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每次从农场走回家，风尘仆仆五十里后，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博儿的小脚板。妈妈会让儿子坐在小凳上，自己拿出一个洗脚盆，快速的倒进从水缸取来的水，兑上暖水瓶里的开水，再试试温度。确信之后，才将孩子灰扑扑的小脚丫拉进水里。边轻轻的洗着，边说着重复过无数次的埋怨：让穿鞋子总不听，哪有你这么不听话的。说到激动的时候，还会轻轻的用手打几下博儿的小腿。看到小泡，她会小心翼翼的洗干净后再默默无语走开，拿着针过来，给他轻轻的挑开泡泡，眼睛里是一直在滚着的水珠，硬生生的让它雾化没有成为水珠滴落下来。转身的功夫，妈妈会擦拭干净，还边擦边欲盖弥彰的说，灰尘。

没有看见水泡时，就是博儿最得意的时刻，他会带着开心对妈妈炫耀说：妈妈，我是不是很厉害？厉害。博儿当然厉害。比董存瑞、杨子荣、阿庆嫂一样厉害。这些都是母亲知道的英雄人物，也是她能够用来描述厉害人的人物形象。结果，男男女女的都用上了。

开始几次，妈妈让他穿给做的新布鞋。新布鞋穿着实际上并不舒服，最大的好处是防护路上石块对脚板的损伤。穿着走了一会儿，他觉得不舒服，还是当赤脚大仙痛快。走到水库边的山坡小路上时，路上到处都是小石子，有些还不是很圆滑，硬生生的踩在上面，时间长了，对于他这样的嫩脚板，造成损伤在所难免，而且，一走就是五十里地。最难受的实际上还不是石块，而是烈日考晒下的石子路上的高温，滚烫，都能热熟鸡蛋。

后来，爸爸看出了端倪，建议儿子像自己一样，打草鞋。试了试，博儿觉得不错，物美价廉，就将妈妈做的新鞋收着，在需要排场的时候再拿出来用用，平时就穿草鞋。

草鞋不耐磨，经常需要修理。于是，他又花了好多时间观察、学习、实验、练习，终于用自己的小手编出专业水准的。这样一来就方便了很多，出发时穿上一双再带上一双备用。只是，持续的走远路，穿草鞋很容易被摸出水泡甚至是血泡。

再后来，爸爸不知从哪讨来一大块车胎，用它给儿子做了双胶底鞋，是一种改良型的“草鞋”，构造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这里用车胎替代了草绳编织成的鞋底。上面连接的都是布料，不再有草。这就是他所见到的胶鞋，比在汉口去买的胶鞋耐用的多。

妈妈又用剩下的车胎做鞋底，精心的做了双橡胶底的布鞋，差别就在上面覆盖的面积，布鞋实实在在的盖住了所有的脚趾头。这样一来，即使路上有些雨水，也不会对鞋子造成太大的伤害。原装的布鞋，遇水就会被打湿。在汉口那阵，他打湿的布鞋，放在大舅家的火炉旁边烤干，结果，新布鞋被烧穿好几个洞，他因此伤感了好几天。

看在眼里的大舅妈，对着她自己的儿女们说：你看看人家博儿，知道心疼妈妈。哪像你们这样没心没肝的家伙。她的意思是，博儿的伤心不是鞋子，而是因为鞋子是妈妈费了很多心思和心血的结果。

有了胶底鞋之后，他来来去去开心、容易的多。五十里地，对于他这个曾经走过二百五十里“长征”的战士，算不了什么。在十一岁时，他曾经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只允许年满十二岁的初二学生参加的野练，跟着比自己大几岁的学哥们。三天时间，他们来来回回的走了五百里，从家乡走到红安七里坪，听红军团长老爷爷做报告，在学校教室的课桌上睡觉。他是班上年岁较小的，并且长的极为瘦弱，是长期营养不良的结果。学校原本不让他去，可他坚持要改造自己。妈妈也配合，为他做了一双新鞋。来去一趟，回来时，鞋子前后两个大窟窿，活生生的被磨穿。

当时，他邀请刘鸿志和他一起去，初一只有自己一个人，想有个伴。鸿志说，那么远，很累的，走不来。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他。秀秀就更不用问了，原本也没有一个女生参加。即使有，胆小怕事的她也不敢。

就是因为有了那次经历，五十里地对他真的算不了什么。最大的问题不是长度，而是水库和山坳，很多时候，一个人走在阴森森、安静过度的水库边，突然跳起的鱼儿，或者突然集群冲来的鱼队，都会让他吓的心怦怦跳，好一会儿才能平静。他害怕，那些鱼儿会冲出水面，向他袭来，就像电影里看到的水雷。走在山坳和山坡上时，满眼望去看不见一个人，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夜色茫茫之中，若明若暗的萤火虫，看上去像鬼火，他又担心，那会不会就是鬼。

这种事他不会给妈妈讲，不想让她觉得自己不是个男子汉。虽然妈妈从来没有说过。长征那次，学校规定必须年满十二周岁，他坚持说自己的岁数差不多。再说，自己长的比很多人高不少。他没有意识到，高度不能说明一切。

