是新疆局势的严峻，最近以来一系列“暴恐案件”已经使全国处于惊恐之中，北京不知道要追加多少“反恐”、“维稳”经费不说，人心的不稳是更让统治者头疼的事情。而如果习能打开和达赖喇嘛的重新对话之门，西藏问题有缓，对新疆乃至全国的“维稳”都会有帮助。再一个是，既然习近平的目标是“党国中兴”和中国的强势“崛起”，且正在布划重整周边、联俄制美的全球战略，他自然希望自家院子里不要总出事。习如果足够聪明，他完全可以调整既往以“压”为主的民族地区政策，而增加更多的怀柔成分。在这种考量下，对达赖喇嘛重新示好也并非不可能，——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习必须改变思路。
　　考虑到以上种种可能，为了打破僵局，我向尊者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这实际上也是来达兰萨拉之前我和一些朋友共同商议的结果）：适当分解藏人的“中间道路”诉求，把原来的整体性方案分解为几个部分，先找北京方面容易接受的拿出来谈。比如，可以先争取尊者回去，到五台山朝圣亦可，举行一些宗教性的交流、活动亦可。这样，对习中央而言，可表现党国的大度，符合变“压”为“柔”的新治理思路；而对藏人方面言，也可以就此争取宗教环境方面的某种改善。这将是一个“灰色地带”，双方都不必把它定义得十分清楚，却又给双方都留下余地，留下进一步转圜的空间。重要的是，这将给境内外藏人处境的改善，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尊者听了这个建议后笑道：这是中间道路的中间道路哇！
 
　　达赖喇嘛的心愿
 
　　尊者告诉我，这方面的努力其实已经在做。自2011年退休、把政务交给藏人行政中央以来，他个人纯粹就是个宗教人物，去五台山礼佛也是自己多年的心愿。尊者还说，这些年来虽然在西方各国做过很多法事活动，但自己总觉得不是很自在，毕竟文化背景不同。但中国就不一样了，那里有数千万佛教徒，和他们交流，给他们讲法，我会很自在，很轻松。
　　还可以和中国内地的大学对话。达赖喇嘛提到近年来与欧美科学家、学术界的交往，讨论精神、道德、人体科学和脑科学、环境保护之类的课题，这些题目未必牵扯政治。如果也能和中国内地的大学讨论这些话题，一定会发挥正面作用，促进真正的汉藏大团结！
　　我知道尊者这些年来致力于研究人类道德问题，前不久还出版了专著《超越生命的幸福之道》。如同许多其他智者和思想家一样，达赖喇嘛注意到了现代文明对人类的多方面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资本和财富概念的无节制泛滥会腐蚀人类的心灵。尽管宗教在矫正人性的贪欲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所以达赖喇嘛认为有必要在这个世界上建构一种普世的“世俗道德观”。在谈话接近结束时，尊者再次和我谈起这项工作的重要。他还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上也取得很大进步，越是这样，道德建设就越加重要。他很愿意未来能在这方面做些事情。尊者还希望我介绍一些学者，共同从事有关研究。我告诉尊者，纽约的一些同仁正在筹建一个以高端战略分析为主题的研究智库，待智库成立后，我们可以专门开个研讨会，讨论世俗道德的重建问题。学术上，这个课题同整个人类有关；政治上，我们也可以借此促进汉藏之间的沟通，至少在民间层面拓宽汉藏交流的渠道。
 
　　几点思考
 
　　这次见面原定一个小时，因为谈话内容太多，实际谈了一个半小时以上。我很感谢尊者的慷慨，毕竟已经是近80岁的老人，长时间谈话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
　　坦率地说，这次拜会达赖喇嘛，虽然早已准备好关于“灰色地带”的建议，但内心深处却有着某种困惑。
　　我曾经这样问自己：在“党国中兴”的背景上鼓励藏人加快与北京的接触甚至主动示好，是否有违宪政自由主义的立场？毕竟，党国统治者至今没有在藏区犯过的错误、办过的蠢事上有过任何反省表示；这样的劝进是否可能令达赖喇嘛背上“晚节不保”的罪名（网络上已经见到过这样的批评），而且客观上帮助党国政府解套，进一步实现“崛起”？
　　当然，我相信尊者本人不会在乎别人怎样议论，他考虑的核心是600万藏人的长远利益。据我观察，这些年来达赖喇嘛一直表现出希望与北京改善关系的急切心情。最近尊者在不同场合赞扬习近平关于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贡献的讲话，其中虽不乏策略考虑，但希望习沿着这个思路处理宗教事务、走向宗教宽容，从而有助于解决西藏问题僵局，恐怕也是发自内心的。这是一种善良的期待，尽管在我的解读中，习近平最近大谈“文化”，大谈“5000年历史”，主要是在给党国寻求新的合法性根基，给红色帝国崛起标上“文化的”乃至“文明的”标签，而不是在释放文化政策改变的信号。
　　然而，反复思考的结果，我还是决定向达赖喇嘛提出上述建议，哪怕它真的是在帮助党国“解套”。理由在于：作为汉族学者和自由知识分子，我们既要考虑中国民主化，又要顾及藏人的现实需要。什么是藏人的现实需要？简单说，达赖喇嘛如今已经高龄，在独立无望、中间道路又无回应的情况下，他必须考虑身后境外20万流亡藏人和境内数百万藏民的命运。藏人内部关于“中间道路”的政策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它之所以获得境内外大多数藏人的支持，和达赖喇嘛本人的力倡关系极大。此外，党国强势崛起，国际社会对藏人的支持会发生变化，我想这一点尊者自己也充分估计到了。正是基于上述诸点，达赖喇嘛本人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们都希望在达赖喇嘛健在时打破与北京的僵局、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对于汉族反对派和自由知识分子来说，中国民主化是个更长远的任务，不能、也不应该以牺牲藏人的现实为代价。完整的民族地区自治权利的获得有赖于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和整个国家的民主化，非藏民族一个民族的努力所能达成；而趁达赖喇嘛健在时找到和北京重新接触、化解僵局的出路，至少对改善藏民族的被压抑的宗教、文化现状，是有帮助的。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支持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与北京恢复接触的努力，并争取促成之。
　　我不讳言，兼顾人权保护、民主化与中国统一是本人思考西藏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如果今天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那么在“达赖之后”，海外流亡藏人的生存环境可能趋于恶化，“西藏独立”的主张可能重归主导，“两个达赖”（境内外产生两个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之争可能导致北京政权与海内外藏人抗议者之间更尖锐的冲突，问题本身的解决也将更加无望。
　　为了避免这一切，所以我们要支持达赖喇嘛向北京喊话，也希望中南海调整、改变思路，做出善意的回应——哪怕它在这样做时，考虑的是党国自身的利益。
　　（2014年10月16日，于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