当然，后来饿极了，偷吃人家地里的红薯一事，也不会对妈妈讲。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还被地的主人，小哥追着到处跑，威胁着要打死他。他跑的快，自己没事，妈妈却被吓个半死，害怕儿子真的被人打死。在乡下，人被打死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很多时候结果还是不了了之。通常，敢放手打人的，都是有背景和权势的。人治是天。

十月份时四人帮的倒台，原本是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国家事件，可是，他却从邓老师眼里看出了巨大变化。从主席去世开始，老师脸上明显多了不少的开心，校长对他的态度也变的更加尊重。此后，邓老师开始整天乐呵呵，满脸抑制不住的喜悦。走路时，还会时不时的吹着口哨，唱着小调，一下子像年轻了很多岁。

有天走在平房前面的土路上，他对相遇的薛立博说：孩子，你的愿望快实现了。

说的博儿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但有一点他能感觉出：校长对于农活的催促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用心、积极。大家伙在私底下说，这个农场可能要撤掉，学生应该回学校上课、学习。原先早上六点钟就得起床准备出工的作息，变的可有可无。

有一天，有线广播里的新闻传来：1975年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张铁生，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张铁生一度是山哥心中的英雄，山哥则是他心中的英雄。

就是那个周末，博儿一口气走了五十里，中间没在外公家歇脚，连舅舅的家门都没进。渴了就喝几口水库的水，饿了就啃几口从田里偷来的一个不到二两的生红薯，他五十里山路唯一的口粮。走到山卡时他实在走不动，水解决不了饥饿。他在树荫下歇息了好一阵，才攒足力气向山下走去，身子有点摇摇晃晃，不平衡。

回家后，他坚决的要求母亲再带他去学校说说，让他能回到昔日的小伙伴中间。

迟了近一个月，原先一起读初中的小伙伴都全部进入高中，他们中还有个地主，自己才是富农！博儿觉得，机会应该是已经到了。他还没有意识到，鸿志的成分居然那么的复杂。

才三十几岁的爸爸胆子小，被无休无止的吓唬和批斗搞怕了。家里出头露面的事情，只好靠母亲，再者，母亲的娘家也只是中农，还算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应该依靠的一员。贫下中农对贫下中农还是应该有感情的，她相信老人家的教导，他也是。

胆子也不大的母亲，为了儿子，答应再去说，星期一就去。

博儿想呆在家里，等星期一和母亲一起去。再说，初中时教过他的，有几个老师还被调到高中，将成为高中老师，化学老师就是其中之一。数学老师已被调走回到县师范，恢复原职。

拗不过母亲的坚持，星期天下午，他还是依依不舍的离开家乡的小山村，迈步走向五十里之外，山那边的那个山顶上的农场，他的劳改队。

这一次，母亲还是未能获得他想要的结果。母亲手里也没有校长说的转学证。

第二个周末，他被破例的允许周一晚上归校，以便有个周一上午和母亲去高中继续游说，想办法转学回去。这一次，他带来了邓老师帮忙办好的转学证。那天，邓老师看着站在门边发呆的博儿，问了好一会，他才说出实情。邓老师听后安慰他说：不用担心，我来给你弄。不就是个转学证，也没有说必须校长同意的。

那个星期一，他跟着妈妈再次来到了中学办公室，再次找到校长，还带去了一盒烟，是妈妈用好几个鸡蛋换来的。校长用余光看了看母亲手里的那盒烟，再看了看这如同叫花子般的母子俩，没有正眼看就直接拒绝了。原本坐在办公室读着报纸的校长，见母子俩进来，立马起身说还有要事，就离开办公室走了，并且用身子将他俩推到门外的走廊，自己随即锁好门。丢下两个人，站在那里发呆。

校长办公室设在一个巨大办公室隔墙旁的一个小间。隔壁向里走是若干类似的小间，后来知道是老师们的宿舍。每个小间之间只有一丈来高的土墙相隔，上面都是空的。房内的窃窃私语，用心的隔壁邻居，也能听的真切。校长办公室外面的大办公室，是学校唯一的老师办公室，所有老师都在里有张桌子，算是办公的地方。

站在宿舍走廊口子，面对巨大办公室的母子，顿时不知该怎么办。尴尬、羞耻、愤慨、不满、绝望、失落，十三岁的博儿不知道该用哪些词语，来描述此时此刻的心情。

他拉着依然在发呆的母亲的手，向办公室外走去，他觉得那段路好长好长。离开办公室，一脸沮丧的母子，在横切的走道上碰到邻村的堂哥。这个建筑从这里被切成两半，横切的走道很宽，墙上有巨大的黑板。建筑的另外一边，办公室对个，是更多的老师宿舍。

临近村子的堂哥也在这里教书。堂哥让他们找正站在外面抽烟的矮个子黑脸，易老师！他说，那是校长的克星。听明白意思的易老师说：没问题，下次带着介绍信，直接来上课。

母亲将带来的香烟递给易老师，老师推辞。母亲说，咋们家也没有人抽烟。最终，易老师也没说什么，将烟拿在手里，走了，脸上也没有颜色变化。

估计谁都不会想到，随后两年，走廊的黑板上，在各项学习考试比赛的名单上，排在第一的，往往都是他博儿的名字。三年后，公社高考第一名也是他。

后来才知道，当天去的不是时候，校长一脸的黑乎乎，就是被易老师气出来的。头天晚上，校长觉得学校没有人，易老师应该已经回家住，他家就在一里路外的易家村。半夜时分，就在他和柳老师正在行风雨之欢时，易老师从墙头跳入，直接掀开被窝，露出两具赤裸裸的身体。

那天，大办公室里也没有几个老师，在的都默默无语，像不存在。整个气氛压抑，紧张。走进去之前，他刚好看见易老师气呼呼的走出来，走到建筑物外，骂骂咧咧，慢吞吞走远。易老师看上去黝黑的皮肤和脸蛋，短小精悍，像个习武之人，更像是个庄稼汉，就是不像是老师。

校长则不同，矮小的他，细皮嫩肉，白腻的肌肤，像个小白脸。和宋校长有几分相像，至少在皮肤的细腻光滑上。柳老师是这里唯一讲武汉话的人，她教英语，博儿来的时候还派不上用场，她就教教音乐、唱歌。在一群黝黑，粗糙皮肤的汉子中间，她是唯一的女性，她和校长两个是唯一的白面书生，也是唯一的城里人。她有个农民老公，校长的妻子在县城医院当医生。她和老公井水不犯河水，婚姻也早已名存实亡。他们之间的绯闻早已不是秘密的秘密，只是没有人像易老师如此这般的喜欢较真。不久之后，两个人都被调走。

到了学校之后博儿才知道，鸿志在九月九日主席去世的那个早上八点，在自家后院竹林深处的一棵槐树上上吊自杀。据说，原因就是因为不让他读书。鸿志的青春就此永远定格在十五岁。博儿知道更多的关于鸿志家庭背景还是很多年后。鸿志的母亲在他很小时就因父亲的政治立场问题被迫离婚，远走他乡。随后，他和带着病体的父亲一起被下放到爷爷的家乡，这里已经没有一个自己认识的亲戚，自然也不可能获得丝毫的来自血缘关系上的照顾。就在鸿志死后不久，安葬了儿子的父亲，也喝敌敌畏自杀。他们被送回乡下时，父亲已经被折磨得疾病缠身，经常咳嗽时不时的还吐血。缺医少药外加长期的营养不良和高强度体力劳动，让他的父亲变的更加弱不禁风。好几次，他干活时倒在水利工地上，被人扶到一边休息一会儿，再继续接着干。

他父亲死后被定罪为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死有余辜。乡亲们还是低调的将他用门板钉成的棺材掩埋。他们住的地方，随后成为村子里的牛栏。第二年初夏时一场大雨，住在里面的一头刚出生不久的小牛羔，被倒塌的屋顶压死。村里人开始谈论两个鬼魂的游荡和报复，对让他们断子绝孙的那些人的惩罚。

1976年的中国，多灾多难，经历了太多的变故。文革进入第十年，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不满，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借着悼念周恩来，发动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周恩来已经在1月8日逝世。高峰时聚集的悼念人群高达两百万之众。

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的数万名悼念着，被武力驱赶，许多悼念着受伤甚至是死亡，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邓小平的政治势力就此被四人帮击败，邓小平自己也失去中央领导权，被属于中间派的华国锋取代。随后，对邓小平的政治批判在全国范围升级。

7月6日，共产党最重要的军事领导人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员和财产损失巨大。国家出于面子的考虑，拒绝来自国际上的援助，使得伤亡和损失加重。9月9日，长期的国家最高权力拥有者毛泽东逝世。一时不适应的全国人民，沉浸在对自己心目中最伟大，最正确，最光荣的领袖，最应该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的离开不解和悲痛。

一时之间，中国出现权力真空，中央不同派别间的权力斗争就此更加激烈的展开，你死我活，不择手段。四人帮甚至在上海等地积极准备可能的武装对抗，一场内乱可能开始。

10月6日晚，名义上拥有最高权力的华国锋，在几位老帅的帮助下，抓捕了邓小平的反对派四人帮的势力。权力短暂的得以安稳。博儿的逃离劳改，发生在十月底，那时中央正斗的不亦乐乎，基层看到的则是反复无常的快速政治气氛变化，难以适从。而文革的正式结束，还是1977年8月的事，来自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政府的最高权力被邓小平拿走。

四十二年之后的初春，通过微信视频，在美国的博儿提起这段经历，弟弟说，昨天还看见易老师在街上转悠。哥哥博儿说：能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养老是福。帮我买点水果上门问候声，十年前回国时老师去了外地，下一次回国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老人家，他该有八十吧。

那段岁月，那个转折，改变的不仅仅只有博儿的命运，甚至不仅仅只是中国的。

很多年过去了，他在自问：命运的改变，是应该感谢党的好政策，还是？